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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意)(1475年-1564年)
大理石雕刻 高410cm 1501-1504年作现藏于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美术馆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表现得正是歌利亚拿着钢刀向大卫冲来,大卫并不躲闪的紧张瞬间。他紧锁眉头两眼怒视前方……但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大卫并不是裸体,也不是这样的成年人,显然,作者并不是为了表现《圣经》情节,宣扬《圣经》教义,而是借《圣经》中的这一情节表现他心目中的英雄。在他创作《大卫》的年代,正是教皇腐败,外族入侵,佛罗伦萨面临崩溃的年代。米开朗基罗迫切希望能够有一位象大卫一样的英雄站出来,拯救自己的祖国。作者清醒地知道,拯救自己的祖国不能靠神,也不能依赖上帝,拯救自己还要靠自己本身。因此,他突破了《圣经》情节的局限,用全裸和近乎成人的形象以及那孕含着巨大潜力的发达的肌肉,表现了他所特有的民族自信和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具有叛逆性人文主义精神。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文艺复兴时期,去看看《大卫》在当时的佛罗伦萨人———它的第一批崇拜者——心目中的意义。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年里,西方世界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观所笼罩。基督教世界观将宇宙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完美、幸福和真理所在的天上王国,一个是缺陷、苦难和虚假所在的黑暗世界。在这种世界观之下,永远洗不清原罪的凡人无力又无知,只能将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对上帝及其尘世代言人的盲从之中。
正如当时的权威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说,人“狡狯又肮脏,满身缺陷、到处溃疡。”很自然,中世纪艺术的凡人不过是一群祈求着灵魂拯救的丑陋野兽。在当时的艺术中,最光辉的人类形象就是十字架上那血肉模糊的耶稣基督,他将自己交托给预先注定的命运,俯首接受了充满暴力的、牺牲式的死亡。
文艺复兴也是凡人尘世生活的复兴。挣脱了权威的锁链之后,凡人开始相信自己能够理解宇宙。他们不再视自己为禁锢在丑陋皮囊中的苦难灵魂,而是把自己看成一种美丽而富于英雄气概的理性生物——有资格享受幸福,也有能力获得伟大的成就。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人不再需要摧眉折腰、祈求拯救,他们可以接受伟大的挑战、去创造看似难以实现的奇迹,他们可以积极地追求成功、为胜利而拼搏——甚至可以杀死巨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正是对文艺复兴人生观的完美阐释,其灵感来自年轻牧羊人大卫为保卫族人而与强敌搏斗的故事。大卫没有盔甲,惟一的武器不过是个投石器,但他仍然凭借非凡的技巧和勇气杀死了巨人歌利亚。
大卫的形象在以往的艺术品中屡见不鲜,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却是革命性的。其他人喜欢描绘大卫获胜之后的样子——往往是踩在被击败的巨人歌利亚那伤痕累累的头上。米开朗基罗却避开了胜利的景象,转而去捕捉那预示着胜利的时刻:理智的选择与机敏的行动之间的那个时刻,个人做出选择并誓死将选择付诸实施的时刻。大卫挺立着,紧锁眉头,从左边的肩膀睨视远处的歌利亚。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不是一个得意洋洋的胜利者,而是一个深思熟虑、坚毅果敢的人——一个必将胜利的英雄。
《大卫》魅力的关键所在是米开朗基罗对巅峰状态下的人的完美表现——健美、理性、精神抖擞、充满力量。它塑造了一个人类英雄,以及一个必定会成就他胜利的宇宙。对于任何一个抱有如此人生观的人来说,这个形象都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不管这个人是生活在500年前,还是身处我们这个时代。
不幸地是,像这样的艺术形象几乎完全成了绝响。今天的知识阶层又弹起了过去的老调,人又一次变成了丑陋堕落的生物,置身于无法理解的宇宙之中,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把握。正因为此,现代主义艺术不再把人和人的价值看作是一个严肃的主题,所谓的“严肃艺术”成了大象粪便和垃圾场里的废铁之类的东西(作者在这里影射了两位现代艺术家,一位是英国的查里斯·奥菲利,他曾用大象粪便创作艺术品并引起轰动;另一位是德国的约瑟夫·波伊斯,他喜欢用垃圾堆里的废汽车及锈铁轨等物进行创作——译者注)。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完全颠覆了基督教和现代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其中的人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倒霉的牺牲品,而是一种有能力实现自身追求的高尚存在。《大卫》是表现英雄选择和英雄行动的巅峰之作。
对今天的人来说,《大卫》意味着什么?和500年前一样,在今天它依然是——人类理想的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