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全面观察现象，直接从这些现象中进行整体理论综合的。早期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等，无不如此。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物质的本原、各类现象的解释等）都是一种综合的认识。象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明代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那样的古代科学论著，都囊括了极其广泛的科学内容，上至天文，下至生物、地理，包罗万象。

15世纪下半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为了适应社会进步及生产发展的需求，人们开始把自然界、社会生活等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并逐渐明确地划分了政府、科学和宗教的势力范围，这一过程一支持续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

分清科学的领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宗教法庭的权力被削弱了，没有君主的民主制建立起来了，科学被定义为“对自然界的纯粹研究”并得到了繁荣，还因此催生了一次次的技术革命。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

政府、科学和宗教的分离，就像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它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发展，而是应时代需求做出的无意识反应。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分化，先是分化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然后每一部类又逐渐分化为各门学科。这一分化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并已经形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四大部类。

问题是，这一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成了一种可怕的分裂工具，将我们的社会拆的七零八碎。

政府机构或者是商业机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划分细致的各个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次级部门、次次级部门。这些部门就是“分割”的产物，是将机构的各种职能逐个分解之后所形成的。分割使得每一个部门的力量得到削弱，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当不了家，部门形同虚设。现在我们经常说一些部门事情难办，对这些部门的批评不绝于耳，其实这些部门本身也是一肚子的怨水，因为赋予他们的权力很少，很多事情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拍板决定的。

学校的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综合素养比较高，在各方面都能协调、和谐发展。但在现在的学校里，我们似乎并没有为此认真思考过。学校有很多个处室，如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处、科研室、信息中心、团委、学生会……等各种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各管一摊，都在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学生们一看到政教处来布置工作了，就知道是德育方面的事情，一看到教导处来布置工作了，就知道是学科学习方面的事情。学科德育由谁来抓？政教处认为是教学的事情，教导处认为是政教的事情，结果谁也没有抓好，学科德育的主阵地就这样丧失了，原本融为一体的教育，就这样给拆分的东一块西一块。

这种分割也时常出现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人类天生具有一种非常杰出的能力，就是能把相互关联的事物分割在各个密闭的空间里，使它们彼此无法接近，结果导致巨大的麻烦。

比如说，那些每个周末的早晨坚持去教堂的人，是一批非常爱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人类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还是这些人，周一的早晨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们竟可以漠视公司将有毒废水排入河流而不管不问。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分隔在一个空间，而将公司的生意分隔在另一空间。

再比如说，昨天中午，我看到一位先生骑着一辆助动车，带着一家三口在街上奔驰。看得出，这家人是给孩子报名参加了一个兴趣班的学习，放学之后接孩子和妻子回去。我看着他们骑车经过一个路口，面对着红灯一点也没有减速地闯了过去。给孩子报考兴趣班，显然是为了培养孩子，让孩子在做人和素养方面有所提升。但这同时，一家三口骑着一辆助动车是违反交通法规的，骑车闯红灯更是被禁止的，这一家人对此竟能做到熟视无睹。这样的现象不是个案，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可以看到。这也是“分割”所带来的麻烦。

分割，使得我们在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总是局限于某一点，缺乏整体的视野和宏观的思考，不太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联系、没有联合，就不可能有整体。没有整体，和谐社会、素质教育等目标，就很难实现。

即使对每一个人来说，或早或晚，你也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