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内循环经济三要素
内循环经济说好听点，就是转换为以消费驱动社会各层面发展的内需经济，本质就是别人不和你玩了，我们自己和自己玩。内循环是以内生经济为主，外贸经济为辅，并不是说就和别人断了联系，所以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短期内仍然会有肉吃。
其实，内循环经济并不是突然就冒出来，发展内需经济起源2012年，在2015年汇改之时，人民币贬值了许多，外汇消失了近8000亿美元，到2018年渐入火热，2020年达到顶峰。从禁售光刻机、芯片、华为限制、紧急启用导航、紧急探访吉林农业产业、夜市地摊经济就可以看出来，之前的夜市地摊经济只不过是个头菜，如今的内循环才是正菜，2018年渐入火候的内循环所带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猪肉价格两年保持“平稳”。
制约内循环经济的主要有：房价，老龄化，财富分配。
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
其实，从罗伯特.索罗的内生经济模型来看，内循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资本两大因素，但是目前我们的人口已经趋于老龄化，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了，劳动人口从2012年就开始减少了，一个没有年轻人口的社会是很难让内循环保持持续发展的，所以早几年前，高层进行布局，高瞻远瞩地开发二胎，其中原因正是为即将到来的内循环经济做准备。
内循环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资本，老龄化时代，劳动人口渐少，资本驱动科技发展，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转换为财富。其中包括当下最火热的科技基建概念：以5G为根基的数字信息化产业，人工资能产业，
物联网产业，无人产业（汽车机器人、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所以在内循环经济时代之下，以上行业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改善财富分配
影响内循环的三个因素中，老龄化的问题虽然有二胎政策保驾的补偿，但是财富分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东中西、不同阶层，也是影响内循环的其中一个消费因素，目前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了GDP的58%了。
这个社会有的人是真的很有钱，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亲眼看到有的人一手拥有七八套豪宅，可能编者还是见识少了，比这更有钱的或许更多，按最保守的2000万一套豪宅来计算，单单房产的财富就超过1.5亿了。
而北上广的普通搬砖白领辛苦一年下来却不能攒下多少钱，如果有房贷的话更少。这还算是好的了，对应的是6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这一切让内循环经济的底气显得很是不足。
第三，抑制高房价，降低居民杠杆率
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年轻人为房子奋斗的时间过长，再加上高学费和高医疗收费，非常不利于内循环的发展。捂地政策引发的高房价势必拖累内循环。一个年轻人的钱全在房子里，算上按揭和父母的积蓄，可以说是把过去和未来的钱全投进去了。根本没钱消费，没有能力消费，内循环不持久。
如今存款率在降低，负债率在提升，老百姓普遍接不起现在的房价，如果现在房价横盘，也未必就看得到成交率的增长。但是又不允许房价跌下来，假如真跌了，就相当于让拥有房子的群众资产缩水，市场就恐慌了，这样市场会崩盘的，经济就废了。
另外，一个房地产行业能带动许多行业，个人判断：未来的内循环时代，房价降是可能降，但不可能降太多，一线城市依然看涨，三四五六线城市随市场看跌。
制约“国内大循环”形成两大直接障碍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韩和元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个人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2.35％。
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
长期以来，因为居民收入不高，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加上疫情的影响，旅游和流动性消费下滑和恢复缓慢，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民”，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村夫”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五六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还贷。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三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
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在哪里？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
宪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笔者以为，为了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需要完整地解读并落实“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这个当下的紧迫课题。
1.
短期动力来自最终消费
宏观经济学是动态经济学，时间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因此，短期和中长期构成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框架。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就有短期和中长期之分。人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是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今年4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均为正值，6月为4.8%。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目前的中国经济，供给已经得到恢复，并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但需求仍然弱势，其中的消费需求更是如此。这当然有疫情冲击，消费者活动受到限制的影响，但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消费的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认为，目前，保基本民生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两个重要途径。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消费最终依赖收入增长，没有收入的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老百姓的收入一般分为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前面三块收入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或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下一个重要补救措施是增加转移性收入。一方面，要在足额、按时发放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研究发放“抗疫”现金津贴等。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入调研和测算，较大幅度地提高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标准。由此，将在保基本民生的同时拉动消费。
其次，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和消费升级的主力军。没有他们的收入增长和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就没有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收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在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的前提下，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人才是第一资源”，等价于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是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的载体，它和技术、企业家精神，同为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比重，将为消费增长和升级作出重要贡献。
投资也是极为重要的内需。有效投资既是现实需求，也将为转化潜在需求创造条件。近来有一个热词“新基建”，它讲的主要是数字基础产业的投资。当然，重要的投资领域还不止于此，还要加大绿色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基础产业的投资，在增加短期需求的同时，改善中长期供给并满足未来较长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新需求。
2.
中长期动力是改革创新
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为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以及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都被作为重要事项，需要一一加以落实。
以创新驱动为指导思想，并以创新的方式投入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动力。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创新以及投入要素的效率都与深化改革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说，国内大循环中长期的源动力是深化改革，以及改革激发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一系列文件，如《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17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等，进一步彰显了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通过完善营商环境这个抓手，这些文件的精神都在落实。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体制瓶颈，驱动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为自觉。
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相关的创新，其成果集中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出。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超过或将超过规划预期的8%和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9%，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收入的比重超过25%。所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目前已超过20%。
2010~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整体快8.7个百分点，比GDP增长快9.6个百分点。更多的数据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17.1%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正是这一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增长整体下行的压力。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作为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源自创新创业。创新创业生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集群的空间特征。这是被实践证明，也是被实证研究证实的事实。所谓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就是某个物理空间聚集着别的地方难以模仿的创新创业资源，并由此培育新创企业和新兴产业。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这是因为，创新需要若干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人才、资本、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甚至气候，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具备这些条件。这些要素和条件同时存在，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所以，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一般生成于某个都市圈或中心城市，分布于世界为数不多的地方。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城市，有着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正在形成这一发展格局。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变，也不会变。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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