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无论从人类远古历史的考察而言，还是从我们对现代宗教现象的了解而言，或者从整个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视野而言，我们都感到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存在着偏颇与局限。

我们很难相信人类的重大历史现象，譬如宗教现象仅仅是从单纯的性矛盾、性冲突发源的。

当弗洛伊德将人类的各种重大现象，譬如艺术、宗教、道德、伦理都惟一地归源于俄狄普斯情结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观、社会观、文化观使得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断言：弗洛伊德的解释必定不是真理的全部，必定含有极大的偏颇。

即使再充分地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肯定弗洛伊德发现的真理，也难于放弃对他的质疑。

我们认为，弗洛伊德在心理上的洞察是深刻的，然而，因为他没有把人类的心理活动纳入人类社会的整个实践之中考察，离开了人类生存奋斗的整个背景，因此，他必然失去了完整的真理性。

性的矛盾与冲突是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是人的文化的一部分，但远不是人类实践和文化的全部。当我们企图回答人类宗教起源的重大事实时，注定要面对人类实践的整体。

这样，对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这一涉及到宗教起源的理论就有了我们的批判：

一，我们要从整个人类的生产实践、生存实践、社会实践考虑人类的宗教起源问题，考虑图腾与禁忌的问题。

人类不是纯动物性的群体，当人类没有成为人类的时候，当人类以完全的动物性群体存在的时候，有多少婚姻关系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二，在动物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不少群体中有儿子联合杀父的情景，如野马、野牛群。在类人猿中，甚至在猴群中，我们也能考察到儿子们联合起来攻击处在领袖位置的父亲的场面。然而，在这些动物群中，这种联合杀父的行为却很难导致新的社会结构的诞生，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诞生，更不可能导致图腾象征和图腾禁忌的诞生。

如果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儿子联合杀父的事件，这个事件又导致图腾与禁忌的诞生，导致外婚制的诞生，就完全不是动物性的，而是人类社会性的，必须从人类社会的实践整体出发考察。

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在性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嫉妒心理纳入人类社会的范畴进行考察，赋予其真正的文化含义、社会含义、人类含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这样论述：“雄者的此种嫉妒，使动物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群乃共居的最高形式，但由于雄者的嫉妒，在一种场合之下，它成为不可能；在别种场合之下，它被动摇起来，或在交尾期间暂时解体；即在最好的场合，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与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原始人自脱离动物状态以后，或者全然不知道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生成过程中的人类这样无防卫能力的动物，即使与世隔绝地以一对一对为群居的最高形式去奋斗，而过着有如惠司特马克根据打猎者的报告所认为的大猩猩与黑猩猩的那种生活，也还有少数能活得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那在自然界中绝无仅有的伟大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即以群的联合力量与集体行动来补足个体自卫力量的不足。用今日类人猿所生活的那些条件来说明向人的状态的过渡，是绝对说不通的；这种类人猿宁可说给我们一种误入歧途的印象，此种歧途使它注定要逐渐减绝，不论如何，要处在衰落状态中。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放弃把它们的家庭形式与原始人类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一切说法了。然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忍耐，嫉妒的消除，乃是形成这样大而永恒的集团的第一个条件，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只有在这种集团的环境中才能办到。”

恩格斯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

第一，真正人类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有一定规模的群。需要有人类最初的社会结构。

第二，群的存在，需要抑制雄性的嫉妒。

性以及性的嫉妒从人类构成社会的第一天起，就要受到社会存在需要的制约。

性的冲动是强烈的，嫉妒也是强烈的，然而，整个人类社会性存在的需要是更强烈的。它并不需要通过特别理智的思维，仅仅通过每日生存集体劳动生产的强烈需要，应对大自然环境的需要，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有力的情势。

在大自然中，集体猎食、对敌生存的需要以每时每刻都不能逃避的强大情势，制约着一切破坏群的存在的性冲突、性嫉妒。

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认识不到人是社会性动物。

人在成为人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动物。那种集体劳动生产、在大自然中求生存发展的强大逻辑、强大情势，是比一切个体的性冲动更强有力的事实。

弗洛伊德一眼看到的都是性本能、性冲动、性嫉妒，他远没有真正进入人类的社会。远古人类再远古，再蒙昧，再落后，就人类的社会性、实践性这个本质而言，与现代人没有差别，却和动物有着根本性的天壤之别。

不透彻地看到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在判断人类重大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时，失去真理的完整性。

俄狄普斯情结是存在的，是强烈的，是一定要正视和承认的。

然而，俄狄普斯情结从来就处在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在现代社会中，它被强有力的文化所制约；在原始的人类中，同样被整个文化所制约。

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就会知道，对于人类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性动物，那种群体性的劳动生产实践，那种与各种凶禽猛兽相搏斗的实践，那种需要躲避天灾地祸、风雨洪水、严寒暑热的实践，多么需要一个一定规模、一定组织程度的群的存在。

正是对这一点的感受与意识，才使得人类成为人类，才使得人类得以繁衍发展。

四，人类的性包括其特别的表现──嫉妒，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其阶段性的，并不是纯生物现象。

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还这样论述道：“我们发现什么是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呢？那就是群婚，在这种婚姻形式之下，整个一群男性与整个一群女性互为所有，这种形式很少有嫉妒的余地。其次，在更近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发见了一妻多夫制的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有力地打击了一切嫉妒的感情，因而是为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别复杂的情况，它们必然会叫我们想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底，叫我们想到一个跟由动物状态转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因此，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便叫我们回到应该是它们曾引导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了。

“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了。如果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

嫉妒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生物的现象。虽然我们看到，人与动物都有这种性嫉妒的存在。

但在人类社会中，性本能、性欲、性冲动是完全文化化了的。

其具体的表现之一嫉妒也是文化化的，它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对于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的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深切看到我们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别，我们承认性是一个重要的事实，然而，我们要加以说明的是，性对于人类是完全纳入社会实践中的，是完全社会化、文化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