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 李菲

瘟疫是一种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急性热病，具有传染性强、病情危重、病死率高、播散迅速的特点，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与生命。《素问遗篇·刺法论》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更明确地指出了疫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此病之凶暴险恶非同寻常，且蔓延迅速，伤人无算。

因此，对疫病防治工作的要求亦非常高，其应对方法是否有效，便不能再以是否治愈三两患者为度，而是要以能否在短时期内全活数人，控制疾病的蔓延令未病者不病为重要标准。
二零零三年，非典震惊全国，令中西医学者至今不敢松懈对疫病的研究工作。而在中国近、现代几次大规模疫病流行期间，中医界的佼佼者亦无不在治疗中有着突出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发生鼠疫，警察厅派孔伯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人参加防治工作。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孔伯华与同仁共商后，决定留陈伯雅应邀出诊，其他三人深入庄村，沿户访问，边作防治，边作宣传。数日后，因其治疗确有挽救危亡之功，群众竞相求治。全活甚多，所至之处，皆以神医视之。陈伯雅因独自留守出诊而应接不暇，劳力劳心，以至于在事毕不久即逝世。其后，在当时防疫会的要求下由孔伯华执笔，曹逊宣、杨浩如、陈其董等人共同编写了5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
孔伯华先生的学术传人屠金城在一九五八年的北京一次肝炎大流行期间，曾拟制一方，定名肝炎四号。他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为群众治疗，疗效显著。肝炎四号一时间被传为佳话。该方成效卓著，抢救了大批病人，控制了肝炎的蔓延，为北京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屠金城的弟子刘士和，在二零零三年非典大疫之中，应上级领导的要求制定了处方清瘟饮，保得一方平安，其医疗单位所属管辖地区成功实现零感染。该方一出，患者慕名蜂拥而来，医院不得不添置数台煎药机二十四小时无休止加工汤剂，仍供不应求，销售数量达六万袋之多。刘士和亦以此功绩于当年获劳动模范称号。
可以说，是孔氏学派的这三代人在近、现代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瘟疫一病，古今无相同者，其随运气流转而发,颇难掌控，最能体现因时、因地、因时世不同而变化的特点，这也正是令西方医学无迹可循，倍加困窘之处。孔门学术通权达变，融会古今，寒温一家，巧活透达的特点，在其学术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孔伯华先生善用寒凉，有石膏孔的雅号，谓其善用石膏，颇为精妙。而这一特殊的学术传承特点，恰为疫病之急、重性高热表现的真正克星，也因此而使得孔门传人在多次流行病暴发时，能够应对及时准确，其拟定的处方能够济世活人、力挽狂澜。
孔伯华先生为一代大家，伤寒温病融会贯通。认为：温疫之为病，是一种有传染力的急性热性病。不以年岁四时为拘，一年四季皆有，但由于季节不同，而有多寡轻重耳。其发病较急，热象较盛，传变较快，容易化燥伤阴。《素问》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的说法，盖由于发病季节不同，四时主气有异，以及发病流行特点等，故学者按时推病，有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湿温、温疟、秋燥、伏气温病、晚发等，其病界分明，治法有别者固不少，但病界并非太清，治法并无大别，健滋扰乱心思者，亦或有之。
孔伯华的学术传人屠金城可谓尽得其传，临床擅治疗肝胆、脾胃、温热病，辨证立法精当，用药独具匠心。其所拟定的肝炎四号方体现了其优厚的学术传承和大量临证中的学术造诣。急性黄疸型肝炎，中医称为黄疸，在临床实践中多发现阳黄，是湿热侵入血分、蕴郁三焦所致。
1 热重于湿型: 清热解毒, 利湿活血
败酱草12g, 茵陈12g, 双花15g, 枳壳9g, 鲜茅根12g, 栀子9g, 藿梗5g, 酒军3g, 六9g, 连翘9g。
2 湿重于热型: 清利湿热, 芳香和化
茯苓皮12g, 金钱草12g, 鲜茅根12g, 茵陈12g,栀子9g, 藿梗9g, 枳壳6g, 公英12g, 秦皮9g, 厚朴5g, 生苡米15g。
3 湿热并重型: 清热利湿, 和中活血
栀子9g, 茵陈12g, 板蓝根20g, 双花15g, 莲心6g, 枳壳9g, 鲜茅根12g, 栝楼12g, 六9g, 鲜藿香9g。再加入元明粉115g, 大黄9g, 开水泡后兑入。
