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名家杏林耕耘录——孔令诩

整理 徐世杰

一、名家简介

孔令诩（1939～2015），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养生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孔伯华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分册编委，气功养生分支学科副主编、主编，北京市政协第八、九届委员等，是第二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人员师带徒导师。

二、治学之路

孔令诩教授1939年10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祖籍山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同年服从分配至吉林省中医药研究院从事临床工作，在长春临诊治学二十一载。因学识出众，于1985年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担任养生研究室主任。临床实践的同时，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孔令诩教授秉承家学，承祖父孔伯华先生、父亲孔祥琳先生及孔氏医学传人的教诲，又博采众长，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在治疗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先生一生秉承“低调为学，踏实治病”的理念，“止于至善”的精神追求，以卓著的疗效享誉杏林。

孔令诩教授于2015年1月20日上午9时因病与世长辞。

 

三、学术思想与经验

    （一）神圣工巧 临诊入细最为先

孔令诩教授尝言：医之难，既在于技，技不精则治不验；更在于心，一心在于病人，方是真的医生。认证准确是确保中医疗效的关键和前提，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凡例》中便明确提出“识证”较“立法”、“用方”更加重要：“医道在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如法与方，只在平日看书多记，……至于识证须多参古圣先贤精义，由博返约，临证方能有卓然定见。若识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矣”。

孔令诩教授在认证时还反复强调四诊合参，不可偏颇。只有四诊合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求得认证准确，并常以经文为训：“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参合而行之，可以为上工。”(《素问·脉要精微论》)

1. 微妙要脉 不可不察

脉诊，古人虽然有数种方法，但只有寸口诊法沿用至今且被临床广泛应用。寸口又分寸关尺三个部位，分主不同的脏腑，大致为：左寸主心与膻中，左关主肝胆与膈，左尺主肾与小腹，右寸主肺与胸中，右关主脾胃，右尺主肾与小腹（偏于命门）。总的原则是上（寸）以候上，中（关）以候中，下（尺）以候下。《难经·十八难》：“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既然寸关尺三部分主不同的脏腑，临证诊脉务需三部细致比较(《素问·脉要精微论》)，如此，方可提高对疾病的辨证水平，临床疗效也自然会随之提高。

掌握寸关尺三部脉的细微区别，有利于提高对疾病诊断的准确性，这是众多医家的共识，如名老中医邢锡波说：“如右关脉独沉，知胃有宿疾；若右关脉沉滑，为食热壅滞；如右关脉现沉弦，为肝气犯胃；若右关脉独沉涩，为脾胃虚寒；若脉偏沉，惟右寸浮大，为风热犯肺；若右尺浮滑，为湿热下注，或风火下犯膀胱，可有尿急、尿频、淋血等症。”①刘树农教授则认为细辨六部脉象，分辨脏腑病变的可靠性可达到70％。②但是，现实情况却是令人非常痛惜的，目前中医临床诊病鲜有三部脉细致分候者，大多数仅是大致候出是哪种脉为主，如有人统计了1991-1993年的《新中医》和1995-1997年的《中医杂志》，其中刊登的四诊记录俱全的典型病例约3000例，脉象细分到寸关尺的竟然不足3％。③孔令诩教授临诊，必左右手三部脉细心揣摩，用心体察，如此，方能认证明确，疗效自然也就不凡。孔令诩教授常常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脉诊，一方面不可故弄玄虚，如有的江湖游医云：“单靠脉诊即可诊断出人体具体哪个部位长了肿瘤、结石、囊肿等”，若果真如此，ＣＴ、核磁等先进的检查手段还有何用？另一方面，“脉理精微，其体难辨”，王叔和云脉诊“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说明脉诊的难度和不易掌握，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临诊细心揣摩体会，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便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 辨舌质可辨五脏之虚实 视舌苔可现六淫之浅深

古人曾有“伤寒重脉，温病重舌”之说，尽管孔令诩教授在脉学上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地步，但他认为，必须舌脉并重，不可偏颇，只有详求细索，方能认证准确，据证论方，才觉心中踏实。

