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对很多上海人来说，有一件事情肯定不会错过，那就是到今天开幕的上海书展去逛一逛，找寻自己欢喜的书籍，和心仪的作者见见面。一年一度的书展，因为疫情的缘故，显得有点特别，进场的手续也会比往年复杂一点，身份证、健康码、购票凭证、口罩等都要齐备，不过这对那些热爱阅读的人们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经过近些年的持续推动，全民阅读的氛围逐渐浓郁，有关全民阅读的立法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率先颁布实施，为各地制定地方性法规、保障阅读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那么，现在是阅读的好时代吗？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这让我想到了聂震宁在《阅读的艺术》一书中对阅读好时代的讨论。

聂震宁认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至少要具备以下4个条件：第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崇尚阅读；第二，政府的政策鼓励阅读；第三，阅读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且每个人都有宽松自由的阅读；第四，可供大众阅读的出版物空前繁荣。

如果说需要四个条件同时满足，才算是阅读的好时代的话，那么现在似乎离阅读的好时代还有一段距离，其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三条上。阅读文化是文化样态的一种，它是关于阅读知识、阅读价值观和阅读行为方式的思想体系，是由阅读知识、阅读价值和阅读行为构成的综合体。阅读文化也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化样貌，我们在阅读文化的建设上差距还不小。另外，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但纸质图书和电子书的阅读量有所下降。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略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较2018年的3.32本减少了0.48本。

聂震宁还认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应该有以下6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社会转型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有诸子百家涌现，与整个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大的关系。汉代也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汉代社会的转型，特别突出的表现在文化上，汉代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汉代的转型还表现在对外交流上。汉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的影响具有奠基作用，而唐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则具有精神引导的价值。文学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文治化转型的趋势，促成中国诗歌创作鼎盛阶段的形成。社会越是处于危难或转型的时期，阅读的就越发盛行，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第二，是写作繁荣的时代。《史记》诞生，为以后2000年正史的编撰提供了规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汉书》诞生，更是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前朝历史的范本；汉代还出现了《说文解字》，为后来的汉文字写作立下了规矩。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到了唐玄宗主政，考虑到赋体篇幅比较长，不好判卷，就把考诗赋改成考诗歌，“以诗取士”由此形成，民间学者纷纷学习诗歌写作。

第三，是出版传媒业发展繁荣的时代。秦朝对竹简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第一次用文献把此工艺记录下来的是在汉代，东汉出现了以植物纤维为原料“蔡侯纸”，“蔡侯纸”的出现是纸张技术产业化的飞跃，大大便利了书籍的出版。汉代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复制的人和专门从事书籍货卖的行业，书籍开始进入市场，书籍贸易开始。

第四，是政策有利于阅读的时代。政策是鼓励阅读还是轻视阅读，甚至是封杀阅读，这是阅读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唐代宋代都是鼓励阅读的时代，宋代皇帝还亲笔作诗鼓励阅读。近些年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将“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列入其中，反映了国家对阅读的重视，以及在政策上的支持力度。

第五，是领导者带头阅读的时代。唐代从初唐开始就形成比较好的读书风气，这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可以感受到。当下的领导人在讲话时引经据典，既体现了自己的广泛涉略、知识渊博，也极大地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第六，是民间阅读成风的时代。以色列人每年读64本书，我国成人现在纸质书的阅读每年才为4.65本，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成风”的状态。

我个人认为，上述六个特点中，最能体现阅读好时代的正是这第六点。我们现在就出在社会的巨变之中，现在的写作、出版都很繁荣，每年出版的书籍种类令人咂舌，但很多书只印刷了一次，大部分还都束之高阁。尽管政策的引导和名家的示范，但人均如此低的阅读量，多年来似乎没有什么改观。

真心地希望人们不仅是在书展的期间对阅读有了更多的兴趣和期待，真诚地祝愿书展等平台能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开展，让阅读的好时代尽快到来。一个喜欢阅读、善于阅读、有着良好阅读文化的民族，自然会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