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雅卿《种籽学苑教育手记》一书有感

读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时，曾被巴学园那独特的教学所吸引：每天到校后老师布置完一天的学习计划，下面的学习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了。你可以先开始学习语言，也可以先开始学习物理，还可以现开始学习音乐，一切根据孩子个人当天的感受来定。教室里的座位也不是固定的，你喜欢坐在什么地方，就坐在什么地方。我常想，这样的学校，如果能够在今天存在，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读了李雅卿《种籽学苑教育手记》一书后，让我一阵惊喜，类似巴学园的学校，在今天的台湾，不仅存在着，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呢！

“种籽学苑”是由台湾一群小学适龄儿童的父母创办的学校。这是一群有思想的家长，在孩子走进体制内的学校读书之后，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孩子身上发生着的一些变化：脸上天真单纯的笑容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暴躁，个性越来越安静……面对孩子们在成长的出现的问题，他们积极地寻找各种渠道来帮助孩子们，在各种方法都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自己创建一个理想的学校，让孩子们可以在其中适性学习。1994年的2月，这所教育改革学校成立了，并最终将校址确定在台北县乌来乡的娃娃谷。因为这里有山谷、有河流，可以在河里钓鱼捕虾，可以到山谷寻幽探险，可以捕捉大自然的各种讯息，可以制作模型和标本凝固历史和记忆，更可以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舒展自己的身心，健康的成长。

“种籽学苑”是一所很小的学校，60个学生的上限，保持着1：7的师生比。不分年级，各班导师由学生自由选择，各科分班则是照学生程度和学习气质而定。在这点上，它和小林创建的“巴学园”有异曲同工之处。巴学园的规模也很小，孩子如何学习也由学生自己来确定。我想，这种类型的学校，肯定是不适合做大的。大规模的学校本身就是工业大生产的一种产物，学校运营的理念之一就是“批量生产”，这样的学校，是很难做到因材施教的，“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课程理念也是难以得到贯彻和落实的。

一、学校课程

种籽学苑的孩子与体制内学校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作主”。不但学苑的生活规范、环境保护，都由成员讨论，连班级导师、自己的功课表，也都有孩子自己决定。

学苑开设的课程很多，但除了语文和数学是必修课之外，其他的课程都是选修。选修的课程包括自然、理化、体育、篮球、美术、音乐、戏剧、生命科学、数学思辨、工艺、烹饪、农艺、美语、史地、野外求生、木工、泰雅文化……等等。这些课，孩子们可以任意选修，修多修少都可以，通通不修也可以。另外，学校还有各种社团活动。

为什么将语文和数学作为必修呢？学苑的老师们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大家认为这两科是孩子进入文明世界、从事抽象思考的入门钥匙，尤其他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练习，如果没有滴水磨石的功夫，很难建立他们对学科学习的信心。当然，老师们就这两门课的“特殊地位”，专门向孩子们进行了坦诚的说明，让孩子们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它。

绝大多数是选修的课程，使得家长出现了两种担心：其一是担心偏科的现象，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不希望孩子们在小学就出现偏科。但实验的结果表明，没有哪位教师没有学生，也没有哪位教师有太多的学生，“什么样的秤，自有什么样的锤”。因为自己选课上，“被迫上课”的说法没有了，如果有人不好好上课，学生就会要求教师将其“驱逐出境”，因为他妨碍了别人好好上课的权利。

其二是担心错过了学习的机会。面对丰富多彩的课程，家长很担心孩子错过了某些课程的学习，认为这样会非常可惜。学苑的老师们认为，这种担心常常是阻碍孩子自发性学习的重要原因。所以在给学生发布学苑课程规划书，让学生据此来选择的时候，苑长特别在规划书的前言中提醒家长：“请协助孩子了解各科内容，但是千万不要试图说服孩子决定选些什么。每个人的性情、喜好、风格、能力都不尽相同，而且无法勉强……只有愿意进教室的学生，才真正学得到东西。”

这使我想到前面几天在美国参加玫瑰花车游行的一个感受。每天早晨，宾馆里提供给我们的早餐品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团里的所有成员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已经是索然无味了，但为了身体的需要，每天还要坚持吃一点。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好一些，我们就和负责后勤保障的负责人商量，中午或者晚上多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吃自助餐的机会，让孩子们能够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食品，吃的可口一点。课程其实也是一样啊，体制内的学校，提供给孩子的是一份标准套餐，孩子没得好选，而“种籽学苑”允许学生点菜，也不强迫他们非吃不可，两种课程的差异，对孩子学习效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学校管理

    学校的管理，采取的是师生共同管理的体制。所有的管理，主要通过两个法制组织来完成：一个是生活会议，另一个是法庭。

生活会议负责事务的讨论和决定，每个星期五开会。不论学生还是教职员工，都可以议案，在充分的说明、讨论之后，付诸表决。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一票，而且票票等值。

