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地的短篇小说集要出版了，受人之托，写了这篇序。感谢张祥武，感谢曾园，感谢崔静。

把手探进一个名为张京徽的人的书架深处，你可以摸到很多落满灰尘的磁带。打开其中一盒，是蝎子乐队的翻录带，磁带盒内页上工整地抄录着一首首歌名，下面是落款：余地奉上。
同样，还是这个叫张京徽的人，把手探进他的另一个书架，探到最深处，你摸出一本书，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开封面，内页上同样的笔迹抄录了一首陈与义的《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下面是落款：余地奉上。
打开张京徽的抽屉，还有很多泛黄的信，这些信下面的落款一律是：余地。
从现在开始，有了这样一本书，打开书，翻到其中一篇《谋杀》，能在里面找到张京徽这个名字，落款是，余地。
从1995年的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开始，余地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就承担起落款的任务。这是一种和他的诗人以及小说家身份形同陌路的另一重身份。
意外很少。打开某年某月的《花溪》，翻到最后那篇《江湖是不能忘记的》，里面的主人公是：余地，落款是张京徽。现在，这个意外又一次要出现，如果不出意外，这篇文章的落款必然会是张京徽，而这本书的落款是余地，属于张京徽的落款还会在余下的岁月里出现，而属于余地的落款，很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十几年前，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落在同一本刊物上的时候，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我以为我的名字落在那个地方只是偶然，而余地的名字则注定会成为一个重重的落款，落在所有人的后面。
现在，余地已经写完了他全部的文章，并且完成了他最后的落款，而我们所有人，注定要在没有余地的岁月里把文章继续写下去，文章的最后会有一个怎样的落款，是个谜。

90年代，在中国还没有PARTY，只有饭局，K局。在这两个局里，余地多数时间都在充当那个发起者。彼时，余地生命中的大部分朋友和他都还不认识，我和余地正是在那个时刻相识，但称不上很熟。在今天你经常会听到某个夸夸其谈的人介绍自己和某个大人物的关系：我们很熟，常在一起吃饭！被这么描述说的关系一定止步于萍水相逢。没错，要问我和余地在彼时的关系，我会说：我们常在一起吃饭，K歌，但真的说不上很熟。
那时的余地是阳光美少年，有神采，有豪气，多金，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友，余地看起来是完美的。要说有什么地方不足的话，那就是：他是个诗人。我和他的接近，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不足——当然，那是现在的看法，当时觉得一个男人会写诗，绝对是优点，于是我和余地开始聊文学，很快，我们俩的文章同时被编入了我们工厂当时的一份内部刊物《民康青年》，得了5块钱的稿费。
那就是个起点了，我们大部分时间天各一方，他一直在昆明，我在杭州武汉北京或是随便什么地方，既然作品被收入某份刊物了，虽然只有5块钱稿费，虽然只是油印的小册子，但我们还是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于是开始通信，在信里谈一些幼稚的理想和同样幼稚的人生观。信里虽然说的都不太像人话，却锻炼了我们最初的写作水平，写着写着，我从工厂辞职，四处打工，然后成为北漂一族，他则和初恋女友分手，从收入颇丰的工厂办事处辞职，四处打工，到最后到了几乎连房租都付不出的地步。等我离开北京到昆明找到他，我第一时间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付不起房租：因为他的钱都花在了他的藏书上面，他卧室的三面墙都放满了书，客厅也为此献出了一面墙，这还未算上他在宜都老家的另一半书。看着那些书，我似乎看见在我们忙着打工赚钱的日子里，余地是如何把他全部从生意中赚到的钱换成了一本本书架上的书。被那些书震撼到的还不止是我，某日小区检查暂住人口，面色铁青的警察破门而入，却很意外地愣在那些书的面前，然后一点点融化下来，随便问了两句话便很有礼貌的告辞，临别之际拍着余地的肩膀很诚恳地说：以后有什么麻烦事尽管来找我。
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确遇到过不少麻烦事，也进了不止一次派出所，但是很遗憾，再也没有见到那个警察。
到昆明的次日，从下午到晚上，余地不断召集聚会，三教九流的朋友从昆明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从学校的学生到报社的记者，再到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有人提半只烤鸭，有人抱一箱啤酒，有人只有两袋花生，余地一视同仁地坦然纳之，然后转身去厨房炒菜。如果每个菜的盘子边缘都要贴上厨师的编号，那么余地就会在每个菜的上面落款：余地奉上。不过那不需要，因为每个人都很明白，余地就是那个终极的落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的聚会从来没有中断，饭局，酒局，K歌局，观影局，诗歌朗诵会，登山局，泡妞局，麻将局，余地总是那个热心而终极的组织者。无数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却在余地的局中汇聚在了一起，我们就像是一一坨坨本身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字，然后我们被放在一起，组合成了一首诗或是一篇影评、书评，每篇文章的末尾无一例外地署有余地二字。
昆明文坛有不少大腕，他们能买得起比南充包谷酒更好的酒，他们的客厅可以坐下更多的人，可我只见到余地在固执地把散落四方的落魄少年聚拢在一起，把他们召集在付不起房租的家中吃一顿饭，然后折回头去和我吃一个星期的白水煮面条。有人在饭局上攀权贵，有人求人办事，有人颐指气使，很少有饭局不是别有用心的，余地的饭局是其中之一。在那个饭局燃烧的年代里，余地接起电话的第一句往往是“吃了没”，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就能马上得到余地的第二句斩钉截铁的召唤“过来吃饭！”
在余地组织的各种局里，很多人从陌路渐渐变成了好友，有些人找到了工作，有些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很多人买了房，买了车，结婚，生子，余地则在短暂的繁华之后写出了一篇篇小说，这些小说统统收录在了这本书里。除此之外，他始终和他那些书在一起，变化只是从一处房子搬去另一处房子，他的书越来越多，书房越来越大，但也仅此而已，余地一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电脑一直是那台老掉牙的奔2，没有电视，甚至没有一台二手的洗衣机。着是一个困扰着很多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突然都变得这样美好？为什么余地不在这个名单之中？
余地每写完一篇小说，身边的朋友就少了一些，似乎他把这些朋友写进了小说之中。而事实是，他的确把朋友们写进了小说里——比喻和喻体在这里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在《谋杀》里，我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名字就在里面出现，这感觉现在看来，很科幻，似乎从三维变成了二维，就像科幻小说《死神永生》里面描述的那样。回头去想，似乎能明白些什么，余地正是在这些年里，逐渐完成了把自己从三维过渡到二维的过程，他把从三维世界中赚的钱，逐渐换回了二维的纸上文字，然后从这些二维文字中吸取灵感，通过写作把自己拆分成无数二维的存在，而他在我和其他人生命中的落款，就是他从这些二维世界中走过的足迹。翻出他写的信，以及有他落款的书和磁带，我凝视他的签名，我知道余地并不是真的走了，他只是从这个三维世界撤退，而他的二维生命，在这些落款中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