虽然中医素有“心开窍于舌”之说（一般舌体的病变多从心论治），但舌并非独为心窍，与五脏均有直接的联系，五脏的生理病理变化均可从舌象上反映出来。根据舌上不同部位的变化，可知内脏的病变，其划分方法大体分为舌尖、舌中、舌根、舌旁四部分。舌尖部位反映上焦心、肺的病变；舌中部位反映中焦脾胃的病变；舌根部位反映下焦肾的病变；舌旁部位反映肝胆的病变。清代江笔花在其《笔花医镜·望舌色》中云：“凡病俱见于舌，能辨其色，证显自然。舌尖主心，舌中主脾胃，舌边主肝胆，舌根主肾。”

正是由于舌体的不同部位分主不同的脏腑，舌体的前中后三部，分别代表人体的上中下三焦，所以，在察舌时尤其要仔细观察舌体三部分的差别。以养阴为例，众所周知，裂纹舌乃由阴液亏损，不能荣润舌面所致，但从分部察舌来看，舌前部有裂纹代表上焦津液亏损，中部有裂纹则说明胃液不足，后部（舌根部）有裂纹则说明阴虚较重，乃是肾精不足或肝肾阴虚的表现。对于裂纹舌，孔令诩教授有两点看法：其一，尽管肝属中焦，但舌体中部有裂纹并不代表肝血亏虚，因肝肾同源，精血同源，舌根部有裂纹方是肝肾阴虚的表现。其二，在治疗上，上中焦阴液亏虚的治疗并无明显差异，均可选用沙参、麦冬、天冬、玉竹、花粉之类以甘寒生津。下焦阴亏，多选用生地、白芍、山萸肉、枸杞子、女贞子等填精之品，甚则选用龟板、鳖甲类味重之品以直入下焦，所谓“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另外，对于舌苔比较干净者，孔令诩教授常常询问患者早晨刷牙有无刻意刷刮舌苔，因为临床有时可见到如下情况：一是患者舌苔偏厚偏重，患者便有意在刷牙时刷刮舌苔；还有的患者无论舌苔厚重与否，长期形成了刷牙时刷刮舌苔的生活习惯。以上两种情况，均可以使患者舌苔变薄甚或舌光无苔。若医者不知有此种情况或忘记主动询问患者（患者未必能主动提起），则该舌象必为假象，诊断不准，疗效岂能令人满意？

3. 俞穴按诊 欲得而验之

俞穴是经络气血在身体表面聚集输注或通过的重点部位，也是五脏六腑之气所转输的地方，它可以通过经络的联系对机体内部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产生一定的反应。因此，通过按俞穴，了解俞穴的变化与反应，也可以作为诊察内脏疾病的依据之一。

《黄帝内经》早就有关于按俞穴方法的记载，《灵枢·背腧篇》曰：“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灵枢·九针十二原》又说:“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 如果背部俞穴按诊有明显的压痛或敏感反应，甚至摸到有结节状、条索状的反应物，说明其相应内脏有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因此可作为对内脏疾病的辅助诊断手段。

孔令诩教授在临床应用俞穴按诊时往往重视三点：①俞穴按诊尤其重要，因为俞穴在背部依次排列，易于探查，较易反映各个脏器的特异性情况；②在其他诊断方法如舌诊、脉诊病理变化情况等不是特别清楚时，俞穴按诊就显得更为重要；③幼儿就诊无论舌诊、脉诊清楚与否，应常配合俞穴按诊探查，因为小儿表述不清，问诊困难之故也。一女患，11岁，胃脘痛近一年，背部俞穴按诊膈俞穴有明显压痛。孔令诩教授认为“血会膈俞”，乃有瘀滞之象。故于理气、健脾、养胃之法外，须加清热祛瘀之品，数诊而愈。

4. 问诊务细 治病求因

孔令诩教授反复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确保辨证准确的前提。色脉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却是问诊。特别是病因，靠诊脉望舌是难以详细了解的，必须要依靠耐心而详细的问诊方能获得，正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所说：“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谓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牗，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数问其情”便要求问诊务细，若三言两语，迅即处方，可能有所不明，或者误辨，用药于是少数。医圣张仲景也极力反对那种“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的粗劣作风。

