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新闻工作多年，我不敢说自己没有做过假新闻，这就如同一条鱼不敢自吹说自己从来没有吸过水一样。但真正出于主动和自愿的，却只有一次，而仅有的这一次，足以令我内疚并自责一生。
　　那是多年前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在一家刚创刊不久的报纸当记者，因为年逾三十才丢掉老家比较安稳舒适的工作环境出来打拼，所面对的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人和事，颇有些半路出家的味道，一切都摸不着头脑而又必须尽快摸着头脑进入角色，这是个既苦涩又有趣的过程。为了适应计件式的打分制度，我骑着一架烂自行车奔忙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找线索、采访、发稿，每天流的汗以茶杯计，直至跑出尿路结石来。即便这样，我也没想过偷工减料或投机取巧地去编几条假新闻来凑数，因为我明白那种做法不过是把观音土用来蒸馒头充饥，开端很轻松，但结局却会很痛苦。我对新闻的这点基本操守的坚持，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追求，而是因为恐惧。
　　我一直小心地用这种恐惧，维护着不做假新闻的底线，虽然其间也出现过不能抗拒的非自然因素产生的片面报道，但我始终以此为耻，并时时告诉自己：这是错的！决不能主动去做！
　　至少在遇到我一位老乡介绍的那位中江男人之前，我是这么想的。
　　那个中江男人姓黄，他的儿子生了一种对穷人来说极端奢侈的病，这种病不是绝症，通过移植干细胞就有康复的希望，可恨的是，这希望必须用巨量的钱去换，但这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老乡介绍他来找我，是希望我能通过报道向社会呼吁一下，为他捐点款。他们一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所有能卖的都卖了，连不能卖的肾也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老黄说，5岁的儿子是他活着的惟一希望，现在，他仿佛被人绑了票，但绑匪们很残忍地给了他一点点希望。我问了他的情况，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可以报道的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听了一个小时，他和家人身上基本上没有可以用来报道的“料”——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平平静静的夫妻生活，见惯不惊的常见病，平淡无奇的父子关系。没有奇异情节和复杂人际关系，没有传奇的人物背景和特殊的事件发生时机。没有惯常都市报新闻需要的一切元素，用一句残忍的话讲，便是病得没有新闻性。即便我对他有强烈的同情，但这同情显然不足以打动领导和编辑们。毕竟，新闻媒体与慈善机构在功能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又费了半个小时向他解释自己不能帮助他的原因。这时，他从口袋里拉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无论如何要请我吃饭，并希望我一定要帮帮他，这等于救了几条人命。
　　这时，我的头像被人砸了一榔头般昏昏沉沉，而介绍他来的老乡，先前也在媒体干过，也从旁敲边鼓说：没有新闻性，可以找嘛。老黄什么事都可以配合，都可以配合！
　　为了让我听明白他着重加强这部分话语的含义，还特别举了几个例子：某某报纸报道患尿毒症的乡村教师请求安乐死的报道，其实就是一篇请求捐助的报道；某报前些日子登的孕妇要卖身救夫的新闻，其实也引来了一笔不小的救命钱；而某电视台播的绝症少年替母亲还债的新闻，其实也是一个募捐新闻。这些操作手法，未必你不会？
　　他列举的报道，确实是我所在这座城市里隔三岔五就能看到的。和大多数新闻样式一样，最初出来的时候，都能引起一定反响，但久去久来，用得太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这一点，我能懂，主任未必就不懂。
　　老乡和老黄还在用殷切的眼光盯着我。这种眼神，没有面对过的人是没法体会的，它足以摧毁人心中的任何坚持。最终，我妥协了，决定帮他做一个有“新闻性”的报道。
　　我们像编电视剧一样，设计了一个与以往那些募捐报道完全不同的故事：让老黄牺牲自己的形象，去演一个带上儿子救命钱，丢下妻子和重病娃娃离家出走的坏爸爸。老黄说，为儿子，他去死都可以！这显然没有死那么凶，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此后的故事，就像惯常许多新闻中看到的那样，妻子找记者报料，请记者帮忙寻找卷款逃跑的父亲，顺带报出儿子的病情，报纸和电视同时报道了母子凄切的呼唤；接下来，各家媒体跟进，搜索坏爸爸老黄；与此同时，报道第一例来医院捐款的好心人；接下来，有人报料称在某酒店或麻将馆见过老黄；同步，又有一些需要宣传的医疗机构介入；大家在义愤填膺声讨老黄的同时，都开始解囊帮助他的儿子……
　　追踪报道一直进行到老黄的儿子手术成功，老黄浪子回头来看儿子，流下悔恨的泪水。其实这些天，他一直躲在我为他找的小旅馆，对着电视又笑又哭，又哭又笑。那天，他们父子相拥时，我从他眼中看出的，分明是比悔恨或喜悦更复杂得多的泪光。
　　这组报道虽然很感人，也帮助了老黄，但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假新闻，是以牺牲一个善良父亲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这是多年来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我曾无数次设想过，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既能帮助他，又不伤害他？但最终得出的结果并不明确。
　　但愿老黄在多年之后，不会恨我。愿天下所有像老黄一样的父亲，不再靠这种令人齿冷的方式，得到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