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崇建《移动的学校：体制外的学习天空》一书有感

本周，继续听李崇建讲述全人学校的故事。

和种籽学苑一样，全人学校也是由一批学生家长集资创办起来的。孩子们在体制内的学校中学得非常吃力和痛苦，让这批家长对现有的教育体制感到彷徨，因此决定创办一所体制外的学校，给学生提供一个别样的学习和生活的天空。

从创办到2006年的十年时间内，全人学校无论事从教育法规、还是从土地使用来看，都是违法的。因此在创办的最初几年，县政府依法年年来断水断电，甚至要拆除房舍。一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教育部“立案”，承认其办学合法。这其中的艰辛，可能只有这些创办者自己才能体会。不仅如此，学生如何开展学习、教师如何辅导学生、如何对待学生的错误、如何建立学习的制度、营造怎样的学校文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体制外的中学来说，都是没有答案的，需要自己去摸索、去寻找。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又失败的教训。全人的成长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

一、制度与自由

在体制内的学校，有明确的制度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规定。全人学校是因为对体制内学校的不满而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具有叛逆的味道，具有蔑视相关教育制度的动机。当学生来到全人之后，是否需要制度的约束呢？

创校的初期，学校确实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有点偏向无为而治。学生不高兴可以不进课堂，可以不写作业，可以满山坡乱跑，可以爬到课桌椅上大肆喧哗，可以将教室变成“马戏团”……学校对此都给予极大地宽容。学校认为，这些学生在体制内的学校里被约束坏了，要让他们先解放，再循循善诱，学生应该会逐步回到学习的轨道上的。

但是，等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情况不见好转，家长逐渐失去了耐心，学校也逐渐感到了焦虑，为了扭转学风，学校规定：连续两学期合格学分未达到选修学分的二分之一者，必须退学。规定出台后，赞同的、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很多人认为，以“开放”、“自由”为理念的全人学校，怎么做出比体制内的学校还要严格的规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面对那些处于退学边缘的学生，教师比学生自己还要紧张。一年半之后，这个制度给取消了。

之后，又变换了各种制度，每一个制度的出台，都会引起人们多方的争论，学校就在这些制度的不断更替之中，逐渐得到发展。签订学习契约，是逐渐摸索出来的一种管理制度：学校规定中、英、数三科为基本能力科目，由学生自己决定选择两科以上。若一大周没有得到学习目标，则下一周不准请假，直至补齐学习进度；若进度耽误了两周，则必须听课回家，在家里做完功课才能返校。全人的学生喜欢呆在学校里，所以被停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严厉的处分，一则不光荣，二则在家没有学校好玩儿。

制度的不断更替，反映出全人的师生对“宽容”与“放纵”分寸的拿捏。这两者仅一线之隔，如何拿捏的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制度，就是放纵；死守制度，就会僵化；制度活用，体现宽容；活用不当，又是放纵。

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死人；文化管人管灵魂。建立学校的核心文化，用校园文化来熏陶学生、规范他们的行为，是学校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真正实现“开放”、“自由”教育的基础。而建立学校核心文化之前，必须让教师首先建立核心文化，没有教师群体的文化，不可能有学校的文化。

二、失控与有序

如果在你的课堂上，有学生将教室当成了田径场，有学生学起了蜘蛛侠，有学生身体成“大”字横陈桌上，有学生爬上爬下忙着自己的“游乐”……作为教师，你会怎样做？大喝一声，将他们训斥一通？还是一个个罚站，或者送到校长室去？如果你这样做了，这个班级的学生接下来就跑光了，不会再回到你的课堂上来，你自己会被放鸽子。

崇建就遇到了这样的境况，他不能发火，只能屡屡表达自己无法上课。知道学生是如何回应的吗？“没办法上课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在瞠目结舌的同时，你不觉得孩子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吗？在学生解放的同时，教师的权力也被解构了，这对习惯传统教育的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崇建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无法改变课堂乱哄哄的局面。无奈之下，他只好投降了，求助于学生。学生看到老师放下架子了，马上来了神，在课堂上讨论起怎样才能把课上好。虽然班级的人数不多，但大家发言起来异常热烈，不但将崇建猛批了一通，还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每个人的期望值并不相同，谈论虽然很热烈，但难以形成共识。