5. 能合色脉 可以万全

《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史介生在第一本总结舌诊的专书《敖氏伤寒金镜录·自序》中强调曰：“诊断之道，欲知其内者，当观乎其外，诊察于外者，斯知其内。盖有于内者，必形诸外，若不内外相参，而欲断其病势之逆顺，不可得也。故为医者，诚能察其精微之色，诊其微妙之脉，内外相参，则万举万全之功，可坐而致矣。此即《素问》所谓‘能合色脉，可以万全’之意也。然古人谓‘望而知之谓之神者’非只望其面色而已，凡舌苔、毛发、筋骨、齿甲之类，俱包括于望字之中，但望色不及于验舌。”

孔令诩教授对“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的诠释为：①不要跟着西医病名走，必以色脉等所见为辨证的主要依据，辨证是前提，是确保中医药疗效的关键，在证与病（西医的病）的关系上，必须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②不要跟着主诉走，不可舍舌脉而从症。不论是什么表现，不可拘于众多教科书上的证型分类，根据色脉等四诊所见辨证，“有是证即用是药”。根据主诉处方用药难免有先入为主之见，充其量为治标之法，而“有是证即用药”方是治本之法，这便是古人“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识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之意。当然，标本同治最为理想。③舌诊、脉诊与问诊的解释要吻合，尽量不可取舍。仍以细脉为例，若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苔厚腻，伴头晕乏力，胸脘痞闷，纳差，大便溏薄，则为湿盛；但同样是细脉，头晕乏力，若舌淡苔少，伴腰膝酸软，耳鸣寐差，五心烦热等，则为虚证。

（二）博采众长 门户之见不可有

1. 辨证灵活 不拘一格

孔令诩教授在临诊辨证时采用的辨证方法常变化不一，有时用三焦辨证，有时用卫气营血辨证，有时用六经辨证，有时用脏腑辨证，有时用经络辨证，更多的时候则是两种或多种辨证方法参合使用。

除以上几例脏腑辨证等医案以外，兹举经络辨证案一例：

患者王某某，女，32岁

初诊日期：2000年2月22日

主诉：右面颊部肿痛，经常发作半年余。

病史：右面颊部肿痛，按之益甚，时轻时重，牙龈亦常肿痛，用多种抗菌素效果均不佳。面部起黑斑、痒疹，近日又因感冒干咳。月经、二便均无明显异常。

望、闻、切诊：体型偏瘦，右面颊部可见肿起。

　舌象：舌体稍胖大，苔微黄。

　脉象：脉沉细。

辨证分析：面颊部为足阳明胃经循行之处，再参照其他症状、舌脉，从而确诊为阳明经热邪作祟。

诊断：无名肿毒。

治法：清解阳明经热

方药：白虎汤加减：

　　　生石膏 30g先下  知　母 10g  白芷 10g  夏枯草 15g

　　　浙　贝 15g      野菊花 10g  双花 15g   陈　皮 15g

　　　赤　芍 15g      花　粉 15g  丹皮 10g   制乳没各5g

　　　甲　珠 10g      甘　草 5g

上方共服14剂，面颊部不再肿痛，面部斑疹等也有明显减轻，后嘱以金银花、野菊花等花药泡茶方巩固疗效。

2. 方从法立 以法统方

孔令诩教授认为，在认证准确、确定治法的前提下，方药可以灵活多变，不必拘泥于古方经方之一成不变。社会在发展，病种在改变，每位患者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抱着“方证相应”说去对号入座，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关于这个问题，孔令诩教授认为徐灵胎早已论述的较为清楚。徐氏在《医学源流论》中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证皆合，更与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证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我们可以师历代医学大家之法，但却未必要拘泥其方。那么，按照这种思路的组方是否属于“有药无方”呢？徐灵胎云：“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也就是说，“有药无方”是指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各种药物的杂凑之方，对于有严格治法指导，遵循方剂组织原则或借鉴经典方剂，甚至含有数法之方，怎能称其为“有药无方”呢？与“有药无方”相比，孔令诩教授认为应特别注意“有方无药”的问题，即如徐灵胎所云“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方证相应”是自古存在的，是在辨证论治纯熟的基础上的高度概括，但必须认证准确，方证对应，丝丝入扣，中间必须有治法确定的重要环节，越过治法，直接以方对症甚至对病，不符合中医理法方药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属于“有方无药”的范畴。

