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66年，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医疗体系，当时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并以“食医”为先。“疾医”即内科医生，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即外科医生，则“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显而易见已形成了成熟的“食疗”治则。春秋战国时代，中医第一部总结性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文中“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指出养生保健必须密切配合饮食调理。

　　成书于战国时代、记载4000年前中国周朝宫廷礼仪的文献《周礼》，载有专业的“食医”和四时饮食宜忌与调适的方法。对宫廷御膳机构有详细记述：组成成员包括膳夫（厨师长）、庖人（负责肉类加工）、内饔（为国王及宫室烹调配餐）、外饔（为祭祀、宾客烹调配餐）、亨人（伙夫）、食医（营养士）、酒正（酒官）等。“食医”则掌和王之六食（稻、黍、稷、梁、麦、瓜）、六饮（水、汤、酒类）、六膳（牛、羊、猪、犬、鸡、鸭）、百馐（百种以上菜肴）、百酱（各种发酵腌渍品）、八珍之齐。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保健养生的角度开展的营养医学的实践。

　　中国历代名医对膳食功能均有精辟的论述：战国·扁鹊说：“君子有病，期先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唐·孙思邈指出“安身之本，必须于食，不知食疗者，不足以全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 清·黄宫绣则强调“食物入口，等于药之治病同为一理，合则于脏腑有益，而可却病卫生；不合则于人脏腑有损，而即增病促死。”

　　自古至今，在中国流传下丰富的食疗专著，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已设有《食治》、《道林养性》、《退居饮食》、《养老食疗》专篇，收载有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类食物、总计154种。并利用医药学观点对日常食物进行了详细解说，至此“食疗”已成为专门的学科。宋朝《太平圣惠方》一书首次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元代《饮膳正要》一书首次系统总结了食物的药效和“食物疗法”。此后孟选的《食疗本草》、陈士良的《食性本草》、姚可成的《食物本草》，近代江苏著名中医叶桔泉《食物中药与便方》等专著也都详细描述、记载了各种食物的药效和“食疗”作用。古书《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当时就已经了解了茶的解毒功能。唐代大医学家陈藏器(618 -907年)所著《本草拾遗》指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不难看出，茶所具有养生保健功能的普遍性已被认识，此后陆羽著《茶经》，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广泛饮用的传统保健食品，并从印度传到西方，成为人类的三大天然饮料之一。

　　古代人类对坏血病就很熟悉，欧洲有关坏血病的记载最早见于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1498年Gama 号船绕好望角航行时，160名船员中有100名死于坏血病。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远洋船队却没有船员患坏血病的记载。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有关史料中了解到，当时中国船队的食谱包括饮料绿茶，用黄豆制做出的黄豆芽，以及用新鲜蔬菜制作的“泡菜”。中国远洋船队的船员正是食用了富含抗坏血酸的上述食物，才奇迹般地免遭坏血病的威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食物综合营养功能的生动体现，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传统膳食的养生保健功能具有深厚的科学内涵。

　　松花粉是采自中国乡土树种马尾松的纯净花粉，不仅是中药、也是传统时令食品。23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将其收录，称“松黄（松花粉），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心腹寒热邪气，利小便，消瘀血，久服轻身益气力，延年”。唐《新修本草》记载：“松花即松黄，拂取正似蒲黄，久服令轻身，疗病胜似皮、叶及脂也”，该药典于公元659年完稿，比欧洲纽伦堡政府1542年颁布的药典还要早883年。公元1593年问世的《本草纲目》将松花粉列为“上品”，称：“松花，甘、温、无毒。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民间称之为“益寿粉”，食用历史有几千年。90 年代，中国卫生部将松花粉命名为“新资源食品”，列入普通食品管理。人类食用的花粉绝大部分是蜂源花粉、即蜜蜂采集的花粉，由于受环境植被的控制，某些含毒蛋白的杂花粉成为引发人类过敏反应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当今研究花粉医学文献的主要内容。迄今为止，人类开发利用、并作为保健食品，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纯净的风媒花粉只有中国的松花粉！

　　中国人民历来重视发酵食品的保健功能。代表性食品有酒、醋、酱、豆豉、泡菜、腐乳、酸浆（豆汁）等。中国人民四千年前就掌握了酿酒术，酒既可作饮料和调料，又有活血、养气、暖胃、驱寒作用。中医药发展史上，素有“医源于酒”，“酒为百药之长”之说，汉字繁体字的“醫”的下半部分“酉”在古汉语中即代表酒。关于豆豉、酒、醋、酱等食品的保健功能，世界各国都有研究发表，在此恕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