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根儿就没想过我的第一个电影是这样开始的。我只能归结为老天的安排。

《东京审判》的接拍纯属阴差阳错，就是说，我是在没有任何预谋的情况下仓促接招，只能见招拆招。

应该说，拆的还不算太丢人，虽然有那么多的遗憾。

我也只能说，我把片子做完了，虽然其中种种黑暗足以写一本惊心动魄的畅销书。

这里发生的种种变故让我叹为观止，其精彩离奇程度早已超过了我在公安部时采访过的任何特大案件。除了没有死人。但目前我还不想细说。

我只能说，这是老天对我的厚爱。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天制片人跟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导演，明天我不拿着六十万现金送到剧组，就再也不见你了。

果然，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两个投资商要疯了，每天口口声声要跳楼，终于我没有抵住二人的厮磨，答应接手后面的资金来源。当时我还自以为是地说了句自以为聪明的冒泡的至理名言：我可以解衣以活人，但做不到舍己救人。

2005年夏天，出奇的热。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

拍完之后，扭头就走。

我做到了。

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北影摄影棚，我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掉头就走。

出了摄影棚，苏新，老岳和会计等在外面。

他们刚刚从银行取来我向朋友借的现金，我叮嘱苏新和老岳按照制片主任昨天晚上拟好的单子给大家发酬金，然后就上了汽车。

这一刻，我的眼泪才掉了下来。

如此艰难绝伦的拍摄过程，我一直像个傻逼似的撑着，只有两次差点掉下眼泪。

一次是朱孝天知道后面的资金全是我借来的时，跑到我跟前说，导演都借钱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感动的差点流泪。

这时，几个港台演员已经超期十几天了，并且按照合同应该付的酬金一直没拿到，他们相信我不会欠他们钱，或者他们宁可相信。

因为我接手片子后曾给剧组开会说，以前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打工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天下最傻逼的制片人了，也就是说，我是四大傻之一了――炒房炒成了房东。我只能保证剧组跟我干到最后的任何人，我都按照以前的合同把钱发给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立马滚蛋，我决不挽留半句，无论是谁。

我还说，今天说的，都是我能做到的；做不到的，一句话都不说。

以前与我合作过的人相信，比如美工杨浩宇，化妆刘红曼；没合作过的不相信，尤其是那几个所谓的专业电影人；也有人将信将疑。

并且我说我只能保证在大家离开剧组的那天拿到，提前一天都不行。

好像有点耍流氓的味道。

其实这是个操作技巧。

在十几天内我要解决几百万现金，只能向朋友开口，但这年头谁会轻易把钱拿出来借人呢？我只能给他们说，到停机那天你再不借给我钱，我就疯掉了，朋友鉴于我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只能是拔刀插自己的肋骨。

最后的情况果然如此，在停机的前一晚上，朋友答应借钱给我。

第二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时，又是台湾省演员朱孝天，他在发言时说我眼见了这个电影的艰难，也眼见了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导演的艰辛和无奈。

要知道，在这种人人疑心疑鬼的时候，有人如此说法，我这颗贱嘀嘀的心难免不一热，眼泪又差点掉了下来，但我忍住了。

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莽汉如果当众掉泪，简直难堪的不如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晚上我把周晓欧郭涛朱宏佳等一大群人招呼来吃饭。

他们都在电影里友情客串了角色，我一分钱也没给他们。我得感谢一下。

这是一群真心对我的兄弟。

吃完饭，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苏新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已经把按照合同该付的钱已经全部交给了剧组会计，由苏新监督执行。

这个电影，无论是谁，我没有欠一分钱。我答应的，全部做到了。

然后我关掉了手机，睡觉。

第二天中午，我醒来，到工作室打CS和DOD。昏天黑地，不分昼夜，直打的差点口吐白沫，眼冒金星，一出门看什么都是旋转的，躺在床上耳边全是枪声。

如是，达十五天之久。

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能听到任何关于这个电影的任何信息。不管是谁，只要一提电影这两个字，我就象一只怀春的猫被踩了尾巴一样，心里号叫一声，心脏就像被人用玻璃划了一道。

椎心泣血这句话，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写照。

我不能怨任何人，我也不能躲，我揽起一切的原因仅仅因为剧组的演员，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我找来的。

我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情。我不是所谓的电影圈里的人，我只是个傻逼。

后来看到李碧华说，

［誓约］一说出口便开始为难自己的一句话。

绝妙之极！

还有两句话，一并抄录在此。

［勇敢］由三种力量驱使：（一）不小心。（二）虚荣。（三）没有后退之路。

［乐观］相信因果报应，天理循环，所有反派都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