3. 证有简繁 方有大小

临床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中医历来有“药专效宏”之说，但那是针对较为单纯的病情或“急则治其标”的情况而言的。而临床之中，更多的情况则是，同一位患者可以患两种以上的疾病，而证更是可以虚实夹杂，寒热互见，复杂的病情治疗有时须分先后，有时则宜兼顾。兼顾时多有所侧重，恰当的则症随药减，未当的则药而难效。务须用心揣摩，甚至不断调整，方可渐渐药病相符。有的医生常常对大方嗤之以鼻，认为方宜精简而不可太大，药味不可太多，岂不知证既有简繁，方当有大小。大方小方、药味多寡当随具体病情而定，《温病条辨》中就有“有制之师不畏多，无制之师少亦乱”之语。对于病情复杂需要数法同治的所谓“杂方”，清代·龙之章《蠢子医·杂货汤歌》特别强调说：“惟杂症则不然……岂知医道精良亦如此，药不杂兮不成方。但是药杂心不杂，总要病上去着忙。……盖病杂，故用药亦杂，要以脉理为准。”孔令诩教授治疗杂病，就常常采用数法同治的方法，治法杂，药物自然也杂，但只要认证准确，治法得当，杂而不乱，自然就会取得满意的疗效。

4. 筛选用药 务须细心

孔令诩教授除临诊入细，认证准确，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法以外，在具体用药上也往往是煞费苦心，尤其注意同类药的筛选，以消导之药为例：单纯消食常用焦三仙，有瘀血者宜用焦山楂，因为它既能“消食积”，又能“行瘀血”（《本草经疏》），对于久病之人也可用之，因为“久病入络”，往往可以伴有瘀血之形成。对于伴气郁，痰浊之人，则选用莱菔子，因为它消食除胀之力颇强，又能祛痰降逆止咳。对于儿童，常用鸡内金，因其消食之力较强，又能健胃，小儿脾虚积食，最为适宜；结石患者也首选内金，因其尚有化坚消石的作用。对于老年人或失眠患者，孔令诩教授常选用合欢皮，其除具有安神作用外，因其解郁之功而有宽肠胃之效。对于脾胃虚弱，常易外感之人，常选用葛根，因如李杲所云：“其气轻浮，鼓舞胃气上行，生津液，又解肌热，治脾胃虚弱泄泻之圣药也。”总之，孔令诩教授认为将中药单味药的每种作用烂熟于胸中，在同类药中仔细甄别筛选，将大大有利于临床疗效的提高。

5. 对湿证的认识颇有独到之处

（1）寒湿固有 热湿尤多

孔令诩教授认为：现代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每喜膏梁厚味，故湿邪患者在临床非常多见。湿邪蕴久，多从热化，故《温病条辨·加减木防几汤》条下汪案有“寒湿固有，热湿尤多”之语。温病大家叶香岩也强调无论患者体质如何，总是化热者居多，他在《外感温热篇》中强调说：“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孔令诩教授在治疗湿证患者时，如果没有明显的寒象，即使尚未化热，也多加以清热之药。待其化热而后清，则如渴而穿井，不亦晚乎？

（2）细脉并非皆主虚

脉细主虚，尤主阴虚，为习医者所尽知，然湿阻经络，脉也可见细象又有几人重视？其实，细脉主湿古人早有论述，李时珍《濒湖脉学》明云：“细脉萦萦血气衰，诸虚劳损七情乖；若非湿气侵腰肾，即是伤经汗泄来。”张路玉也云：“头痛，脉细而缓，为中湿”。细脉既能主虚，又能主湿（且非常常见），至于主虚抑或主湿，临床上应当结合其他表现综合分析，于细微处见功夫。

