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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2007-08-16 09: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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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医馆当代中国中医中药 |
分类： 历史资料 |
京城四大名医
由徐怀谦、李四平等编著的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京城四大名医》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以写实的手法，生动的语言，记述了四大名医一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无不体现了中医悬壶济世的大医精神。作者徐怀谦先生文章链接
受朋友所托，编写《京城四大名医》一书，有机会领略四大名医精湛的医术，更感佩他们身上崇高的医德。
对于“四大名医”，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在中医界，一提起他们，人人都翘大拇指。这一名称的由来，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任命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也有人说，是因为这四位医生几乎在同时悬壶应诊，医术高明，患者信服，所以被称为“四大名医”。
在我看来，“四大名医”的“名”一靠医术，二靠医德，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医术没有医德，那就是个赚钱机器，不会落下什么口碑；只有医德没有医术，只是一个好心的庸医，也不会赢得患者的信赖。只有两者备于一身，才堪称为名医、大医。他们身上最重要的德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条：一是大爱，二是淡泊名利。
这四大名医无一例外都要求弟子们熟背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论》中的一段名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就是说，行医之人要有慈悲恻隐之心，对待病人无论贵贱贫富长幼俊丑，也无论是仇人还是亲朋，都要一视同仁，把他们当做自己最亲的人来看待。因为有这份爱心，孔伯华当年悬壶应诊时，早上前十个病人往往是免费的，他知道只有穷人才会早早就排队等候看病，而且还为这些病人准备免费的早餐。因为有这份爱心，施今墨在1959年无偿献出了治胃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气管炎等十大验方。这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为成药，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后来，施今墨为实现兼爱天下、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又陆续地把自己的一些秘方无偿献给国家。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医生——不光是医生，各行各业，包括政府机关，都喜欢挂匾、挂锦旗，诊所里挂什么“华佗再世”啦、“妙手回春”啦等等，琳琅满目；政府机关挂什么什么先进单位，满墙满屋都是。客观地说，名医能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如果弄得如同书画展览，则不免有炫耀之嫌。这四大名医对赠匾都看得很轻。萧龙友的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五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上乘、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往墙上挂，积多了还叫人刨平，变成制作家具的木料。汪逢春的书斋就叫“泊庐”，取淡泊明志之意。他曾经说：“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的，他都婉言谢绝，对那些不容推却的，他也从不悬挂。
有人会说，这些医德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医院、诊所要讲经济效益，就要炒作。没有钱，怎么请名医、盖大楼，怎么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这些，怎么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可是如果医院没有爱心，只认钱不认人，那么逼着穷人把活着的病人送往殡仪馆的悲剧就还会重演，诱导富人花550万的高价也没有保住一条生命的个案就还会发生；如果医生没有爱心，那么手术刀和杀人刀之间就没有多少区别。事实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一台吞钱的老虎机，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什么名医、大楼、先进设备，只是冷热不均的势利眼，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过是挂在墙上，起一点象征作用的标语而已。
回望四大名医的时代，并非没有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军阀们的骄奢淫逸、达官显贵的名车豪宅难道不是诱惑？但四大名医能永葆赤子之心，淡泊名利，普济众生，不能不说与他们深受大医精诚思想的影响有关。
大医精诚，这是怎样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抱负！四大名医，何以成其大；今日庸医，何以如此多？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思量，不过两个字：“精诚”而已。
对于“四大名医”，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在中医界，一提起他们，人人都翘大拇指。这一名称的由来，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任命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也有人说，是因为这四位医生几乎在同时悬壶应诊，医术高明，患者信服，所以被称为“四大名医”。
在我看来，“四大名医”的“名”一靠医术，二靠医德，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医术没有医德，那就是个赚钱机器，不会落下什么口碑；只有医德没有医术，只是一个好心的庸医，也不会赢得患者的信赖。只有两者备于一身，才堪称为名医、大医。他们身上最重要的德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条：一是大爱，二是淡泊名利。
这四大名医无一例外都要求弟子们熟背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论》中的一段名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就是说，行医之人要有慈悲恻隐之心，对待病人无论贵贱贫富长幼俊丑，也无论是仇人还是亲朋，都要一视同仁，把他们当做自己最亲的人来看待。因为有这份爱心，孔伯华当年悬壶应诊时，早上前十个病人往往是免费的，他知道只有穷人才会早早就排队等候看病，而且还为这些病人准备免费的早餐。因为有这份爱心，施今墨在1959年无偿献出了治胃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气管炎等十大验方。这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为成药，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后来，施今墨为实现兼爱天下、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又陆续地把自己的一些秘方无偿献给国家。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医生——不光是医生，各行各业，包括政府机关，都喜欢挂匾、挂锦旗，诊所里挂什么“华佗再世”啦、“妙手回春”啦等等，琳琅满目；政府机关挂什么什么先进单位，满墙满屋都是。客观地说，名医能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如果弄得如同书画展览，则不免有炫耀之嫌。这四大名医对赠匾都看得很轻。萧龙友的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五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上乘、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往墙上挂，积多了还叫人刨平，变成制作家具的木料。汪逢春的书斋就叫“泊庐”，取淡泊明志之意。他曾经说：“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的，他都婉言谢绝，对那些不容推却的，他也从不悬挂。
有人会说，这些医德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医院、诊所要讲经济效益，就要炒作。没有钱，怎么请名医、盖大楼，怎么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这些，怎么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可是如果医院没有爱心，只认钱不认人，那么逼着穷人把活着的病人送往殡仪馆的悲剧就还会重演，诱导富人花550万的高价也没有保住一条生命的个案就还会发生；如果医生没有爱心，那么手术刀和杀人刀之间就没有多少区别。事实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一台吞钱的老虎机，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什么名医、大楼、先进设备，只是冷热不均的势利眼，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过是挂在墙上，起一点象征作用的标语而已。
回望四大名医的时代，并非没有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军阀们的骄奢淫逸、达官显贵的名车豪宅难道不是诱惑？但四大名医能永葆赤子之心，淡泊名利，普济众生，不能不说与他们深受大医精诚思想的影响有关。
大医精诚，这是怎样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抱负！四大名医，何以成其大；今日庸医，何以如此多？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思量，不过两个字：“精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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