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状元君子马愉

王离京

在朱元璋强行确定韩克忠为状元之后，又过了30年，山东包括整个北方地区，才又迎来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状元郎。有明一代，山东包括整个北方地区考生的科举考试成绩，都有点拿不出手来，比南方差太远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是因为这样两个因素：其一，北宋垮台时，北方大量知识分子南迁避难。比如辛弃疾、李清照等名家，都是山东人。其二，在元朝统治时期，对于北方包括山东的教育文化等方面，管控得特别严格。

江浙一带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宋代大批知识分子南迁，更是助推了那里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以，那里学生的应试水平，自然也不在话下。古时科举、当今高考，概莫能外。比方说，明朝开科取士后的前十六科，状元非江南人莫属。明清两朝的登科进士，十之六七甚至是七八，都出自于江南。顺便说一下，那时的江南考区，包括江西。为啥在这里单单点出江西？因为那里实在是一个科举时代的状元进士大省，甚至说是强省也不为过。

前几年，曾有个山东考生状告教育部，称山东考生高分都上不了好大学，而有些省份的考生，高考成绩比山东的低好多，都能上清华北大，这不公平。其实，对于考生的地域照顾政策，古已有之。为了大体平衡各地考生的利益关系，明清两代都曾对进士录取人数的地域比例做出过规定，以保证边远地区也能有人进士及第。比如明朝正统年间，就曾将全国划分为南（主要包括江浙闽粤皖赣等地区）、北（主要包括晋冀鲁豫等地区）、中（主要包括云贵川桂等地区）三个区域，进士录取比例分别为55%、35%、10%。就如同现在的高考，倘若全国统一划线，有些边远地区的考生，例如西藏、新疆、青海等等，怕是基本没人能上清华、北大、浙大、人大、南大、复旦等名校了。可见，公平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基本不存在。

大明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科状元，名叫马愉，系山东临朐人氏。临朐县，现归潍坊市管辖，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人们常说的沂蒙山，指的就是沂山和蒙山山脉。沂山，就位于临朐县境内。同泰山古称东岳一样，沂山古称东镇。“泰山为五岳之首，沂山为五镇之首”的说法，流传久远。气势雄伟、林木葱茏、奇石嶙峋的沂山，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神奇之山、吉祥之山，历朝历代先后有16位皇帝前来沂山登封，留下了国内御碑数量最多的碑林——“东镇碑林”。临朐还有个老龙湾，水质清澈甘咧，旱时不涸，涝时不溢，民间传说是直通东海龙宫的水眼。地灵则必人杰，像临朐这样富有灵性的山水，既然会孕育出很多才子名士，比如马愉。在明代，山东两位真正意义上的状元郎，都跟临朐有关。可以这么说，是临朐这个地方，撑起了明代齐鲁学子科举考试的门面。

明代科举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多数状元得主的身上，都有些神神道道的故事流传。在这方面，比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状元的神奇故事传说，是民间状元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这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中国状元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在明朝。唐宋两朝的状元得主们，远没有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的状元那般荣光。至于元朝，不说也罢。

在马愉身上，也有个神奇的传说。当地民间相传，还在他娘肚子里的时候，马愉就已经比较牛了。说是有一回他娘乘船渡河，河中有个淹死鬼，想把这条船弄翻，以便找个替死鬼，使自己能够早些超度托生。正要兴风作浪地动手翻船呢，猛然发现马愉他娘挺着个大肚子坐在那里。那淹死鬼于是便放声大哭道：“完了，完了！有马状元这样的神人在船上，俺怎么能惹得起啊，没戏了！”随之，便不见了踪影，河面也随之归于平静。当然了，此事是真是假，只有马愉他娘和那些同船的人心里清楚。至于别人，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听之吧，状元文化嘛。

刚满四岁，聪明伶俐的马愉，便被重视子女教育的家人送进了学前班（私塾）念书学习。人家孩子就是有出息，在学前班里学得很认真，长进蛮快的。到了六七岁的时候，马愉已经能流利地写个小诗、作个对联什么的了。而对多数孩子而言，这个时段还在疯玩，正是个闹腾得狗都烦的年龄。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爱学的孩子先成才。当然，大器也是可以晚成的，但那是个案而非规律。教育引导孩子从小养成主动求学上进的良好习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大器晚成，也是拼搏努力的结果，不能拿来作为少壮不努力的借口。

因为天资聪颖加勤奋好学，马愉的科举之路相对比较顺畅。二十岁的时候，马愉顺利通过童子试，考中秀才。比较巧合的是，自此之后，他在科举考试中每隔六年跳升一级，二十六岁中举，三十二岁问鼎状元。这个年龄拿状元，在明代不算特别年轻，但也不算大。在明代，胡子一大把的半大老头状元，出了不老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徽考生唐皋，不屈不挠地考了三十多年，五十大几了才摘得状元桂冠。