崇建发现，问题还在于自己，提出的讨论议题太抽象，学生不能聚焦。他又进一步缩小讨论的范围，列出了几个讨论的重点，包括：为何要学中文？趣味要在课程中占据多少的比重？是否应该给崇建一点时间来经营课程？课堂如何保持安静？等等。这样一来，同学们在讨论中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非常一致：大家都想好好上课，不想浪费父母辛苦缴的学费，也想要一个安静的课堂。经过6节课的讨论之后，学生不仅自订了课堂公约，还将维持秩序的权力交由崇建负责。

崇建对此非常感慨地说：当我敞开胸怀，认真聆听，不执着于对错，适时点出讨论核心，也有一个讨论脉络作为架构时，问题便不如想象中难解决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被解放了。

从失控的课堂到有序的课堂，首先发生变化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新的理念、新的教学方式，很有可能带来教学上的“失控”，这是新课程实践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崇建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三、左手和右手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左撇子”，他们习惯于用左手写字、吃饭、处理各类事务。但这样的习惯常常不被成人所认可，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逼迫他们加以改正，让孩子们以为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常常产生恐惧感。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以“右”为正统的，排座位的时候，右为大；乘车、走路的时候，也要靠右行。“旁门左道”这个词道出了人们对“左”的不屑。仔细研究中国字的书写笔顺，也是依据右手思维来设计的，一笔一画，一撇一横，由左至右，都为了方便右手的书写。在学校里，没有见过为左手使用者所设计的书写笔顺，老师也不知道左手书写者该如何进行教育。左手使用者成了右手世界的牺牲品。

崇建是一个细心的人，他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这样几个孩子，书写文字的时候经常出一些很奇怪的错误，连学生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不是简单地给学生戴上“粗心”、“不够仔细”等帽子，而是认真观察孩子的书写习惯，再对他们小时候的行为进行调查，搞清楚了出现问题的根源——小时候他们都是“左撇子”，是被家长和老师逼着换成右手写字的，由于左右两个书写系统的混乱，导致了书写时的左右错置，形成了书写上的障碍。

崇建让全班的同学尝试用左手写字，发现原来几个写字常出问题的同学现在写起来顺手多了，而习惯于右手写字的同学也出现了左右错置的情况。同学之间写字经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字写得不好不一定都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分享，给同学们很大的信心，能够学着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自己。

崇建的这一尝试告诉我们：教育似乎不是只有一条对的路，如果可以用更宽阔的视野看待孩子的学习，也许会有很多美丽且意外的发现。

《移动的学校》这本书中，崇建讲述的教育故事还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一读。在这本书的最后，崇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二次大战时，列宁格勒市中心一座科学研究所的仓库里，保存着各种粮食的种子。一九四二年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时，城市闹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人们为了填饱肚子，极尽所能将能入口的东西化作食物。找不到食物的人们，不惜以生命突围德军的封锁，只为了找寻食物，但都有去无回，成为德军枪下亡魂。

饥饿的人，开始包围研究所，想要取得粮食，连驻守的军队都来了。但科学家坚持不放粮食，说：“这是种子，是苏维埃将来的希望。”守军听了后，全部撤退了。

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军也来了，要求科学家将粮食献给军队。但科学家说：“这是种子，不能吃掉。”将军暴跳如雷。科学家告诉将军：“当我们打败德军，农民可以用这些种予，种在土地里，使苏维埃的人民过幸福的生活。”将军听完，向科学家敬礼，然后带领士兵离开了。

几个月后，看守仓库的科学家饿死在仓库旁，列宁格勒的仓库却成为一个奇迹，因为战争摧毁了所有，却保住了所有粮食的种子。

我们不知道那些科学家叫什么名字，但“希望的种子”的名称，至今成为列宁格勒这所研究所的代名词。

教师，有时便如列宁格勒的科学家，耐心地教导学生，如同守护整个谷仓里“希望的种子”。

全人学校不就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吗？

《移动的学校：体制外的学习天空》  李崇建/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