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听了杨福家先生的报告之后，想了很多问题，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思考就是其中之一。

“士为知己者死”语出《战国策·赵策》：“晋阳之孙豫让事知伯，知伯宠之，及赵襄子杀知伯，豫让逃山中，曰：‘嗟呼！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矣。’”后来，他变易姓名，漆身吞炭，使人认为不出自己，但几次刺赵襄子，都被赵襄子发现了，赵襄子因为他是义士而没有杀他。最后一次刺杀赵襄子，赵襄子说：“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原来范、中行氏并不是豫让的知己，只有知伯，把他看作国士，才是他的真正知己，所以他要用死来报答。

《战国策》上有名的聂政、荆轲、豫让，《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姜维等都可以归结为“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豪侠之士。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成了我国古代人民的传统信条，它反映了因为知音难得，人们为了报答知己，虽万死不辞的精神。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洁身自好，“凤非梧桐不栖”；一方面是“士为知己者死”，如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辅佐后主，鞠躬尽瘁，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向往、倾慕的典范。

我认为，“士为知己者死”主要传递的还是一个“忠”字，是我国5000年文明中“忠孝”文化在一个侧面的体现。忠于谁？忠于比自己权位高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是地位不高的，他们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需要得到他人的赏识。他们一生都在奋斗，考取功名、做人幕僚、期盼权高位重的人看上和赏识、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当这样的机遇到来的时候，怎么会不舍出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赏识的人鞠躬尽瘁呢。

我非常赞同杨福家先生强调的“学校要培养社会的好公民”这样的提法，如果只有“忠孝”，没有公民的意识，我们的国家很难有好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会此起彼伏。从“好公民”的角度来看豫让，他的做法显然对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再说姜维，他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诸葛亮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

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今天的教师群体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仍然是被很多人所认同的。我曾经的一个同事，非常有才华，在多方面的智能都比我高，他自己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总是漫不经心，得过且过。我和他曾经在一起做了好几件事情，每一次他都不愿意施展出自己的真本领。在一块熟了，我们一道聊天，我就指出了他的这个问题，他认为学校的领导没有赏识他，没有给他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他不愿意花费力气在学校的工作上。我认为他这样下去很可惜，就去给领导反映，希望领导能够给他搭建平台。领导也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说让他和我一道做事情就是搭建平台，他自己不善于把握机会，让领导很失望。到现在，这位同事还是和以前一样，懒散地浪费着自己的才华，心情也不是很愉快。

我曾经的另外一个同事，学校的前任领导对他非常好，所有的事情都先告诉他，和他商量，他非常的满足，感到领导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工作非常卖力。这位学校领导因故调离，换了一位新校长来了之后，对他和其他同事做到一视同仁，他一下子受不了了，感到没有原先的校长在时那么受“尊重”，因此心里开始失衡，学校做出的每一项决定他都感到不满意，其他老师提出每一项建议他都会大吵大闹一番，而且每每都要说：“我们原来的校长是如何如何对我的”，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这样闹了很长时间，新领导和他都身心疲惫，对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增加了很多负担。

“学校要培养社会的好公民”，从这个要求来看，学校中的教师首先应该成为社会的好公民。好公民首先是姓“公”的，他是我们国家的教师，不是哪一个领导的教师，因此教师首先应该对国家、对社会、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看学校领导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知己”；其次，好公民心中要有“公”，我们每天的教育活动，不是做给校长看的，是为祖国培养人才，是为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校长随时都可以更换，但珍惜每一个生命、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千秋万代的事业这个根本不能改变，我们不能因为校长没有赏识自己就可以懒散地“混日子”；第三，好公民要做真人。

如果教师们把我们的祖国、把每一个孩子作为“知己”，那我就要大声呼吁“士为知己者死”了。

一孔之见，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