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全是为了吃喝，可见饮食文化在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分量之重。贵为天子的帝王家也不例外，嘴巴上的讲究以及因此产生的海量消费，尤令后人叹为观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嘴巴馋，御厨们就得挖空心思去琢磨厨艺，各种豪奢精致的美食美饮由此不绝地诞生，既推动了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为御厨们“坑爹”衍生出不足为外人道的诸多猫腻。举几个例子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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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比较节俭，曾“亲耕籍田，以供粢盛”，即是自己种植以满足食用，不需百姓“纳粮”。然而御厨们的字典里从无节俭二字，他们依然按月去内库支领皇帝膳食所需，大把大把地花钱，靡费有增无减，使文帝的诏令如同一张废纸，有司却不敢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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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高祖杨坚“常节俭，重民心。”生活俭朴，“平时饮食不过一荤，所乘，所穿，所住，极尽简陋。闻灾民无饭吃，流泪，而一年三月多不再吃荤”。一个荤菜，对皇帝来说，够节俭的了，可这“一个荤菜”到了御厨那儿，跟杨坚的初衷已然大相径庭。每日每顿换花样不说，单说每个荤菜的采办，就高达“开皇五铢”近千钱，足够中产之户五口人一月的生活开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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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也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要求御厨给他做一些清淡的膳食，如每餐一样主食外加两三个菜品即可。但御厨们哪敢怠慢皇帝的胃呀，奉诏是奉诏了，可花样却在不断地翻新。一个主食变成了“百花糕”“清风饭”“王母饭”“红绫饼”等等，两三个菜品变成了“浑羊殁忽”“灵消炙”“红虬脯”“遍地锦装鳖”“驼峰炙”“驼蹄羹”等等。李世民也并未觉得奢侈，反而经常将这些美味分赐给朝中的文武百官，引为笼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