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排发行体验之初，大家都是有些微词的，十分不理解报社的作法。但是大家找份工作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也没人较真。那么多名校毕业的，还有准记者们都没说什么，我也就不好置喙了。
      我们的体验方式不断进行调整。不久后，老周给我们搞起了承包责任制。每人每天至少要卖出20份报纸，不论用什么方法，不论在什么地方，必须卖出去。没有卖完的就要自己掏成本了，多卖所赚得的钱也归自己所有。每天也只需到站里领报、结帐。
      这种粗放的管理，给了我们很多自由。也让我们初次体验了南都在经营管理上鼓励投入、自主经营的模式。
      南都是很重视培养员工的投资意识的。曾经有人就南都的广告业务作过形象的比喻：报社是个总包商，提供资源和平台，我们都是小分包商，每人经营一块，交足报社的，满足客户的，余下都是自己的。颇有点小岗模式的味道。较之其它的媒体广告经营，最大的不同就是：业务员高提成，但是要承担对客户的投入，报社除了集中精力和财力针对客户开展大型推广活动外，一般的请客吃饭、节庆日礼物等都是不管的。
      记得当时正是暑期，加上广州的南国气候，我们是很吃了些苦的。我们就像没有营业执照的小报贩，流窜在广州街头，躲城管、看脸色、听闲话，自尊心遭受着极大的折磨。
      那时，中山大学已经放假，只有很少的学生留在学校。武大的金瑾美女住在附近，因为母校的地缘关系，我们经常结伴卖报。
      最初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中大附近溜达，到中午，实在受不了炎热的天气时，我们干脆躲到家里午休一下，喝点冰镇饮料。由于学校放假，再加上一般人都有固定的购买摊点，且形成了固定购买习惯，几天下来，我们都亏了不少。
      每次走在中大校园里，在校生的幸福生活都让我羡慕不已。人们常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们，刚想凑近推销报纸时，他们早已躲得远远的，就像逃避瘟神一样。
      校内有几个固定的摊点。刚开始几天，摊主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像学生们一样打量我们，后来得知我们在卖报，再见到我们时，发自内心的厌恶表露无遗。
      虽然是假期，中山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依然经常举行舞会等活动。大活在一口水塘边，塘边还经常有写生或者练习拉琴的学生。想当初，我在学校时也算是交谊舞中高手，也会在南湖边做些“出格”的雅事，也像他们这样无忧无虑，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
      如今强烈的对比，让我内心受到极度的煎熬。如果这不是一场体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绝望。我不断告诫自己：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记得好像是余健，在经历这些后，放出话来：“等老子有钱了，每天早晨买两袋豆浆，喝一袋，扔一袋！”虽是笑谈，但可以看得出，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连续亏了几天后，看着在家堆着的没有卖出去的报纸，我们开始思变：先是低价转卖给熟悉的摊主，至少少亏点。这样几天后，良心上有些过不去，整个扰乱了报纸的价格体系。特别是当交割完后，摊主有意无意地发出一声叹息时，心里总有几分惭愧。
      每天晚上结帐时，老周都会单独给我们列个销售排行榜。几个在广州读大学的每天都能卖大几十、上百份，我们总在20份上下徘徊，不用别人说，自己也决定没面子。
      最终我们决定将活动范围扩大。先是去地铁站。地铁站流动人口多，生意确实不错。特别是早晚两个高峰期。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地铁工作人员就开始驱赶我们。既然“地下工作”搞不成，我们就回到地上吧，在地铁口守候。可不久问题又来了。地铁口一般都有报摊，生意不怎么样，而且城管也开始注意我们了。期间听说还有一些别的站的同事被城管拿了，最后闹到要报社出面去领人。
      就这样我们开始转战广州街头。期间，我不断问自己，如果不读书，我还能靠什么生存？是啊，原来我的生存能力这么差，原来自己这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