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大学生毕业故事：在爱情的天平上，最重的砝码是分配去向。
　　讲述人：陈建欣，女，1980年毕业于重庆某师范大学，现为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虽然我是1980年毕业的，但我应该算是70年代的大学生。此前的1970年至1977年，长达7年取消了高考，致使很多人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当时大学也招生，只是全由单位推荐入学，基本上是在职轮训的性质，学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学成之后也基本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多年没举行高考，很多学生堆在了一起，参考的场面极其壮观。考场里，考生年纪相差极为悬殊。有在边疆当知青多年，满面风霜遗痕的中年人；有刚高中毕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在这一届，师生同考的，兄妹同考的，不乏其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冲向独木桥——桥那边意味着城市户口；意味着毕业之后每月54元的高工资；意味着从此不再回到那鬼都不生蛋的乡下去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参加高考的动机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四川彭县（今彭州）乡下当知青，我做梦都想离开那个呆了近6年的地方。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近乎于疯狂的复习终于取得了好的结果，像一个奇迹般地进入到师范大学去学习。我们一个大班有九十多人，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十岁。
　　三年大学生活过得很快，我们像是刚从灾区出来的饥民，疯狂地扑向能找到的书籍，拼命地把上面的知识填进自己的脑袋，惟恐某一天政策有变，我们又回到乡下去了，读书成了一枕黄梁梦。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和同学们都拼命读书拼命学习，根本没精力和时间想别的事。当然，也有同学忙里偷闲会想想感情方面的事，二十多岁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太过火，也就不会有太多人注意。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为上了大学想抛弃老家的女朋友，那女孩来学校闹，差点被开除了。
　　我毕业那年已经26岁，算是大龄女青年了。父母早已担心得跟家里放了个手榴弹似的，随时都在想着把我嫁出去。对这事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我虽然大龄了，但样子自认为还是可以，而且马上就会有大学文凭和收入不错的工作到手，我一点都不担心。况且，同班同学中，明里暗里向我献殷勤的男生还不少。在这些人中，以老孟和小陈最为明显。
　　老孟是重庆本地人，是从部队考进大学的，他在班上年龄最大，常常以老大哥自居。老大哥质朴老实，憨厚有余而灵性不足，对谁好就只知道悄悄送人吃的，班上的女生们常常开玩笑说：谁要是被老孟看上了，不被他喂成个大胖子才怪呢。
　　很不幸，在大学的三年时间中，我就成了这个人。老孟总能找来许多好吃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送给我。
　　小陈来自云南的一个农场，他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弹得一手好吉他，每有聚会，都能轻易成中心人物。他身上具有那个时代青年女性最喜爱的元素，像当时电影里专演英雄人物的艺术家王心刚。班上有很多女孩都在暗暗喜欢他。但他却时常没事找事地来找我，借书还书，或找点别的一看就破的理由。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老孟与小陈对我的爱慕。平心而论，我内心是喜欢小陈的，因为小陈是许多女孩都喜欢的那种俊朗而干净的才子。他身上有一种让人想就脸红耳热的东西。而老孟则恰好相反，他身上的朴实与善良，虽然是当时比较被认同的品质。但同时，他的不修边幅和木讷，却又是许多女孩发自内心不喜欢的。
　　在小陈与老孟之间，我不止一次地权衡过。我想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前，至少要给自己和父母一个交代。我思来想去，心里的天平还是偏向小陈一方。随着这种偏向的进一步加大，我与小陈的交往越来越多起来。而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对小陈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在决定与小陈进一步交往之前，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父母没问别的，只问了对方的分配去向之后，连连摇头说：这不成！你难道还想到农场去呆几年？
　　这句话对我的爱情和命运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陈的所有优点，都被他可能会分配到偏远地区去的分配去向彻底击碎。你可以笑我现实甚至世故，但我觉得绝对是情有可原的，与爱情相比，生存的艰辛是我们这代大学生看得更重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大明星在当知青的时候曾无限感慨地发愿：谁要是帮我背完这堆柴，然后为我煮顿饭，我就嫁给他。
　　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明白那种无奈与痛苦。
　　后来，我接受了老孟的爱情，分配到了重庆。小陈果如所料，回到了云南，在送他上车时，他依依不舍的眼神和车开时背过身去擦眼泪的影像像一颗钉子，深深插入我的脑海。
　　这是1980年夏天发生的故事。这也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发生的故事。我以爱情以外的原因，选择了婚姻。二十多年来，老孟对我一直很好。但对他，我却一直没有特别爱的感觉，表面看，好像是多年老夫妻，爱情变亲情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一切，与26年前大学毕业时那个选择有关，这是骗不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