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的连队都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因此文艺人才很多，可以用“群星荟萃”来形容。后来统计，在不到200人的连队中，与各级宣传队有过接触的大约不下50人，从坐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文艺才华就在各个车厢流淌。后来，在甘肃Y镇巩昌河畔低矮的地窝子礼堂中，还是这群人，竟凭着简陋的条件演绎出了在今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节目，让我这个在当时只会做观众的人从心底佩服。

演节目一般是女生的强项，这可以说是性别上的差异。那时，男生一般喜好体育，而女生则更偏爱文艺；男生的节目只有说唱、器乐（当时也未有太多人显露），而女生在说唱之外还有舞蹈，这便大大丰富了节目的内容。即使这样，我仍然钦佩女生的创造力，她们不仅演着自己，还能“放眼世界”，关心着黑非洲的劳苦大众，注视着南越人民对“北方的天空阳光灿烂”的祈盼。在没有电源，只有汽灯和煤油灯照明的条件下，她们能够凭着罩上透明彩纸的手电筒，给创编的“塑像歌舞”添加了五彩缤纷的追光。

我一直不理解，那时人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想象力？这也许是得益于年轻、活力和积极向上的连队氛围。其实，我一直崇尚年轻人的创造力，但在现实中，这种创造力常因世态和环境的挟迫而逐渐地趋于平庸，这是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事实上，连队的这段美好时光非常短暂，1966年的社教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便逐渐改变了连队的面貌。

当连队再次组织起文艺演出的时候，时间已经推移到了1969年的春天。与这春天气息相通的是，连队搬到了山脚下的新房，文革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革委会成立了，大联合了，一切暂时趋于平静。连里的节目这时也少了灵气与创造，但女生们编排的舞蹈仍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它没有了地窝子中那伸展不开的拘束，相比文革中充满火药味的动作，又多了几分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