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朋友顺口溜说：“十万元是钱的爸爸，百万元是钱的爷爷，千万元是钱的儿子，亿万元是钱的孙子。”当时听着很有道理。时间流逝，这个计量单位可能有所变化，但是道理却也一样。当年有次和朋友开玩笑谈起钱这玩意曾说道，这么辛辛苦苦折腾总应该到8位数吧。记得当时朋友还掰着指头算八位数到底是多少，掰完后连连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几年后经过股市的一再膨胀，朋友的金融资产已然到了这个分上。在一般人眼里该算是很不错了，但是一再标榜以享乐为最大追求的朋友却仍然奋斗不止。现在回想前面那段顺口溜，也真是一个经典。那意思很明确，钱不多但一般开支充裕的人，通常也许以钱为用，使起来要随意得多；钱到了一定地步已经不止是日常开支，这时候往往变成负担，你要为它操很多心，钱越多操心越多，到了最后甚至为钱所役。
那两年也接触了不少人，在证券市场发了，本来是个很开心的事情，但由于追求资产的不断增值，赚了钱也没有功夫花。认识这么两个老板，一个在股市增值之后，把资金投入到了一家产业，在外地办了一个药厂，于是人也就陷入了实业经营的辛苦和繁琐之中；还有一个曾经很接近的老板，证券市场大有斩获，一时坐拥数亿金融资产，却不喜实业专事证券，结果二级市场风险硬生生把几个亿变成了几千万。想来那种得而复失的烦恼也断非常人可以体会。
中饭归来路上，随意谈起“阿堵物”，小叶特别向往那种境界：钱很多却不把钱当一回事，有钱便去做公益事业那感觉特好，于是便幻想自己要是有那么多，就照那样去做事情，邵老师似乎也略同此意。当然，要那么挥洒的把钱拿去做公益，怕是至少要以亿为单位计算了，君不见中国如此多富翁，大把去做公益的能有几个？看来都是读书人的黄粱美梦，彻头彻尾的虚伪幻想。好在我也没有那么多抱负，于是就少了一些社会责任感，以为并不需要很多若真有了足够的一些闲钱，既不想再投资做实业，也不想去做什么公益事业，只想找个很美妙的地方心远地偏若即若离，可以开馆授徒自在潇洒，或者友朋高坐谈天说地。那时候或者也可以超越功利地做一点学问，只不过做学问纯粹为了享受。回来想起王维的一首《中南别业》诗，很有味道，早年曾有赏析：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同时人芮挺章编选《国秀集》，收开元以来迄天宝三载诗作，此诗也被收入，题为《初至山中》。由此可推知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至天宝三年（744）之间；且诗中言及“中岁颇好道”，正与作者时年40余岁相吻合，故此诗当为王维初隐时作品。其时李林甫当政，王维的恩师张九龄遭贬，政治空气由清明而浑浊，作者的心情自然也是十分沮丧。张九龄见逐，不仅意味着他政治靠山的丧失，而且也象征着封建开明政治的幻灭。在这种背景下，王维一方面对官场感到厌倦担心，另一面却还留恋名禄，不能决然离去。思想上的这种极度矛盾，促使他对现实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此诗有言“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谒璿上人》诗中谓“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自此以后王维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固然其中不乏消极情绪，但也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表现出作者不愿随波逐流的一面。开篇即言“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似乎有一种宣告自己人生观念转变的味道。“好道”实在是指追求自然的宁静淡泊，而居家南山也就是根据这种追求而来。作者这种“中岁好道”一方面固然与其崇奉佛教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在大半生阅历中对社会人生的独特领悟。而正是由于这种领悟，所以“兴来每独往”，时有陶然山水之乐趣，有领略世事参悟人生的玄机。“兴来”常常是悠然自悟，因此惯于“每独往”。下句的“胜事空自知”与“兴来”也正好相互依存。“胜事”即言浮生世故，碌碌万事，从“胜事”中领悟引发出“兴来”，又因其兴来独往而进一步参透胜事，乃至于对它完全否定“空自知”。“空自知”是一种直接结果，是彻底领悟的终点，即认为世事皆空。这四句意在叙说自己由世路沉浮而渐入禅意，尚属言之可及者。其下四句则是禅意呈现，浑然天机了不可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表面上这是独行山中之所见，循水所行直到尽处，独坐送目，看白云悠悠飘浮天际。看似在写景，其实正是心与物相统一的表现。“独往”而直至“水穷处”，孤坐但看“云起时”，这里都表现出一种孤怀，是形式上的孤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孤独，却正标志着一个由“多”到“一”，进而趋于“无”的演化过程。形式上的“孤”和“无”也就成了实质上的无穷、无尽。这些只有通过体悟方可获得。这种体悟如前所言，自是摆脱了世事万物，无所牵累所致，因而才会有“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沈德潜谓之：“行所无事，一片化机，末语无还期谓不定还期也。”（《唐诗别裁》）“无还期”的核心是任性自然，恣意尽兴。
这首诗很著名。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在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同时代表了作者诗歌的基本情调和总的风格；是其在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妙境界。诗人用平淡的语言，平淡的章法，表现处韵致独到的意境，这正如纪昀所说是“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把深沉和无限含蕴在自然闲散之中。其中名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不是一般的心旷神怡，情意交融所能解释，而是如《苕溪渔隐丛语》引《后湖集》所云：“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即是说，其妙处已不在于简单的情景关系，而在于情随景化，景随意化，得其真意，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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