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先生不愧是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家，近期，当他在呼吁摒弃“银行贱卖论”时便很时髦地用上了“忽悠”一词，让赵本山着实“荣幸”了一把。因为这“忽悠”的“专利”本来自于他呀。然而事实上，“忽悠”一词如今不仅让老百姓津津乐道，而且还成了像吴敬琏这样大师级学者的“偏爱”。

据报道，针对“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调”，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切莫再“忽悠”这个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不要煽动起情绪化思维”，“同时要警惕那些鼓噪‘贱卖论’的人”。而巧的是，在这则消息见报的当日，笔者也正好在本报发表了《“非贱卖论”与“自轻心态》一文，按照吴老的说法，笔者似乎正在“忽悠”“贱卖论”。

众所周知，除了“骗人”或者“搞笑”之外，“忽悠”当然不好，因此笔者变成了吴老口中那些需要“警惕”的“情绪化”的人。但问题是，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么？不能。因为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即便是一个人处在“完全理智”的情境之下，其做出判断依然会受到某种“潜在情绪”的干扰。因此，绝对理性的根本不存在的。物理学中有“测不准定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受情绪干扰而“测不准”的事情便更是多如牛毛，几乎到了“无所遁逃”的境地。举例而言，吴老先生“别再忽悠”的说法便明显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人非圣贤，谁有能没有情绪呢？

这让笔者想起来一个叫高小勇的人。此君曾在媒体上撰文《中国贫富差距有没有被感情夸大》，结论当然是被“夸大”了，因为“许多人在很动感情地谈收入差别，谈解决办法，谈政策建议的时候，已经把中国收入差别当成是一种确凿的危险了。

“我不知道这是根据哪个标准来确认的。”高小勇说。当时，笔者曾写了《中国的贫富悬殊被谁的感情夸大了》，对高文予以反驳。而其后，高先生又撰文《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批评了吴敬琏先生的“品高识浅”的“无知”。彼时，笔者也曾撰文《吴敬琏的“无知”和高小勇的“知识”》，为吴老生做过辩护。没成想，事过境迁，吴敬琏先生倒成了继高小勇之后指责“情绪化”判断的“新人”。

莫非，被高小勇轻看的“吴敬琏忧患”如今又被笔者遭遇了么？只不过，轻看“银行贱卖忧患”的人变成了有忧患意识的吴老本人。但是，这是一个通晓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学者做的事么？可以为境外投资者忧患“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却不能让别人忧患“银行资产贱卖”？

当然，辩证法并非中庸到时时刻刻不分“主要矛盾”的哲学，所以吴老的“忽悠”说法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把这种有一定事实依据的担忧“情绪”归结为“我国半殖民地的经历”，却不免太武断了。

事实上，许多像笔者一样质疑“银行被贱卖”的中国人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距离所谓“殖民地经历”很远，对其的了解也仅仅是在历史教科书和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当中，谈何需要“警惕”的“情绪化”？倒是在国内金融改革遇到困难甚至思想认识上的激烈交锋时，企图通过“外资入股”来一举摆脱“质疑”，加速“国际化、市场化”，才是基于“情绪化”不耐烦之后的“理性选择”。

当然，吴老的有些观点笔者是同意的，比如“要分析是哪些人造成国有银行资本质量下降，让国有资产打水漂”，还比如“最重要的是面向国外资本开放的同时，也对国内的资本开放。尤其是要给民间资本以同样的机会”。但是，这些难道不也可以成为笔者质疑“贱卖”的理由么？

试想，在银行改制的程序公平问题上出现偏差，难道能引导出结果的公平么？吴先生一直是反对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的市场派的代表人物，人送绰号“吴市场”，但在银行改革的市场化选择问题上，却为何“情绪化”地背离了一贯的市场化初衷？难道没有“境内资本”参与博奕的银行价值便能“天然”逃脱被“贱卖”的命运？莫非“境外投资者”都能理性到不经竞争便“合理”地购买中国各大银行股权的地步？

问题还在于，又是谁，能相信“境外投资者”的这种“公平”理性？笔者以为，即便本着“起点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个问题也和吴先生所提到的“、对国有银行投资的关键是能否真正进入银行的公司治理”同样重要。

“只有真正参与到公司治理，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吴敬琏语）但是，到底是要谁参与到公司治理？又如何能“公平”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呢？

吴老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笔者除了因高小勇的“情绪化”言论而为吴老做过“辩护”之外，还曾撰文《让吴敬琏和许小年的胜利告诉未来》、《让吴敬琏和许小年的“失败”昭示未来》，赞扬过吴老的睿智和远见，相信在上述问题上也有得到吴老的“非情绪化”或者“市场化”回答。

至于“忽悠”么，我想还是还给赵本山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