法庭负责纪律的维持，每天中午开庭。不论学生还是教职员工，都可以提出诉状。诉状上要写明原告是谁，被告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证据或者证人。大家在生活会议上选出法官，既有教师也有学生，每天有三位轮值法官开合议庭，按照正式的法庭完成全部程序，最后做出判决。判决的结果有的是帮对方扫地，有的是赔偿损失，有的是帮行政跑腿，有的是第二天留在家中“闭门思过”……不论是生活会议还是法庭，气氛都是温暖的、支持的、友爱的、充满笑声的。

因为“种籽学苑”是采取选课制的，所以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课外时间。学苑非常注重开放学习区的建设，最大的房子给了图书馆，另外还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农场、工场、美劳教室等自主学习区域。这些区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当然也要承担维护的责任。

在美劳教室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里面的东西很多，但空间很小，孩子们收拾物品的习惯不好，每天自由活动之后，教室里都狼藉一片，大家都觉得看不下去了。负责美劳教室清扫工作的同学首先发难，在生活会议上提出抗议，但学校的的同学互相推诿，都认为不是自己干的。老师痛定思痛，感到自己对物品的摆放不够合理，因此重新安排了各个物品的位置，便于大家拿取。但好景不长，没过两周，又恢复了混乱的状况。这下子负责美劳的教师也看不过去了，再次在生活会议上声称，如果不能改变教师脏乱的状况，将要封闭这一教室。

几个爱画画的孩子怕担心教室真的被封闭，主动过来维持，但他们都有课程要上，仍然不见效果，没过多久，美劳教室真的封闭了。看着教室不能使用，教师和学生都觉得闷气，怎么办？在生活会议上，大家形成共识，把“物归原位”作为学期生活教育的第一要务。在所有的活动场所，都采用人盯人的办法，互相监督，形成习惯。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现那个开放区被关闭的现象了。

学会开会是“种籽学苑”的一个特色。他们善于把讨论化为生活的方式，培养孩子们很习惯地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讨论的问题和别人无关时，大家都可以保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像红萝卜好不好吃，今天天气冷不冷，你是否喜欢某本书之类的；可是如果关系到别人时，当事人就得谈出一个结论来，否则，日子就不好过了。反思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学校，学生都是不大会开会的，开会时要么没有意见，要么思路不清，讨论起来很困难。

学会听懂别人的话，不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更要从情绪上去体会。

不同的人，自会发展出最适合自己的做法，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从生活经验中发现，给对方一些机会，愿意缓一缓，放掉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以对方的立场听听对方的感受，我们就比较可能了解他们。

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鼓励情绪表达，所以喜怒必须不行于色，人不应该嫉妒别人，男子有泪不轻弹等等。这样的教养态度，根深蒂固地留在我们的生活里，导致人人压抑、掩饰自己的感情，不敢以真面目见人。面具戴久了，连自己也找不到自己的样子了。

在管理中，“种籽学苑”的教师们放弃了“要孩子乖乖听话”的心理需求，因为大家反省到，这其实只是成人权威心态的外显表现而已。这样的一种教育和管理，在我们当前的学校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三、越界与尊重

“种籽学苑”在征聘教师时，考虑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不打人，不吓人，不把任何能够引起儿童身心痛苦的手段作为教育方法的人。”师生对应态度中更明白指出：“教师绝对不可以体罚学生、辱骂学生，或以威胁、恐吓、利诱等引起学生身心痛苦的方式，作为他的教育手段。”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刚从体制学校转来的孩子，突然之间拥有了“自由”，就像一个贫困的孩子突然捡到大批的珠宝一样，马上挥霍起来。试验计划开始的第一学期，课堂秩序是最困扰教师的问题。教师满脑子的“尊重”与“信任”，在教学实际中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面对这种情况，老师们在一起分析和思考，他们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就是界限不清。

我们很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问题，我们也很少想过，人生中的各种角色，应该都有它的范围和界限；我们更很少思考“越界”可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我们几乎也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觉，或接收别人的信息，以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伤害。

“尊重”就是清楚每人应有的分界，不越界也不鼓励或者纵容别人越界。界限之内，人人自由；界限之外，即与自由无涉。学生上课不守秩序，当然是越界问题，教师心中清楚了，处理的态度自然坚定，孩子们是何等的敏锐，无需打骂，自然收敛。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界限不清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有的部门对一些无理取闹的人束手无策，一让再让，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大多数都和界限不清有关；我们的教育，已经异化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以至于教育部都要发文对班主任教育学生的问题进行规定，这也是界限不清的一种体现。

    书中有“种籽学苑”的教学规划，以及语文、数学、自然、艺术与生活、等课程的具体实施介绍，非常精彩，限于篇幅的缘故，这里就不展开了。

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去，我很想到这所学校去实地考察一下。我会怀着深深的敬意走进这所学苑的。

    《种籽学苑教育手记》 李雅卿/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