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城

文/凌

2007减去6等于2001，23减去6等于17。17岁的时候，我还在云南省丽江市第一中学读书，那个学校不大，但一年四季都有花，樱花、桃花、梨花、梅花、菊花、桂花、杜鹃花、山茶花。那时候每天的黄昏都很无奈，毕业证还没有拿到手，相片却已经照了，我的毕业证照夹在相册里，已没有笑容，我时不时要看看校报，看看我写的文字有没有上版面，文字里有我无处安放的迷茫和青春。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昏庸而迟缓，通知书来了却没有半点兴奋，倒是快到开学的日子，我却开始非常热切地盼望赶紧出发。因为我要去北京了。北京，多了不起啊！我约了几个高中同学来我家，她们帮我收拾东西，她们说北方很冷会下雪，所以，我把我认为好看的所有冬天的衣服全部带上了，塞了满满一大包，虽然那包土得掉渣的衣服最终一件都没用上。我们说着流传的“云南十八怪”顺口溜，说到“背着娃娃贪恋爱，18的姑娘不系裤腰带”的时候，我们哈哈大笑。哈哈哈大笑。

我到了昆明。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城市，我在昆明那个远方亲戚家里感到手足无措。上完厕所后我不会用抽水马桶，站在洗手间满面通红、满头大汗地研究抽水马桶神秘的机关，半天不敢出来。

我上了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没考虑过火车上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所以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带。坐在座位上，我满脸惶恐地看着周遭神情自若、气定神闲的人们，自卑头低到尘埃里去。下车后，北京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我包里带的衣服全都是冬天的，身上穿的衣服又不方便脱去，于是，我只好顶着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一个人打车去学校报到。去打车的路上，人们对穿着这么厚衣服的我投来异样的目光，司机问我为什么穿那么多衣服，而习惯了家乡方言的我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普通话运用到日常生活，一直不敢开口说话，直到下车，我才说了一句：“谢谢”。谢谢，成为了我到北京后说的第一句普通话。

刚到北京的日子，我忙着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忙着买夏天穿的衣服，去到哪都像是一只不小心被暴露在灯光下的老鼠一样，灰溜溜地逃窜。城市庞大的文明压得我心脏疼痛，我尴尬地被它推着往前跑。第一次去法律系办公室沟通未满18岁的我申请助学贷款的事宜，我看到胡伟忙着跟人聊工作上的事情，就按照他的吩咐一直坐在旁边等，等了半天没人理我，我不知道我哪股神经出了问题觉得自己好像被侮辱了，站起来就把从民政局开来的贫困证明揉成一团扔进胡伟面前的垃圾桶。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我单手点键，手战战兢兢地扶着鼠标，然后看着它在屏幕上仓皇地乱跑。我以为电脑是好大的事情，其实就是打字那么简单。电脑刺激了我的想像力和潜力，我开始写些文字拿去院报上发表，感觉自己是个愤青，找到了一个宏大的出口。

大一刚开始，我就想要去做兼职，去的是《每周电脑报》。我找那座大厦就找了很久，找到的时候被它的雄伟吓坏了。然后又被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吓坏了，他们都戴眼镜，穿的衣服都很名贵，看起来有才的很。我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给惠普公司的VIP客户打电话，邀请他们来参加惠普产品推介会，半天下来，我和桂荣的工作业绩是最差的，我被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婉转地批评了一通。接下来的半天，我如坐针毡，然后回学校。回校的路上，破旧的中巴车发出年老的声音，大城市就这样被甩在背后，心里觉得悲凉透了。不知道日子怎么耗的，反正，我终于耗到了毕业。

毕业的时候心里暗暗有压力，受“出师未捷”的欺负，受“壮志未酬”的耻笑。过年的时候，我回了趟家，那些找到工作的高中同学和师兄回来，我很兴高采烈地去找他们，又很落寞地回来。他们谈论的东西我都不懂。他们谈论上海、商务经理、职业生涯、翻译、创业。我呢，我想到工作就很自卑。我一个好朋友的的哥哥那个时候从重庆蹿到青岛了，他的事迹成为我向外讲述的一个神话。我说他刚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几乎要讨饭了。我这么讲就是设置个悬念。

朋友问：现在他怎样呢？

我说：三千啊，一个月三千啊。

大四下学期我横冲直撞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先是去了深圳考公务员，在那里我陷入到大城市的包夹之中，不停地流鼻血。那是个靠海的地方，我第一次听到海的叫声，很是豪迈。但是一到考场，我就感觉自己被耍了。那里人头簇拥，到处是才子，我玩票似地考完试，然后回了北京。后来又跑到佛山、广州，我什么工作都想去尝试，只要待遇过得去。但最后我发现，我唯一引以为傲的资本就是我所谓的不算差的文笔，用人单位也只愿意给我提供一些干文字工作的活儿。