（3）湿证表现复杂多样

孔令诩教授认为，湿邪为病，表现最为复杂多样，且多有容易使人认证迷惑之处，除常见的眩晕、泄泻、腹胀、纳差等以外，另有口干、乏力、便秘等诸多容易误作他证之表现。孔令诩教授认为，湿证的表现主要是以脾胃为中心，如章虚谷所云“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然而，湿邪容易阻碍气机，

致阳气不达，故而变证百出。阳气不达四末，可致四逆；不达腹部，可致腹中发冷；不达阴部，男子可阳痿，女子则可宫寒不孕。湿邪阻于中焦，气机不得上达，脾津不得上输，故可口干；湿性重浊，湿过则清阳不升，故令肢体困顿乏力，且脾主肌肉，脾胃既然为湿邪所困，自然影响到其所主。《张氏医通》也有“身重多属于湿”之语。湿邪郁遏了气机，导致升降失常，气机下达不利，还可发生便秘。与虚秘、实秘、风秘、气秘、冷秘、热秘等相比，我们不妨可以称其为湿秘。总之，湿邪容易郁遏气机，自然可以变证百出。对于此类复杂之象，必须认证准确，针对病因而施以淡渗利湿、芳香化湿、苦温燥湿等祛湿之法，所谓“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利小便只是祛湿一法）是也。湿去则阳郁得解，阳气通达，不治湿而阳气自通，寒象可解，口干乏力可除，大便得通，如此等等。

（4）气化则湿亦化

《医方论》曰：“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湿证也是如此，无论是先气郁而发湿郁，还是因湿郁而影响到气机之调达，在治疗时均应首先理气，重视调达气机，“气化则湿热俱化”（《温病条辨》三加减正气散条下）。吴鞠通治疗“三焦湿郁”、“秽湿在里”之五个加减正气散中，均用了陈皮、厚朴等理气之品。孔令诩教授在治疗湿证时也是如此，不论是芳香化湿、清热利湿，还是苦温燥湿，均配以调达气机之品，以通宣三焦，如此则疗效更佳。

 

    （三）治调结合 养生理论贯始终

孔令诩教授从事中医养生理论研究多年，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之养生气功部分主编。从临床角度而言，孔令诩教授认为很多疾病不能单纯着眼于治疗，一是很多疾病特别是许多老年病、慢性病确实难以治愈，如百姓俗语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三分治，七分养”，治养结合，使其尽量保持在一种“阴平阳秘”的状态，方能徐徐收功。另外，疾病的治疗当本着中医“医者意也”之古训，综合性治疗往往较单纯药物疗法效果更加显著，而中医的食疗、动静结合、“以情胜情”、“脾胃为后天之本”等诸多养生观点其实均不失为一种治疗手段。

1. 视病情不同而选用不同剂型

市售有限的中成药品种远远不能满足中医临床应用的需要，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决定了要想取得满意的疗效，目前仍应以饮片配伍为佳。但限于种种原因，有时患者不能服用汤剂，而又没有较为合适的中成药可以选用，这种情况下，孔令诩教授认为，饮片配伍并不见得要使用汤剂，应当为患者选择一种较为合适的剂型，照方加工。如此，既能确保辨证论治为治疗大法，又能方便患者服用，兹以孔令诩教授常用的两种剂型为例：

（1）代茶服用 常选花药

“诸花皆升，旋复花独降”，对于上焦有火，心肺热盛者，孔令诩教授常选用轻清之花药，如金银花、野菊花、槐花、合欢花等开水冲泡，代茶饮用。如儿童，常因积食生热，花药味道鲜美，每日泡茶，适宜儿童长期坚持服用。

