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月亮红月亮按  我不喜欢“诉苦”，不想影响大家的好心情。关于苦难，点到为止。

11.我的外婆重回瓮安
   我一直很疑惑，杨外公作为一个连任七、八年的GMD县长，又在南京警察局里干了三年和银钱物资打交道的总务科长，居然无钱置得片瓦分田？连为我妈筹办一份像样的嫁妆都那么为难？我猜：要么就是那年代为公家购置设备没有“回扣”，或许是他这一级的小官不敢明目张胆地收取“好处费”；要不就是贵州的老百姓太穷，想“捞一把”也是“空网”？要么他是一个不太贪婪的官员，收受的贿赂有限;要不就是连年的争战国库空虚，中央财政没有什么拨款投资地方的项目？总之杨外公没有经济能力让我外婆在贵阳定居，我外婆只好又拖儿带崽地离开了贵阳。
   1947年的秋天，除了我二姨留在南京读书，我妈留在我爷爷家当少奶奶外，我外婆带着她的几个儿女又回到了瓮安。一大家子十来口人靠着我的大舅婆帮人洗衣，我外婆、念慈表舅教书糊口别无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十分窘涩。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我外婆还带着我的姨妈舅舅们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兼做一点“微型”的小生意赚钱。我四姨告诉我：他们会在赶场时买一点烟叶，等到下一场再卖出去。运气好的时候遇到涨价，还能赚点小钱。万一掉了价也得亏本卖出，因为等着现钱买米下锅。
   后来实在打熬不过，又把才17岁正在上高中的我二姨从南京叫回瓮安，一起加入教书度日的队伍，从此聪明好学的二姨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成为终身憾事。虽然我二姨今天已经成为（幼儿）特级教师，曾经在贵阳电视台开办“讲座”，指导年轻的父母如何给小孩进行学前教育。但是提起早年因家贫辍学一事，依然耿耿于怀。

  （1948年我二姨从南京回来，左一为本老太太，中为我老妈。看见照片上我二姨当年青春无敌的模样，又看看她现在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样子，令人感慨。）

   我今年已经63岁，我的姨妈们都叫我“莹儿”，唯有我二姨叫我时，在“莹儿”的前面要加一个“小”字，她叫我“小莹儿”。每当有人质疑，我二姨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48年从南京回来时，看见她一小个躺在姐姐（指我妈）的身边，咋个不是小莹儿嘛。”一边讲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比出一个尺把的长度，呵呵，敢说我还没有我的“豆豆”(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洋娃娃)大？

  （照片上的我小小年纪穿着开司米的羊绒衫，现在这样的衣服辄要我几个月的退休金，自然是舍不得买的啦。）

   我二姨从南京回来在我爷爷家暂住期间，陪伴我妈妈的同时还邂逅了她童年的玩伴我的叔叔，于是情窦初开正在上高中的我叔叔严重地爱上了她！每日为她写诗写歌倾心追求，可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叔叔不是我二姨所喜欢的类型！性格果敢做事泼辣的我二姨很多年后对我说，当时她心中想的是：“凭什么我们两姊妹一定要嫁你家两兄弟？！又不是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呵呵，真可谓掷地有声啊！便借口急于回瓮安去帮助我外婆，匆匆离开了我爷爷家。
   之后他们再见面已是七十年代末，已进不惑的我叔叔去拜访了我的二姨，并把他去法国出差带回来的香水给了我二姨一瓶。我叔叔送的是“真情”啊，可惜我二姨对他“没有感觉”，大概把这瓶香水随手送了她的哪个女儿吧。

   N年过去，1999年我去成都美领馆签证去美国时，与我叔叔谈及往亊，读书读呆了的我叔叔说：“你不要在我的面前随便提起你的二姨，她在我心目中就好比一朵纯洁的莲花，一个圣洁的女神！只能放在心里，哪里能挂在嘴上？”哇噻！讲这话时，我叔叔已是过了七十的老人了！谁说人间无真爱啊！
   其实我二姨当年要是嫁给我叔叔，会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我叔叔是五十年代的重大电机系的毕业生，虽然是个工科生但音乐造诣不一般。七十年代后靠着他的“麻辣英语”受组织栽培，常陪领导去国外出差。得到的外汇补贴他别样不买，专门买原版的“大唱片”带回来，什么“蝙蝠”、“蝴蝶夫人”、“费加罗的婚礼”、“弄臣”、“浮士德”平常人听不来的之类。

   他还在家里单辟一个房间放置当年很贵重的“落地音响”，有“档次”的人去他家他不一定会给你倒茶，但是一定会请你听音乐，还要为你在现场“同声传译”。他那空荡荡的“音乐厅”里放的是折叠椅，我问他为什么不放沙发更享受，他说弄得太舒服了就怕别人不想走……我的个亲妈！我和我的儿女、我弟弟都领教过他的“音乐厅”的利害：他老人家急于为我们“扫盲”，而不问远道而去的我们饿不饿？渴不渴？先请我们听音乐！而我们却由于对“高尚音乐”的无知和又热又累“如坐针毡”……现在我们电话倒是经常打，还互通“依妹儿”，又是好几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还是蛮想念他的……

  （左一是我叔叔，中是我二姨，右是我四姑妈，她和我叔叔一样大，是我爷爷的大太太生的）

 
←（我叔叔五年前与猫为伴的摸样，成为成都街头一景，甚至吸引小记的眼球。）

   讲完美好的爱情，再来说说我外婆回到瓮安后的故事。
   我的外婆回到瓮安不久，就听说有一个杨外公昔日的下属被新“班子”关了起来。这个人叫杨一青，是杨外公当县长时的“田赋粮食处”的处长，相当于现在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吧，掌握着一个县的经济命脉。新上任的县长伙同几个说得上话的乡绅，硬说他有贪污侵占隐瞒钱粮的行为，每日弄去关押逼问，要他退赔数额不少的银钱。而我外婆认为这个人素来工作认真为人诚实，决不可能有如此下作，便出面保他。

   “人一走茶就凉”啊，这时的新任县长并不那么卖我外婆的账，就开了一个不低的数额：银洋300块！并放出话来：若是交齐罚款即可放人。我之所以一直认为我外婆有点“女中豪杰”的气概，就是因为她爱硬充好汉！比如说这一次，我外婆家穷得有时候连盐都吃不起了，她还要去管这“闲事”！老人家把她手中的现钱全拿了出来，又变卖细软到处借钱，才把这个杨一青保了出来，从此令她老人家在经济上陷入了债务与困境。
   这杨一青出来之后，知道他在瓮安已无立足之地，便离开了家乡准备出去找一条活路。他跑出去三里地之后偏巧遇到国军他就参加了国军，才和共军打完一仗发觉打不过就“全团起义”，他很快又成了“起义将士”，当然这段历史就成了他的污点。大家都笑话他“点子低”：他若是一开始就遇到共军参加共军的话，他就是49年以前参加革命队伍的“老革命”，享受的工薪待遇就不一般般了。难怪老古人留下话来：命中有终究有，命中无莫强求。这便是一例。

   在没有杨外公的日子里，我的外婆和我大舅婆一起，两个女人相互支撑着，在战乱、失业、贫苦和看不见希望的日子中又过了一年多。
   就在这时候，杨外公突然从南京回到了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