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家乡村头的路口，有一棵槐树。夏收结束之后的夜晚，在槐树旁的打麦场上乘凉，经常听乡亲们讲自己村子的历史，知道了我们的先辈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移民过来的。其间的很多故事，随着年岁的增长都逐渐淡忘了，惟有“洪洞县大槐树”这几个字，一直雕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常家能够记住的最早的先辈是常遇奇，不知道和明朝开国将领常遇春有怎样的关系。从洪洞县大槐树向外移民，正好是明朝初期开始的。从两人的辈分推测，他们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如果这样的推测正确的话，我们的家谱就要重新改写。

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纷纷揭竿而起，最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明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而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14年，河南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人口是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5万人，高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明朝政府从洪武初年至永乐15年，50余年间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和发配之地。当时制定的迁民规则是五口之家迁三，六口之家迁四……依此类推。

听说人们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听到这个消息后，人们纷纷赶往大槐树下，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这时，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个官员大声宣布：“大明皇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不久人们醒悟过来，哭喊叫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迁往他乡。“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流传数百年的民谣，道出了移民的许多无奈和思乡之情。

移民的官道

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据说当初移民的时候，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由于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确切，但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习惯将手背着走路的人。在我们村的老年人当中，有这样习惯的人还真是不少。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移民要长途跋涉，每需要“方便”的时候就要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方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大家都明白了。此后“解手”便成了“方便”的代名词。这倒是事实，在我们的家乡，就是用“解手”来代表要“方便”的意思的。

移民们到了新的居住地，无论做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或者村头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还以原籍的村名来命名，以纪念自己的故乡。我的家乡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有这样一副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提醒自己的后代，自己的根在山西洪洞。

从明初的移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当年的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望着那象征故土的槐树，真的是感慨万分。600年的时间，世间多少沧桑变换，每一户移民也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啊。今天，虽然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先祖600年前出发的道路上，但迈出的脚步将会是多么的不同。

三代槐树

情景剧：大槐树下移民

祭祖堂与祭祖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