（2）丸者缓也 久病缓图

李东垣《用药法象》云：“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孔令诩教授认为，对于一些需要较长时间服药的病人来说，一种是病情不稳而易变的，以汤剂为宜，可以随机应变，因变定方，得以随心所欲。一种是病势难以速效而变动不多，应以守方长服为好，而丸剂正符合需要，且有利于病人坚持服用。持之以恒，可达目的。许多慢性疾病治疗不可急功近利，应当徐徐而图，加工成成药，既能方便患者长期服用，又能逐渐收功，两全其美，岂不美哉！孔令诩教授认为，这也是“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的含义之一。

2. 慎用补药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中医之补法补方补药，乃为虚人虚证而设，乃为形、精等等不足而设。补剂用以补虚，无虚切勿妄补。然而，临床所见病人喜补者多矣，有些医生或为迎合患者心理，或为求稳妥，置中医辨证论治之基本原则于不顾，动辄处以补药，针对此类现象，孔令诩教授认为有以下两点尤其要引起注意：

（1） 年壮气实未可补

社会上总是盛行一种现象，即中年男子喜服补肾之品，君不见各种补肾之药品保健品广告满天飞乎？其实，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早在《景岳全书·卷十三·瘟疫》就强调过“年壮气实未可补”，因为年壮气实之体，形气俱充，动辄进补，则犯“实实”之诫。如用参、茸之类壮阳之品，可使阳气上亢，或可动血，或可动风；龟胶、鹿胶之类滋补精血，其阴柔滋腻之性或可伤阳助湿，或可阻碍气机。即使患病，也少虚证（当然不可绝对），慎用补药，以免留患。

（2）提高免疫力不等于必须服用补药

很多疾病特别是肿瘤等疑难重症，在西医讲确属免疫力低下，众多患者甚至部分大夫认为既然免疫力低下，就当服用补药，无形中将免疫力低下等同于中医的虚证。如此，参、芪、虫草、鳖精、灵芝、阿胶、蜂制品等补益气血阴阳之各类药品保健品便理所当然地在首选之列。殊不知，免疫力低下未必属于中医的虚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提高免疫力也未必要用补药，若南辕北辙，误用补药，虽也可一时收功，然犯“实实”之诫，终至病情更甚，甚至可以发生“人参杀人无过”之悲剧。“有是证即用是药”是中医的精髓，补药可以提高免疫力，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等同样可以提高免疫力，要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千万不要跟着西医病名走，也不可混同中西医名词。

3. 重视食疗

祖国医学历来强调药养与食养相结合，《黄帝内经太素·卷二》·调食专篇讲述了中医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常配合五果、五谷、五畜、五菜辅助治疗，以“养精益气”。《素问·藏气法时论》曰：“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素问·宣明五气篇》提出“五入”之名：“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是谓五入。”《金匮要略·腑脏经络先后病篇》也有“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之名言。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夫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孔令诩教授在临诊时，常根据不同的病情、证型而吩咐患者饮食上的宜忌。食物如药物一样，也是有性味之别的。以肉为例，羊肉性热，牛肉偏温，猪肉偏凉。虚寒之体，冬季寒冷季节，自然应选择羊肉，吃热御寒。如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就不宜多吃羊肉，可以适当吃一些牛肉、猪肉。总之，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有选择的选择一些食物，可以帮助改善体质，甚至有助于病情的康复。对食物性味的纯熟使孔令诩教授在安排病人食疗时得心应手。

4. 重视调节精神情志

不良的精神情志活动，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脏腑的功能，甚至发生疾病。《灵枢·寿夭刚柔》云：“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而一旦患病以后，精神情志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医历来就有以情胜情之精神疗法。精神情志的调节有时对某些疾病的治疗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如曾治一严重失眠患者，女，25岁，患者每夜几无睡眠，用安眠药剂量逐渐加大而收效越来越难。伴有心情郁闷，喜悲伤欲哭，口苦口干，时头痛耳鸣等症，也曾遍寻中医，历经舒肝解郁，安神定志、活血化瘀、交通心肾等法而效果不显。孔令诩教授细细询问，乃知其自婚后与婆母共居斗室，关系互相处理不好，每日怄气，却又不便说出，有苦难言，日久积累而发不寐之证。孔令诩教授云，此心病也，非药物所能收功。乃嘱其夫另寻住处，嘱患者凡事尽量看开，保持心情舒畅。果不其然，患者自与其婆母分开居住以后，不到月余，每晚即可安睡4-5小时，其他症状也逐渐减轻。尽管孔令诩教授也经辨证而处以方药，但孔令诩教授认为，收功者主要非药物也。这也是治病求因，审因论治的典型病例之一。

