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首先见于《内经》，其次见于《难经》、《伤寒论》，历代皆有发展，概述如下：

《内经·生气通天论》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热论篇》中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凡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这是温病最早的记载。至于温热二字，有人以为邪之轻者为温，邪之重者为热。渐受者为温，急中者为热。实际皆是温病，故往往温热并称。如《温热论》、《温热经纬》皆是温病专著，其书不名温病而名温热，《温病条辨》虽名温病，实亦包括热病，是热病亦包括在温病之中。

 《难经五十八难》中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在广义伤寒中提出的湿温、热病、温病，皆属温病范畴。

《伤寒论》太阳篇有“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但仅有病名，而未列治法。近贤曹颖甫《伤寒发微》说：“所以发热而渴者，其人冬不藏精，当春气发生之时，内脏失其滋养也。所以不恶寒者，则以津液素亏，里气本燥，益以外感之温邪，而表里俱热也。此证正宜清营泄热。……初起即宜人参白虎汤及竹叶石膏汤，使其热势渐杀。”曹氏对本条补充了治法及方剂。

《中藏经》中有温病热病见某脉者死。证之临床，至确且显，是汉代对温病已有详细的诊断。《伤寒论》对温病论述简略，其为散佚可知。

 晋·王叔和“伤寒序例”中说：“冬令严寒……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乃伏气为病。

 唐·孙思邈《千金方》中以温病分隶脏腑，病属阴毒阳毒，并立萎蕤汤以治风温，是对温病的治疗法则已稍露端倪。

及至宋代，伤寒温病已有所区别。如庞安常《伤寒总病论》中说：“病人素伤于风，因复伤热，风热相搏，则为风温。四肢不收，头痛，身热，常自汗出而不解。治法在少阴厥阴（少阴火、厥阴木），不可发汗，汗出则谵语。”又说：“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汗出体重，其息必喘。嘿嘿但欲眠，下之则小便难；发汗则谵语；加温针耳聋、难言；但吐下之则遗尿，宜萎蕤汤。（《千金方》：萎蕤、白薇、麻黄、独活、杏仁、川芎、甘草、清木香、葛根、石膏）因发汗后，身体不恶寒而反恶热，无下证者，名曰风温，知母石膏汤。”（知母、石膏、葛根、萎蕤、甘草、黄芩、升麻、人参、杏仁、羌活、防风）二方虽亦有辛温之品，然皆有石膏。一方且有知母、黄芩，是对温病的治疗，已意识到应以清热为主。尔后，宋·朱肱之《类证活人书》在自序中曾说：“偶有病家曾留意付方书，稍别阴阳，知其热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阳病；知其冷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治阴病，往往随手全活”。是当时医者，已有寒温两派之分。又说：“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治温病与冬月伤寒，夏月热病不同。……凡渴发热不恶寒与虚烦者，宜竹叶石膏汤。”朱氏已明确指出伤寒温病治法不同。

至金、元刘河间说：“伤寒六经传变皆是热证”。自制双解散、凉膈散、天水散，立此表里双解之剂。后人即认为刘河间主火，为治疗温病的创始人。然其立论仍未能脱离伤寒之名，迨至明·王安道始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为伤寒。”初步奠定了温病的理论基础。其实，温病的创始，宋代朱肱已肇其端。

明·吴又可《瘟疫论》已认识到温病是一种传染病。他说：“热病即温病，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遥疫之疫，众人均等之谓也。”后人对温热、温疫有传染和不传染之分，实则二者，同中有异，皆有传染性，也就是有轻重的不同，清·周扬俊说：“一人受之谓之温，一方受之谓之疫。《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总之，它包括了多种传染病。

明·缪仲醇《本草经疏·春温夏热病大法》说：“伤寒温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以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为独多。”是缪氏已认识到温热之邪是从口鼻而入。然其以伤寒瘟疫并称者，盖古人皆以温疫包括在伤寒范围，故温疫之上仍贯以伤寒二字。而其标题则为春温夏热，是知其伤寒温疫系指春温夏热无疑。

温病学说，虽然历代皆有发展，至清代始为独立的理论体系，而形成伤寒、温病两大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叶天士在《温热论》中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吴鞠通在叶天士的理论基础上又补充了三焦辨证，著有《温病条辩》。在吴氏以前，温病学说虽有论述，然皆零金碎玉。此书比较系统完整，自称羽翼伤寒，信不误也。王孟英综合各家温病学说而写成了《温热经纬》。他以《内经》、《伤寒》为经，以叶天士、陈祖恭、薛生白、余师愚各家著作为纬，并参以己见。因此《温热论》、《温病条辩》、《温热经纬》为学习温病的必修课程。解放以后，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有很多传染病属于温病范畴，更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而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