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0年宋夏战争之初北宋军队的真实水平》

王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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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制定“扬文抑武”治国政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唐代。大唐享国近三百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各地军阀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亡于武夫之手。后梁太祖听从亲信李振的建议，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6月，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杀尽左仆射裴枢、新除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大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河，随后在907年又将唐哀帝李柷废掉，唐帝国灭亡。此后便进入了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时期。而五代十国的武夫骄横跋扈更是给了赵匡胤极深的印象，他自己又是通过武官夺权，所以对军人非常忌惮。

北宋建国后，在“杯酒释兵权”之前，那些将军们跋扈劲头一点都没改，有一个姓王的将军，竟敢在一个晚上大摇大摆闯进宰相的家里，将老人吓得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赶紧问将军有何贵干。这位跋扈将军说，没事，就是想找宰相喝酒聊天。其实，他是明目张胆来索贿的。这件事情发生后，让宋太祖更加厌恶军人，下决心要消减节度使兵权。最终，北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各个州郡的人权、军权和财权全部收到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派遣到地方的文官更换频繁，而武官也是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就是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免让军人做大之后成为祸害。

（杯酒释兵权）

随后，宋太祖又改革了兵制，将士兵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其中禁兵是皇帝的护卫队，俗称“东兵”；厢兵是各个州郡的镇兵；乡兵是从当地百姓里招募或者由民兵组成的地方武装；而藩兵则是由依附的外族部落士兵组成的外籍兵团，用来协助守卫边疆。在这四类军队中，以禁兵作战能力最强，训练也最有素，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水浒传》中，王进和林冲就曾经做过八十万禁军的教头。

（北宋禁军）

而厢兵相比之下就差了一大截，主要原因是，一是厢兵远在地方，顶头上司更换频繁，那些临时派遣的将军谁也不会下大力气去整肃和训练军队；二是参加厢兵的成员复杂，素质良莠不齐，地痞流氓、破落地主、灾区流民、贫苦百姓都可以加入厢兵换口饭吃，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而乡兵和藩兵只有少数地区才设置，并非常备武装。

（北宋军队）

在军事管理上，以前那些侍卫司正副都指挥使、殿前司正副都检点都是禁兵中掌握实权的人物，而宋太祖摆了一场宴席，就将这些人全部解职，让殿前司、侍卫军马司、侍卫步军司担任禁军最高首领，统称为“三衙”。但是，“三衙”的权力很小，只管禁军的统制、训练、藩卫、戍守、迁补和赏罚，真正能够调动军队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长官就是枢密使，也就是狄青曾经担任的官职。但是，枢密使之职一般不会授予武将，狄青是唯一的特例。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担任朝廷中枢和地方长官，还兼管军队的调遣，那些将军们的军权几乎被剥夺地一干二净。所以，在北宋不但当兵憋屈，因为脸上会被像牲口一样刻字，而将帅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林冲）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军队如何去打仗？那些文官即使饱读诗书，研读过兵法，但是并没有实战经验啊，一旦打起仗来，前线指挥的将军们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这仗该怎么打？别担心，至少在太祖、太宗时代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战经验丰富，可以提前为将军们画好作战图，何时进攻，何时防守，用兵多少，行进路线，都在图上标的清清楚楚，将军们不用动脑子，只要照办就行了。

（契丹兵）

这种作战策略，在太祖时代无往不胜，因为赵匡胤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太宗时期，可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赵匡义的水平比他哥哥差太远了。于是问题就严重了，太宗闭门造车，制定的作战图好使吗？答案是，非常不好使！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将军们拿着一张根本不对路的作战图怎么可能打胜仗？这就是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大宋军队先后在岐沟关、陈家谷和君子馆被契丹打得惨败的原因之一，丧师数十万。从此之后，北宋对契丹长达十几年的攻势结束，大宋军队对契丹产生了深层次的恐惧心理，从此一蹶不振，以后北宋完全处于防御状态，再与契丹军队交锋，宋军几乎每战必败。

（契丹兵）

从宋真宗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的景德元年（1004年），到西夏元昊正式入侵北宋的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长达36年的时间里，宋军几乎没有打过仗。长时间的和平岁月，早已经让北宋王朝从上到下忘记了危险，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虚幻之中。脑袋清醒、具备忧患意识的人屈指可数，范仲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宋真宗）

大宋王朝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容不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那些根本就提不起来的厢兵自不必说，号称全国精锐的禁军的表现更是让人大摇其头。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东京汴梁的禁军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在太祖时代，禁军领月粮，城东的士兵去城西领，反之亦然，然后自己再背回来。到了仁宗时期，这些游手好闲的禁军，都是雇人将月粮送到身边，自己都懒得动一动。京城的禁军，没事就在大街上嬉游晃荡，有的还做小买卖，举止投足根本就没有士兵样子。

那些南方调来的禁军，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根本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吓得要尿裤子。而陕西边陲的骑兵，很多人甚至不会披甲上马，即使勉强骑上马，弯弓射箭，射出去的箭只距离马头二十米，便掉落在地，更遑论冲锋陷阵了。还有很多边陲士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连盔甲的重量都无法承受，在行军途中擅自卸甲掩埋，然后当了逃兵，最后被抓，全部就地处决。欧阳修对这种令人痛心的反常现象有过中肯的评价：自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数十年过去之后，导致“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可谓一针见血。

别看禁军和厢军表现得如此令人大跌眼镜，军队的数量却年年增长。请看一组数据，宋太祖建国之初，全国军队共计22万人，十几年之后，暴增到37.8万人，又过了二十多年，军队人数增长到66.6万人，比建国之初增长了203%；二十多年以后，军队人数达到了91.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开战的时候，全国军队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25.9万人！是宋初军队总数的5.7倍，却接连打败仗。

大宋的军队表现如此不堪，那么当年跟着太祖太宗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后人呢？别提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之辈，毫无作战经验，有些甚至连兵书都不读。但是，宋仁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他不但对自己国家部队如此不堪一击而毫不知情，而且还天真地认为将军的后代就一定会打仗。这是什么逻辑啊！

因此范仲淹在给宰相王曾的《上执政书》书中呼吁到：“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通过后来与西夏对决的结果来看，庙堂上的肉食之辈并没有思考这事。仁宗皇帝这种心理，朝中很多大臣同样也有，都自大得不得了，坐井观天与鼠目寸光，并且毫无忧患意识。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宋军在与西夏初期对阵过程中，不断惨败。甚至在没有正式打仗之前，就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悍然称帝，消息传到东京汴梁，满朝文武竟然目瞪口呆，全体傻眼了。一连好几天，什么应对措施都没有想出来。仁宗一怒之下，将枢密院陈执中等四名一把手全部就地免职、赶出了东京。

（本文选自尚未出版的新书《北宋教育家范仲淹的人生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