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这篇采访稿的最后一部分。

记者：在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基本上都是在纸质媒体上进行阅读和写作；但进入该时代后，人们的阅读和写作范式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如阅读意味着搜集信息，而写作的形式也会变得多种多样。目前，上海市虹口区是教育部“开展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和学习方式变革试验”的唯一整体试验区。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上海市的教师应如何有效利用“电子书包”中的教学资源？又该如何进行电子教学资源创造呢？

常生龙：“开展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和学习方式变革试验”（简称“电子书包”）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之一，由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来承担。从项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试点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即需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实现数字化学习；二是学习方式的变革，即如何推动教学流程的再造，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教学资源有三种类型：一是专属于某位教师的个性化教育资源，这样的资源对教师自己来说非常宝贵，但对其他教师的用处可能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资源融入了教师太多个性化的思考和设计，其他教师可以学，但很难直接使用。二是属于备课组或者教研联合体的共享性教育资源。这样的教育资源在编制的过程中，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教师之间的共建和共享，所以比较适合有相同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的教师之间进行交流和使用。三是由专家提供的专业型教育资源，比如数字版的教材、配合教材的各种数字资源等。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学的深度融合，教师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在这其中，对教师最有价值的教学育资源，是教师参与创造的共享性教学资源和专业型教学资源。这些教学资源通常不是一节课的视频，它可能是一张图片、一个图表、一份产品的说明书、一段文字，或者是一个作品的制作过程、一个实验的录像、一段节目，等等。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方便地加以选用。

在选用教学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能“解放”教师。“解放”意味着当教师需要调用这些资源时，能像操作当年的傻瓜相机那样方便才行。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资源平台，包括其背后的数据分析和支持系统，才能为教师提供便捷的服务。当我们的教学资源平台能够做得像腾讯的微信平台那样专业和便捷的时候，教师创造数字化教育资源的潜能也会得到空前激发。

记者：教师进行阅读与写作的目的是促进专业发展，而衡量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课堂教学当中的。那么，基于阅读与写作，教师应该如何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提高课堂问题解决实效？教师应该如何将阅读与写作的成果转化成“课堂教学生产力”呢？

常生龙：我们常说观念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要发生变革，核心便在于教师教育观念的改变上。新课程改革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在“点”上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案例，但在“面”上的整体改革力度还不够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观念没能随之发生改变。

每个人都有一种加工能力，会将自己平时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源加以整理和编码，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从而丰富自己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基于教师专业成长的阅读和写作，本身就在促使教师发挥这种加工能力，不断反思自身的教学行为，调整自己的教育教学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教育观念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

从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到教育观念的改变，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不是读三五本书就能解决问题的。教师在阅读时，不能总抱着特定的目的，简单地认为“这本书可以解决我什么问题，那本书又可以解决我什么问题”。很多鲜活的案例都表明，随着阅读和写作的不断坚持和积累，教师会突然发现自己在教学方式、教学艺术、师生关系、班级管理等方面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课堂教学生产力”在无意之中大大地得到提升了。

记者：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为地方教育部门的核心管理者，您对自身的身份定位是什么？在如今时代，地方教育部门管理者是否需要寻求自身角色转变？

常生龙：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三个词：引领、监督和服务。在引领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上，教育部门管理者责无旁贷。信息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对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这更需要教育部门管理者审时度势，把握好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部门管理者对教育行政运行状况加以监督，对学校自主发展的有效性加以监控，对家长和社会以及社会关系进行监测，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教育发展的合力。教育管理的本质是服务，在学校规范运行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更加温馨的服务，帮助他们形成自身的特色，也是教育部门管理者的工作职责。

数字时代扑面而来，学校的深层变革一触即发。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上述三个关键词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词：陪伴，即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互配合和支撑，共同开创教育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