此三方中，共用药为茵陈、枳壳、茅根、栀子、藿香( 梗），可视为此病之主方。此方宗法仲景先师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之意，以茵陈为君，枳壳为臣，茅根、栀子为佐，藿香( 梗）作使，君臣佐使甚为分明，而其选药之精到、配伍之巧妙更加令人折服。茵陈五苓散乃张仲景治疗黄疸病主方，而屠金城所用茵陈、枳壳、栀子、白茅根、藿香诸药，恰好对应了茵陈五苓散的方意，其中利水通淋消肿于茅根，行气破气于枳壳，建中除湿于藿香，清泄湿热于栀子，恰与五苓散中猪苓、茯苓、厚朴、桂枝、泽泻诸药一一相应，方意可谓契合，绝无半点疏漏，而处方之中却并未照搬其中药物，这也是孔派传承中遵古而不泥古，随时世而异的重要精神体现。孔伯华有云知时变则不庸。故屠金城此方之知常达变更加不悖孔伯华先师大训，根据时世特点、社会环境、人体素质、常见体质、常见及多发病证等，巧妙调整药物，并在药味的变化中完美体现了后世温病学派护阴保津、透营转气、轻宣发散、芳香辟恶等学术主张，更加彰显了屠先生古方新药、大道传神的医学造诣。
该方仅于此五药之中，便已达到同调气血津液，共治肝心脾肺，并祛湿热浊邪、芳香避秽, 兼有治病防变多层治法。急性黄疸性肝炎湿热侵入血分，蕴郁三焦之证候表现，于此五种药之中业已无所遁形。止此五药，便可抓住重疾要害，更何况他药之入细加减、随证变化，深入细化湿热比重，当是无病不宜，无症不愈的万全之法，此乃通治法中之翘楚典范。
屠金城学术的重要传人刘士和临证诊疾四十余载，遍历病患已逾百万，常日诊过百，于师学可谓继承发扬，大彰孔门乃师风采，声名甚噪。刘士和于非典疫情发生之后不久，便根据当时各路媒体准确及时地报道全面搜集了罹病者的主要症状表现特点，应上级领导要求，废寝忘食，斟酌三日，拟就清瘟饮一方，并迅速投放于临床防治工作之中。该方不负众望，于此战役之中披荆斩棘，所向无敌，群众、病家趋之若鹜，无一不效。医院领导数次赞誉其医术精湛，令人感叹，刘师却依旧处之淡然，谓之曰：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够遇到这样大的疫情的，一个医生一生能遇到一次这样重大的医疗事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能做出一点贡献，是一种难得的事，很满足了。此论平实从容，却足令同道中人豪气满膺，热泪盈眶。此中尽显大医精诚之德艺双馨、惠普民生!
二零零三年五月中，非典尚未结束, 全国人大科文卫的徐国宝教授乃因服用了清瘟饮，有感于中医文化之高妙深厚，诚邀刘士和针对这一问题介绍一些中医学观点和中医历史及文化传承，刘士和心怀挚诚，毫无保留，乃于四海文化研究中心的明哲讲堂做了名为谈疫读经的讲座，从中医抗疫的历史、传承、重点医家及学术观点等角度溯古论今，尤其对非典疫情的讲解颇为深入。于此讲座之中，较早公开宣布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医学体系中的病名、病因、病性及发展趋势的学者，较早提出了非典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的观点，并在讲座中开示了经严密推算而预计出的非典结束日期。数日之后，该日的新闻中也传出了这一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首日零感染的消息，可见其对瘟疫病的研究之深和把握之准。独到的孔门治疫传承和大量的临证经验，正是此一役中大获全胜的根本所在。
刘士和于二零零七年发表文章公布了中医治疫的几大方法：通治法、单治法和决治法。他说,，治疫的特殊辨证论治方法通治法，即所谓的万人一方。通治法是治疗瘟疫有别于一般外感病治疗方法的突出特点与不同之处。瘟疫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流行，病情危笃且病状相似，因此治疗瘟疫十分强调针对病，或者疾病主要特征制定针对发病群体的共性治疗方案。这是辨证论治的变通之法，也是中医治法的另一特征，是专病专方的具体体现，又叫做非常之治。通治法是根据温疫的特点而采用的特殊治法。
单治法指在瘟疫的治疗过程中，不治兼病，只治疫证，而兼病自除。比如妇女痛经，正好赶上疫期，不治痛经而治疫，痛经便可自除。治疫采用单治法，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通治的重要意义，同时它又是疫病治疗中一个重要的辨证、辨病方法，这也是由瘟疫病的特点所决定的。
决治，指一招治疫，为非常之手段，是中医师承中非其人则不传的秘法。在瘟疫的治疗中，一些医家通过大量的临床积累和理论升华，找到了可以一招制敌的特殊药物和方法。决治法的传承十分严格，同一个学派中往往只有很少数的衣钵弟子可以得到学习这种特殊知识的机会。决治法也有令人叫绝的含义。
刘士和的清瘟饮便是基于以上原则，立足于师承之理法大要，发挥孔门善治温热病证的特长，全面综合，通盘考量，潜心分析，审时度势，深思明辨，拟就此方而大显神效。刘士和每谈及此，无不凝神肃容，谓医之司命， 事事皆大，绝无小事，每于临证,病不论大小，证不论久新，务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胆欲大而心欲细，考量周全，万无一失。更何况临此大敌，一方之裁定，应性命之无数，何敢轻忽造次？惟心怀坦荡，无欲无私，舍己及人，不避疾苦，竭尽所能，方可遣方用药，否则何言下酬师恩隆盛，上慰君亲天地。又名利之图，何所萦怀？医者惟当心存慈惠，关注民生，切务念此小道以损神明！
孔门学术，于瘟疫之治疗独具秘法，三代传承,尽显其济世活人、惠普民生之大道神韵，值得我辈医者潜心向学，钻研发微，为世界卫生大业添砖加瓦。
转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