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何要写《师说》?

韩愈为何要写名篇《师说》?
王麟/文
http://s12/mw690/001CfKs7ty6W3WPOV9F5b&690(孔仲尼)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教育很重要,那么在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老师,到底有多重要呢?答案是非常重要!荀子曾云:“君师者,治之本也。”君王和老师,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况将老师的地位拔高到与君王持平,可为至尊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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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稷下学宫)
这位大儒又说道:“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教育,不学习法度,如果聪明有智慧,则必会成为江洋大盗,因为他不辩善恶;如果这个人很勇猛,必定会成为天下的祸害,比如西晋周处,在没受教育之前,勇力过人,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结果呢,天天仗势欺负乡邻,成了当地仅次于猛虎和蛟龙之外的第三害,最后周处拜大文学家陆机和陆云为师,才成了一代名臣。
http://s1/mw690/001CfKs7ty6W3X6bnu810&690(周处)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育,却很有才能,必定让天下大乱,国家遭殃;如果他眼光独特,能洞察一切,必定满嘴奇谈怪论,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如果这个人有辩论天赋,那么必定胡说八道,荒诞不堪。可见,有一位好老师对学生言传身教,实在是太重要了,既不让英才埋没,还可以为国家社会减少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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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陆机之弟)
优秀的老师是学生的人生指路明灯,良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拙劣的老师是一种瘟疫,其恶劣影响会摧残孩子的一生。那么,在古代,合格的教师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呢?荀子最先制定了以下标准:“师术有四:尊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意思是,当老师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有威严,能够让学生敬畏,可以为师;过了知命之年或者耳顺之年,又有威信,可以为师;能够诵读和解说所传授的知识,并且不违反礼法,可以为师;懂得细微之处的道理又能讲解清楚,可以为师。
http://s10/mw690/001CfKs7ty6W3Xdkkel59&690(孔子与弟子)
在春秋时代孔子办学的时候,他和弟子之间的地位比较平等,很少有谈及师道尊严的言论,采取的教学方法也很宽松。但是,到了后世,教师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师重道越来越被强化,因此《学记》里说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为何必须让老师居于尊崇的地位呢?因为老师是“道”的化身和代言人,尊重老师,就是尊重“道”,尊重“道”,民众们才能专心求学。
http://s13/mw690/001CfKs7ty6W3XeUeeM4c&690(老子)上面道理都很对,但是尊敬老师这件事,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因此,在漫长的古代,一直将“尊师重道”的理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期。在魏晋时代,“尊师重道”的思想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主要原因是从东汉末年至西晋,经过近百年的战乱,有名的大儒们或者在北方战乱中死于非命,或者在接连而至的瘟疫中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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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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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魏文帝曹丕曾经给朋友兼谋臣吴质写过一封信,就是流传至今的《魏文帝与吴质书》,信中说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文中的徐、陈、应、刘,指的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场瘟疫,就让建安七子死了四个,可谓人间惨剧。这些人都是富有才华的儒生,本来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结果都英年早逝。
http://s3/mw690/001CfKs7ty6W3XrB1B0e2&690(建安七子)
除了瘟疫之外,多年战争让民众痛苦不堪,在西汉武帝时代被打压的黄老学说,重新流行起来,魏晋进入了空谈玄学的时代。加上佛教乘机兴起,与黄老学说双面夹击,让儒家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
http://s13/mw690/001CfKs7ty6W3XweM7W9c&690(竹林七贤)
隋唐两代,虽然仍旧将儒学当作正统学问,但是远远不能与汉代相比。儒学的没落,也影响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使得老师的地位每况愈下。到了中唐时期,竟然发展到人人耻为老师的地步。求学的人,遇见问题不想找老师解惑,因为怕被人耻笑;被请教的人,也将“老师”这个词视为洪水猛兽,生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份,坚决不愿意被称为老师。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儒学距离关门大吉已经不远了。
http://s7/mw690/001CfKs7ty6W3XDVUuG56&690在这种危难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吹响了重振儒学的号角,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韩愈认为,振兴儒学,首先要扭转“人人耻为老师”的社会歪风,所以,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是复兴儒学的旗手,写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没有人当老师,修身治国大道到底由谁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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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几乎以一人之力,重新振兴了儒学,同时掀起了古文运动,涤荡了文坛,功莫大焉。到了北宋时期,儒学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学问与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