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金融世界显然出了某种偏差。问题并不是某个新兴市场再次发生金融危机，并且一如所料地危及到邻近国家。在2006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上一轮金融突发事件中，即使是风险最大的国家，也相当从容地应付过去了。

　　相反的，那是由于眼下这个时候相对平缓，却暴露了现今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曾经预想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目前无处可见。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当时，石油美元的再循环促使大量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左右，大多数新兴市场都扬弃了谨慎的态度，解除了私有投资组合以及银行资金流动的控制。

　　从此以来，私有资本流动剧增，压倒了物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因此，当今世界经历真正的金融全球化只不过有15年时间左右。

解除资本管制不等于增长

　　表面上看，解除资本流动的限制具有坚实的逻辑。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却缺少储蓄。外国资本流入可以让这些国家利用富国的储蓄，提高其投资比率，并且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人们也认为，金融全球化还将让穷国的经济平稳渡过，可以应付进出口货价比率的巨变，以及与其他时运不济相关联的繁荣破灭的周期。最后，在金融市场的训规之下，即连某些无所顾忌的政府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独立学者所作的研究表明了几个疑点和窘境。例如，难有证据表明解除资本流通管治的国家能因此获得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许多新兴市场的投资比率出现了下降。总体而言，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也并没有稳定消费。

    耐人寻味的是，最近几年中表现最佳的国家，却是依赖外国融资最少的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超级明星，拥有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向世界其他各地的净贷方。

　　在其他高增长国家中，越南的经常账户基本持平，印度则只有些许赤字。在拉美，阿根廷和巴西在最近几年中一直有较高的对外盈余。实际上，历经多年的净借款国之后，它们已成为了净贷方，因而对近年来的资本市场突发事件能够从容应付。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对穷国的投资与增长率为什么偏低寻求更好的解释。过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储蓄有限，因而促使资本流动自由化；然而事实却是：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资本向外输出，而非流入。

　　这一情况表明缺陷存在于其他地方。最为可能的是，真正的缺陷在于投资方面。

投资需求低落将带来困境

    主要的问题看起来是缺乏创业精神，工厂和设备也乏人投资——即凯恩斯所说的“缺乏动物性的冲劲”。更谈不上可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商品产量。

　　这一缺点背后隐藏着若干体制上和市场上的扭曲情况。这些情况往往是在低收入环境中进行工业化和摩登化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当国家的投资需求异常低落的时候，允许资本自由流入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国家中的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更多的融资，而是各企业所有者对更多利润的预期。

　　实际上，资本流入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可能使得本国货币升值，并且使得出口的生产利润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投资的激励。

　这样，允许资本自由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走向，就是经济中的现代化范畴投资变低，最终使经济增长减慢(一旦由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消费繁荣结束)。与此相反，像中国和印度等避免资本大量流入的国家，才能让本国货币保有高度的竞争力，从而维持了利润率和较高的投资水平。

    对于那些还没有跃向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而言，教训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没有任何东西比没有竞争力的货币更能够扼杀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比资本流入激增更能够导致货币升值。

　对于经济已经转型的国家，何去何从就更难拿捏了。当资本自由流通之时，汇率的管理就变得更为困难。但是这并非无可救药，只要决策者理解汇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把资本流动置于竞争力的要求之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世界上的“新兴市场”相信都在不遗余力地避开金融动荡的困扰，因此人人都该扪心自问：金融自由化的益处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作者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原题：The False Prom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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