5. 重视顾护脾胃

中医历代医家重视顾护脾胃者多矣，其理自不待详述。孔令诩教授认为，凡药久服要么护胃，要么伤胃。所以，无论是何病、何症，在处方用药时务必考虑到顾护脾胃。顾护脾胃的要点是切忌一味呆补，动辄参、芪、苓、术等一派健补之品，特别是伴有瘀、湿等实邪时，若一味呆补反碍祛邪。重在活泼脾胃之气，舌苔稍重，即化滞和中，当仿枳术丸、黄连化滞丸立方之意。具体是以化滞为主，还是以健中为主，当视脾虚、滞象孰轻孰重而定。孔令诩教授常举枳术汤和枳术丸为例，枳术汤、枳术丸药味虽然相同（均是枳实、白术两味），但立方意义却不尽相同，各有侧重。枳术汤原方为枳实八钱、白术四钱，枳实用量大于白术，化滞理气之力自然大于健脾和中之力，主治脘腹积滞、坚满，有积块等症。枳术丸原方为枳实一两、白术二两，白术用量大于枳实，而成健脾和中、扶助中焦的方剂，健脾和中之力大于化滞理气之力，用于脾虚较重，滞象较轻者。对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古训，孔令诩教授也认为“实脾”不是治法，而是目的，是要恢复中州运化之权。而欲达到“实脾”的目的，关键是调达脾胃气机，而不是一味培补中土。案如钱女，26岁，胃脘痛，心下痞，伴纳差、乏力、心烦易怒、经行量少，舌淡苔薄白，脉细略弦。孔令诩教授辨为肝气犯胃，中焦运化失职，治当平降肝经逆气，活泼中焦气机，方用仲景旋复代赭汤化裁，方中未用参、枣，虽用了茯苓，但重用枳实、莱菔子、焦三仙等化滞消导之药，以免呆补碍脾，药后果然应验。孔令诩教授治疗肝胃同病尚且如此，治疗脾胃病更是强调活泼中焦气机，万勿呆补碍脾。

6. 重视四季养生

《内经》有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是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人体的生理病理也在随四时的气候交替而变化。中医把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气候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转归及预后，又作为临床处方用药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对同一证候，在不同的季节，应适当地运用不同性能、分量的药物，尤其是复方中药物的剂量应随季节不同而有所增减。以春季为例，“阴逢阴盛，阳逢阳旺”，春季肝气较旺，若需凉肝清肝，则非其他三季所能比，则当适当加大剂量，方能取效。即使没有肝旺的证候，也可在方中适当加入平肝之品，以求在春季肝旺之季节相吻合，其他季节也是如此。

    四、学术传承

孔令诩先生承祖父孔伯华、父亲孔祥琳及孔氏医学传人的教诲；并博取各家之长，曾得到吉林省名老中医张继有的指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先生一直躬耕于临床一线，为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师带徒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传承人及学生数十名。主要传承人及学生有：张雪亮、彭锦、邱金麟、常建青、杨金生、罗卫芳、徐世杰、杨杰、孔晶、唐仕欢、李娟、王国为等。

  

五、学术成就

孔令诩教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和科研工作，曾参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肾小球肾炎、尿毒症、阿狄森氏病、慢性支气管炎、肺癌、胃癌、艾滋病等中医治疗研究工作。

参与编写的著作主要有199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养生气功”分支副主编、《咳嗽》（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吉林省名老中医经验选编》（1985年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评释》（1988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国基本中成药一部》（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证候辨治规范》（198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等。代表性论文论著《孔令诩临床四诊运用举隅》、《孔令诩遣方用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