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事俱备之后，宪宗与藩镇之间的斗争就要拉开帷幕，他的目光首先落到的是一个叫西川的藩镇头上。西川原来的节度使叫韦皋，韦皋任节度使之时，西川尚能听命于朝廷。但唐宪宗登基后不久，韦皋就突然暴毙而亡。

   韦皋死得很不寻常，关于这件事，历史上的猜测颇多。很多人都认为这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更为蹊跷的是，当年韦皋上表之时，河东节度使严绶和荆南节度使裴均都先后向朝廷递上了内容和韦皋差不多的表章。再加上当时敦煌壁画《胡商遇盗图》中透露出的线索，不少人都认为是当时掌握大权的大宦官为了逼迫唐顺宗退位而指使这些节度使上表，事成之后便将这些知情者杀人灭口，而韦皋就是其中之一。

   韦皋的突然死亡，引发了一场在当时影响颇大的叛乱。事情的起因是韦皋的节度副使刘辟在其死后没有申报朝廷批准就擅自作为留后，事后才上了一封奏疏向朝廷报告了此事。

   刘辟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藩镇的势力增加了之后就不把中央的政令放在眼里，而这种做法也是各藩镇之间产生了默契的。不仅如此，刘辟又怂恿自己的部下联名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能将他封为新一任的西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的要求，唐宪宗当然不会答应。唐宪宗下令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至于刘辟则调人长安任给事中。从地方到中央本来对官员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但刘辟接到调任的诏书之后居然拒不奉召，不肯人京。此时的唐宪宗才刚刚登基，地位还不够稳定，他虽然不想答应刘辟的请求，却又并不想因为此事引起过多的争端。于是唐宪宗主动妥协，下旨封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和知节度事，暂时主理西川的事务。

   此事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解，当时的右谏议大夫韦丹认为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只会留下后患，没有任何的好处。他对唐宪宗说：“如今一旦赦免了刘辟的罪行，其他藩镇一定会效仿他的这种做法。到时候朝廷就会只剩下东、西二京，还会有谁听从朝廷的指令呢?”唐宪宗也明白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但此时削藩的时机还未成熟，只有卧薪尝胆，日后方能成就大事。但从此事中，唐宪宗也看到了韦丹等大臣对藩镇问题的态度。于是，唐宪宗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用东川的势力暂时压制住刘辟，并着手准备讨伐西川的事宜。

   唐宪宗这么做已经是仁至义尽，但不知好歹的刘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刘辟再一次向朝廷上书，希望他能够兼领包括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在内的“三川之地”，这也是韦皋当年在王叔文那里求而不得的东西。此时东川节度使韦丹还未上任，刘辟不顾朝廷任命就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唐宪宗闻之后大怒，马上严词拒绝了他。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刘辟一时难以适应。可能他认为是西川方面给中央的压力不够大，所以他马上将西川的兵马召集起来，随后就围攻了东川节度使驻扎的梓州，并将原东川节度使李康囚禁了起来，想又一次来个先斩后奏。此时，距离唐宪宗继位也仅仅只有三个月而已。

   但刘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让新皇帝的地位日渐稳固，此时的唐宪宗根本不会再买他的账。在唐宪宗看来，刘辟之前就贪婪无度，如今竟敢起兵造反，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当然要还以颜色。而对付这种无耻小人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武力消灭他们。就在唐宪宗决定出兵讨伐西川的时候，又有许多臣子站了出来。

   虽然唐宪宗一再向他们说明，这次出兵一定会小心谨慎，不会再像德宗时期那样轻举妄动，但他们还是认为巴蜀之地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且刘辟的军队在西川多年，对当地的地形和民风肯定是了如指掌，此战于朝廷是大大的不利，所以请皇帝三思而后行。这些大臣之所以反对以武力攻打西川，一方面是出于上述的原因，为朝廷考虑战机；另一方面就是多年的藩镇割据状况已经使他们心中对藩镇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如果这次征讨失败，不仅不能够平息叛乱，反而会引发天下藩镇的动乱，很有可能会因小失大。

   即便如此，当时的宰相杜黄裳还是站在唐宪宗一方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藩镇问题如果还不下狠心去解决，必定是后患无穷，前朝受藩镇割据之苦受得还不够多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曾经对唐宪宗说过这样的话：“当年德宗皇帝在经历了藩镇战乱之苦后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对藩镇姑息而不再使用武力。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死后，朝廷曾派中使前去视察，看谁有才可以继承节度使的位子。那些想要自立的人往往用钱财贿赂这些使者，让他们回来之后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好话。那时德宗皇帝不知就里，几乎都采纳了中使的意见所以朝廷再没有向各地派出过节度使。如今国家想振立纲纪，必须用一定的法度来制裁藩镇。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

   杜黄裳的一番话正中唐宪宗的下怀，也正是因为有杜黄裳的鼓励，唐宪宗解决藩镇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虽然有许多大臣持反对意见，但决心已下的唐宪宗还是力排众议，决定出兵讨伐刘辟。而宰相杜黄裳不仅支持唐宪宗，还将神策军使高崇文推荐给了皇帝。高崇文虽然资历尚浅，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却是个文武双全之人，此去定能不负所托。对于杜黄裳的做法，当时的翰林学士李吉甫也表示十分赞赏。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宪宗颁布了《讨刘辟诏》，下旨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宦官刘贞亮为监军使，率唐朝中央大军前往西川平叛。这次朝廷派出的兵马势力十分强大、除了有高崇文亲率的五千精兵为前军之外，还有神策军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的两千骑兵殿后。不仅如此，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也发兵兴元，和朝廷的两路大军一起直指西川。

   前方的道路虽然艰险重重，但大军分斜谷和骆谷两路终于顺利地进人了蜀地。“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的实力虽然有所减退、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再加之唐宪宗之前的财政整顿、给这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所以对西川的战役一开始，唐军就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主动地位。主将高崇文也没有率负朝廷的一番重托，在他的率领下，唐朝大军兵分二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川的治所成都开去。与此同时，山南西道的军队也与之相呼应，声势更加浩大。在如此强劲的攻势下，刘辟的西川军不堪击，不久之后就败退下来。无奈之下的刘辟只得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向可吐蕃逃去。但刘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活捉，随后被押送长安问罪，最后被斩首示众。

   就这样，唐宪宗平定藩镇的计划成功地向前走出了第一步。在唐宪宗多年的努力下，“安史之乱”后分崩离析的唐朝基本上归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