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成都几天了。在老家的妈妈，每晚都会在8点准时连通视频，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说：“这二十多天，我已经习惯了每晚看到你和你说一会儿话，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还能不能再这样和你们呆在一起？”她十年前身上查出癌细胞，所以偶尔会小小地问一下这个问题。

    我只有赦然安慰她，说：“您好好活着吧，只要您在，我们就有家可回。”这时的我，没敢跟她说你年过五旬的儿子，已是另一个家的顶梁柱，还有人也需要将他当成归处。这也是我必须离开的原因。

    我的老家什邡，在大疫来临之时一直是零确诊，甚至连疑似都没有。这使得宅在家中的我，每晚可以乘着夜色，偷偷潜回父母家中，陪他们坐上一回，与他们一边做着家务，一面看看电视，或拿个按摩锤，一会给她们敲，一会被他们敲。临走时，看老妈从仓库一样的房间里变戏法一般拿出几包汤圆或一瓶酱油，要不就是玉米面或青菜，塞到我手中，一副惟恐我饥到或冷到的样子。

    一种彼此都体会到被“需要”的幸福，在寒冷而令人恐慌的新冠时期的春夜，在母子心里和眼里，都暖乎乎的。

    从1987年离家外出打工，辗转在外已漂了三十多年。早年，为贪几个加班费，每年春节都替人代班，基本没回家过过年。后来日子稍微轻松点，每年回家，呆的上限也至多是七八天——每年除夕回，初七走，风雨不改。直至今年特殊情况，在家中多呆了十多天，与父母和亲人，也多了些接触，发现了许多以往并不知晓的东西，也让他们对我，多了几分了解。

    闲聊中，知道父亲某天某夜里咳嗽晕厥母亲不知道该打120还是我的电话；知道母亲在家里的主要休闲方式是纳袜垫，她说这样可以防老年痴呆；我也因此知道我们全家收到的一叠叠图案鲜艳的鞋垫，是母亲的老年时光和点滴寂寞。医生说父亲的骨质疏松得像爆米花，还有他逞强推摩托把自己推进医院的事，都是在老两口的小斗嘴中暴露出来的。另有许多我一直困惑甚至沮丧的事，比如父亲为什么从不给我打电话——他觉得我太忙，不想给我再添乱有时。他甚至以相同的理由，制止母亲。

    很难得的，父亲还与我聊起了年轻时的事，那时他在成都上班，每周骑一百多里回家，悄悄带上老家的叶菸或什么土特产，或甚至与弟兄们一起下河捞点鱼换钱。我也给他讲了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同时打三份工的情况，那时，我们俩不是父子，而是两个历尽生活艰难的老男人，老兄弟。

    老实说，对于父母的家，当年我是渴望逃离的。我领人生第一笔工资时，就用其中的一半，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并发自内心地体验到梦想已久的自由，殊不知，那份“自由”是以父母的牵挂和飞上青天才发现自己无依无靠的感觉为代价。

    有首老歌：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那是我童年快乐的地方，那是后来我逃离的地方，也是我眼泪挥去的方向。

      妈妈在，我们就还有归处。

      这就是我这个漫长假期的感悟，全因冠状君而起，但我绝不感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