曾经去过《新快报》东莞记者站面试，他们看我简历不错，直接就叫我把行李拿过去试用了。那时候我见到了87，他很自信满满地跟我讲当记者的经历和学到的知识，我听着，很自卑。87和彭没想到有别的地方可去，索性陪我一起去面试。可也就是因为有人陪同面试的原因，我被招聘负责人定性为“独立意识不强”，但他还是礼貌地说会给我电话。我把重重的行李全部提回广州，等了半个月，我打电话过去问，人家跟我一起去应聘的早就开始上班了，没我的份。这时候，我还觉得自己天生就很牛逼，以往找工作之所以碰壁是因为天公没有重抖擞，没有不拘一格降人才。嗨！我还真把自己当成才来着。

在87的介绍下，又试图去《xx日报》，在那干了一个月，做的几乎都是编辑的工作，只独立出去采访过一次。采访的是一家贵族学校的负责人，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广州日报》几个成熟老道的记者，我像是一个幽灵一样坐在这群侃侃而谈的记者中间，看着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抽着雪茄像巨人一样站在我面前应对自如，采访的整个过程，我都只是在听，一个问题都没有提出来。那半小时我就是只暴露到太阳下的老鼠，谁吓一声我都得走。我感觉身边高手如林，他们太高太强大了，甚至可以遮蔽太阳的升起和落下的光芒，我只能站立在他们的阴影之中。

我心不在焉却又起早贪黑地干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生活特别漫长，我不想留在东莞，但总觉得如果不努力干就对不起87对我的推荐。最后我要走了，找到报社领导，把简历给他，表达了我的意愿，他正在忙，我就走了。我自信心慢慢的，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有可能会被他们淘汰，因为在我所工作部门的领导很满意我所谓的工作能力，甚至直接跟我说“七月份见”。再后来，我被通知，报社经研究决定，不要我。再再后来，我通过那里的同事知道，主管这个部门的报社领导在决定我的去留问题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她都在这干了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她是谁，怎么留？”。

 在这期间，我随意往某单位邮寄了一份简历，结果就很顺利地去参加笔试、面试、体检，最后居然很顺利就被录取了，现在想来，负责招聘的人完全是被我的高考分数给糊弄了。但这份工作并能不让我满意，我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居然上了某市工商局的面试。我硬生生推开门去面试，一进门，就看到坐着十几号社会成熟人士，我只感觉有一片黑压压的头和白花花的脸像墙壁一样立在我对面。我软了，紧张得很，说话结结巴巴、啰里啰唆。有几个问题都没有听清楚就开始作答，答到后来我实在组织部下去语言了，我问他们：“可否再重复一下当前的问题？”。他们给我重复了，我才发现我一直在回答怎么去做好市政规划的问题，而他们问的问题是如何抓好师德建设。后来有一位看到我实在尴尬，就问了最后一句：如果你是一名记者，你发现你想要报道的事件和市里的文件有冲突，你如何处理。我以为机会来了，什么是理想，这就是理想啊。我声音宏亮地回答：当然是要以事实说话，要坚决维护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结果可想而知！

毕业后，我参加工作，新的环境令我郁闷的要死，从报到的第一天就没有安分过，而事实上，我所在的单位各方面都还算是不错的。整整半年的时间，我马不停蹄地给广州不同的单位邮寄简历，像赶场一样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无所获。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万分的沮丧，原来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用轻狂的方式来对抗内心的自卑。

前段时间，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畏畏缩缩、扭扭捏捏、蛮撞无知、思想幼稚、为人处世欠分寸感、仪态不佳等缺点，触到了我的软肋，我内心深处用自卑建筑成的轻狂长城轰然倒塌，我把头低到尘埃里，心服口服。

上次碰到一同事，他跟我说，我当年不是说过“孤舟不问大海”吗？我当然记得自己说过啊。这句牛逼的话，就是我当年跟他炫耀的。

无意中看韩国剧,我是金三顺.奇怪的恋情不知所终之后,三顺忙忙碌碌中,站在汽车站,广告上有一首诗,阿三看了后泪流满面。

“去爱吧,

如同从来没有受过伤害；

活着吧,

如同今日就是末日”。

现在，我总是感觉有一个自己，还在家乡做着孤独的农妇，老老实实在家看着孤独的孩子和孤独的丈夫，而曾经张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我，只不过是个幻梦。

那本是不可能之事。

它的成其可能，全在于一个笨小孩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背诵出《春晓》这首诗而得到了老师的夸奖；一个父亲选择用半辈子的时间漂在外面打工挣取孩子的学费；一个自卑敏感的高中生一不小心考上了大学。

关于远城的故事，总是这样。

一个蝼蚁一样的人，一个蝼蚁式的人生。

无数个死者，一两个突围出来的人。

突围者的身后，自卑的阴影庞大如海，希望的尸体堆积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