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之一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衆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

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恥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

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读后感悟：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是饱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奴役的时代;同时又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时代。面对千孔百疮、积贫积弱的中国，张之洞借用《劝学篇》发出中体西用式变法自强的时代声音,痛陈旧者的不知通和新者的不知本,希望借此破除两者的弊端,调和两者的对立,并超然于新、旧之间的政争之上。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当时的中国社会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而由此引发的灾祸根源在于新旧思潮的对峙，即图谋挽救危亡的人倡导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新学），担忧损害孔孟之道的人固守儒家学说（旧学），两者莫衷一是。守旧者因因噎废食，不知变通，不适应时势。求新者岐说纷呈，不知立身立国之本，心怀菲薄传统纲常名教之念。新旧的交战对垒导致邪说流行，使从学者迷惘、困惑，不知所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张之洞才写《劝学篇》，并以“内篇务本，以争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为宗旨，主张以纲常名教来端正人心，以变通引进西艺、西政西史来开风气，改造中国社会。此《序》在提示了全书各篇的要点之后，更进一步指出了其著《劝学篇》的意义是在“今日之世变乃前世所未有也”的时势下所写的,其中体现的学习观内容丰富,主张“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学以益智,智以救亡”,为学习赋予了“保教、保国、保种”的地位,具有启智、强国、救亡、去毒的功效和作用。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和政治教育军事等图强改革的构想。

我读完《劝学篇》喟叹不已！赞其不愧為一代帅才，文笔之中尽显其才华，全篇不仅彰显雄才大略，更透露出晚清重臣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张之洞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外，而是怀着一腔要救吾国吾民于水火之中的热血，撰写《劝学篇》激发忠爱之士，一起寻求富强之道。

《劝学篇》全书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在本书的《序》中申明：“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以为“务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这里的所谓“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明纲”者，“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设学”， “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作为一个洋务派后期的领袖在对西方态度的接受与否的犹豫和选择。他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化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广泛接触的知识人士，渴望得到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化，但是作为一明清王朝统治的捍卫者来说，他在政治上却又必须保守，所以，在整篇文章中，这种复杂的矛盾都在透露着。由于张之洞处于复杂矛盾的特殊历史时代，既要变法图新，又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因此他在思想理论上不得不徘徊于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一部教育名著，除了历史原因和学术意义外，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思想与措施，是很值得介绍学习的。
在《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极力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如日本“伊藤、山县、檀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诸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列举中外古今留学生归国后的创举事实，说明留学教育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并主张中国的留学教育应当重点学习东邻日本，因为它有“路近省费”、“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和西学经日本“已删节而酌改之”，且“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所以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有许多捷便之处。他批评近代以来留学教育的失败在于“失之幼”、“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失之不选”。所谓“失之幼”，是早期洋务派仅派幼童赴西洋留学，没有扎实的中学功底，为西学所化，且人才不多，难予应急之需。所谓 “失之使监督”，是指对留学生的管理不善。“失之不选”，是指遣派的留学生不得人选。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从前的留学教育失败或成效甚微。但是，张之洞认为留学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且关系国家人才培养的大事，“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坚决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这一主张对清末留学运动的勃兴确实起了推动作用。
    在《外篇·设学第三》中，张之洞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以为：“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学校是养才重地，而人才是国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必以学有初基”。他倡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形成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教育系统。他规定大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学堂之法”六条：“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日宜教少年”，把青少年作为主要教育对象；“一日不课时文”，以史事、地理、政治、算学等为学校教育主要内容；“一日不令争利 ”，改革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一日师不苛求”，教授新学堂的教师，只要对新书介绍的“政艺要领”研求三月以上的高明之士，即可以教小学堂。所有这些，均对清末书院改学堂运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总之，《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中西文化与教育日益由冲突、碰撞而趋向汇通、融合、改造与吸收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纲领提出来，确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