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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济学家”的“名言”告诉未来!

(2006-07-05 12:26:05)
分类: 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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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特约评论:http://www.nbd.com.cn/newShow.asp?D_ID=41489

“每经”编辑又约我写钟伟了,原因是“饱受攻击”的他这两天再度“发话”了,且“屁股还是坐在房地产商之上”。我推托说“晚上还是看球,钟伟哪有德国队的巴拉克们好玩”!负责而执著的编辑不允,说“侯老师你一定动笔,我都安排版面了”。我又说:“我上次已经说过‘经济学家已经是一个堕落群体’这样的狠话,还能如何?”,编辑说:“此一时彼一时业,人家不照样风光么,说明社会对他们还有需求,值得我们跟踪研究!”

我无语,于是只好看了下钟伟先生在博澳论坛上的演讲录以及发表在《英才》杂志上的文章。看后的感觉首先是“头疼”,然后是觉得钟伟先生的“大白话”倒实在是可爱;三是钟先生这样的在高校独当一面的金融中心“主任”,其距离“经济学家”也实在是有距离的,难怪香港的丁学良会“口出狂言”,四是国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自己还在“找北”,找不到便先投靠一个小圈子图实惠;五是这样的分化的确能给政府决策层一些启示,也能让老百姓在看清之后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谈到“头疼”,我指的是钟伟先生演讲文稿的混乱。不知是“录入”水平太差,还是钟伟讲话缺乏逻辑性和生动性,反正整篇演讲你得皱着眉头听,“洗”了耳朵闻,“一”、“二”、“三”不少,“三”、“四”、“五”还重,既缺乏严密的推论,又鲜有诙谐的妙语,更没有激情洋溢的表述。总体看,该演讲显得“繁茂芜杂”,远不如读他在《英才》上的笔下文章流畅。

当然,这是小的遗憾,因为有些人如陈寅恪者,据说口才、“眼力”也一般,但学问却大得不得了。然而钟伟的演讲也有妙处。比如开篇他便谦虚地表示:“接下来的演讲不代表真理,道德水平中等,研究的水平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尽到了我的专业水平,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是错误的。”接着他又有些委屈地说:“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被人批。”如此等等,倒是能说明钟伟还是个坦诚的人,想什么说什么。但你把自己“贬”那么低,像做检讨似的,还做什么“演讲嘉宾”?倒不如让一向自信的多说几句。

而在谈到“市场和政府的分界”时,钟先生的“大白话”便说得更矫情了。他说:让“潘石屹先生不想挣钱,就是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基于自私自利的出发,但是最后导致地球的发展。像我当老师的,教好我的书,写好我的书,可以偶尔在上面胡说八道,是尽到我的本分。”这话听来有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安本分”么,很好。但钟先生却忘了,“地球人”都知道他不是个“本分”的老师,教书、写书之外,他还兼职安邦资讯、长城证券等等,忙了去了!倒是“偶尔胡说八道”说得有些逼真,否则,怎能激起那么大的“民怨”!

众所周知,钟伟先生的“名言”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这一次演讲,他总算把这话的深刻含义用大白话表达得清晰了些。他说:“我想讲在中国这个过度尊重个人公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拥有,这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步的。这是我为什么不想做民意代表的原因。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

看到了么?语言虽然罗嗦,但钟伟先生这次表述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便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对土地等等的使用权、所有权等的界定并不清晰,所以作为学者的钟伟搞不清他改代表谁,所以他便只能像叶檀博士指出的那样“出尔反尔”,最后当然便迷糊到“不知道老百姓是谁”,而只能“知道特定的群体该做什么”!言外之意,“我就只能为特定群体出谋划策”了。然而,拥有如此低端的把握大局的判断力,就能称之为“经济学家”么?没凯恩斯似的伟大理论也就罢了,连对改革实践过程中的“大势”都自认不能把握,如此“经济学家”,岂不显得有些“‘家’道中落”么?

即便拿那篇《房地产行业缓解了银行流动性过剩危机》而言,其推论过程也是漏洞很大的,因为其一,“房地产行业缓解银行流动性过剩”可能只是一时之功,不能算定论;其二,以一句自以为是的“炒汇实在是件风险叵测和需要专业技能的事情”而断言“流动性过剩”的资金不会流往汇市,根本缺乏必要的论证。而事实上,炒汇、炒股的风险差别并没那么大,难度也很近似,我一位做记者的朋友便炒汇多年。倒是换汇的管制等等政策框框才让汇市规模难以壮大,所以,由钟先生的逻辑推断断过剩资金必须流向房地产,实属一厢情愿;其三,作为钟先生眼里银行的“优质资产”,“ 我迄今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按揭贷款如此忧虑” ,这句话暴露了钟先生的忧心并不放在可怜的“房奴”等普通消费者身上,而他也并不担心房地产商给银行带来的“呆账坏账”!在钟先生心目中,只有房地产产商给银行危机做出的“伟大贡献”,而“流动性过剩”的银行呢,只有向房地产开发商“叩头”致谢或许才是“合理”的!

总之,钟先生的“坦诚”令人钦佩,但自己的局限却是明显的,其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词不达意”的。当然,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化已经成了一种结构性固化现象,许多“经济学家”根本无力或者也根本不想再去承担起为国为民“经世致用”的重任。此时,他们中有的选择了闭门谢客,专攻理论;有的选择了卧薪尝胆,“充电”补习,而有的,则选择了“融入”他所“理解”的群体,“顾问孔方兄”去也。

钟伟先生的“现身说法”已经清楚地表明,利益分化,群体分层,“非百姓”代言人也必将越来越多。这似乎已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老百姓“愤怒”可以理解,但政府如何理解、如何疏导这“潮流”,却显得更加重要。这,或许也是钟伟们给社会的一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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