还在济南老家的时候，就知道北京有一个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了。可已经呆在北京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三里屯在哪。
当然，如果不过分挑剔，济南也是有几家酒吧可去的。象曼陀铃、聚光灯、窄门，但这些酒吧几乎都和我一样忍受着已经苏醒的寂寞：当酒吧班驳的墙壁上爬满了坐台小姐的艺名时，情调绝对不是济南人的品格。而酒吧里的歌手也一忽儿掀起《一块红布》，一忽儿抬出《大花轿》，漫卷随心地在愚弄与反愚弄之间游戏，即便如此，酒吧的老板们还是眼看着人们溜进一个又一个暧昧的恋歌房和蛊惑的夜总会，这导致一个远比寂寞更可怕的字眼：贫困。于是，在似乎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济南的酒吧与时尚接轨了。与此有力的，听说曼陀铃酒吧拆除了还有点别致的墙饰，搞起网吧了，这是老板张敏的自由，但对于我，当环境无可改变时，也许只有离开，就象聚光灯的歌手阿莲（单看这名字，你就能想见济南无所不在的媚俗）所唱的，“象一支受伤的麻雀。”
一个春日的黄昏。我在圆明园靠近福海的边缘，幸福地落脚了。当时，真想朗诵一段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个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不久，就有先搬进来的好事者煞有介事地告诉我，“这里可有名了，是以前的画家村，方立均这一代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但狂泻的激情显然掩饰不了现状的苍白：就象圆明园甚至没有给后人保存下几片可以凭吊的瓦砾一样，画家村以前的另类和前卫，也并没有给后来者留下一丁点可以想见的遗韵：如今，这里的房客大都是中关村卖电脑的，整天不厌其烦地叫嚷，“我要清除内存。”
终于有一天，一个还留守在济南的女孩打来电话：“去过三里屯了？”这时候，我才想起一个并不遥远的事实：已经呆在北京了，却离三里屯越来越远了，其间的距离绝对只有money可以测量。其实，我早就该想到的：酒吧只是给了我一个流浪的理由，却从不让我停留。终于，我承认了自己从来的边缘身份，并且有了一个阿Q似的理由：就象《格调》作者所说的，这些有闲者炮制的自以为是的“格调”，其实不过是一群自恋者的精制的“恶俗“和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