马愉高中状元之后，按照明代惯例，被安排到翰林院做了秘书（修撰）。这个职位的品级，是从六品。授予状元六品官职的做法，始于元代。到了明清两朝，则成为了科举考试之惯例。唐宋两代状元的初授官职，品级比这低多了，多数是八九品级别的小官。

获得状元称号后，马愉混迹官场二十年，基本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仕途发展倒也顺风顺水。跟唐宋两代不同，明代的状元，多数都在中央政府机关任职。到基层历练多年、出任一方大员的比较少。呆在上面，可能职务提拔比较快一些，但不利于一个官员全面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所以，明代的状元成才率，相比于唐宋要低不少，没有出现吕蒙正、王曾、李迪那样成为一代名臣的状元。这一点，与明代科举对于状元使用的制度安排，关系很大。

马愉担任过的最高职务级别，是掌管全国教育文化外交等事务的副部长（礼部右侍郎）。为官后期，马愉还参与过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入阁参与机务）。明代不设专门宰相职位，而是成立一个领导班子，参加人员均称“入阁参与机务”，排第一位的，称为“首辅”，第二称“次辅”。除了“首辅”和“次辅”，其他能够入阁参与机务的官员，职责地位的重要性，起码相当于副宰相级别。这样看来，马愉也算是官位显赫之人了。这在明代的状元得主中，是并不多见的。

深受孔孟文化和齐鲁淳厚民风熏陶的马愉，十分注重人品官德修养。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马愉行事低调，内敛温和，做人谦恭。在个人生活方面，马愉也能清廉自守，没有声色犬马、大吃大喝之类的不良嗜好。因而在朝野民间，马愉的为人官声都不错，称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

史载，马愉办事比较公道正派，原则性很强。作为主管科举事务的官员，他曾主持过两次会试。大家一致认为，马愉在工作中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唯才是举，一心甄别选拔优秀人才。经他之手录取的人员，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各方面反映评价都挺不错的。

马愉还是个比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官员。他曾奉命巡视各地，根据所发现的问题，经常向上级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实事。比方说，他曾向最高领导提出建议，指出各地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太低，监狱里关押着大量犯罪嫌疑人，案子久拖不决。而监狱的居住卫生伙食等条件又很差，再加上管理不到位，不少监狱管理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不少嫌犯还没等到弄清案情，便病饿而死。其中蒙冤之人，为数亦不算少。因此，应派人督促各地司法机关抓紧审理结案，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放的放。这个建议被高层采纳之后，使许多人免遭横死之厄运，算是积了一件不小的阴德。

值得一提的是，马愉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正人君子。为官从政始终洁身自好，从不邀宠权贵、结党营私。对名利地位等身外之物，能够淡然处之。比方说，宦官王振专权的时候，大小官员争相逢迎巴结，溜须拍马，丑态百出。唯独马愉超然事外，对王振避而远之，从不去凑这个热闹。

王振虽然被历史定义为大奸臣，各方面差评比较多一些。但相比于同为明代大太监的刘瑾、魏忠贤等人，王振的人品还没有那么坏。当然，王振也很看重名利地位，也很喜欢擅权。比方说，为了自己能够扬名立万、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王振曾经忽悠着明英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亲自率军北伐，结果酿成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几十万明军，被蒙古瓦剌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真叫是血流成河。随军出征的大臣，也死了六十多个。连皇帝朱祁镇本人，都做了人家的俘虏。这个朱祁镇，在做了一些年岁的俘虏之后，被放回大明京城又靠夺权上了位，是个当了两回皇帝的主儿。

“土木之变”这件事，是造成王振历史差评那么多、那么大的主要因素。虽然擅权专断，喜欢拉帮结伙，但是对于从不巴结逢迎自己的马愉，王振倒是礼让三分，没怎么招惹他。也许，是马愉身上的凛然正气，使王振这样的人也对他肃然起敬？这种事情，如果放在心狠手辣的刘瑾、魏忠贤之流身上，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虽然官职比较显赫，但是史料关于马愉从政事迹的记载却不是太多。这一点，或许与马愉为人比较低调有关，也与他缺少独当一面的主政经历业绩有关。马愉的寿命不算长，五十出头就因为突发中风而去世了。马愉去世之后，正统皇帝朱祁镇可能觉得，这位马状元官德人品都还不错，生前似乎有点儿亏待他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就专门作出批示，追认其为正部长级的干部（赠礼部尚书）兼学士荣誉称号。这个时候，“土木之变”还没有发生。明代对死亡官员赠官加兼职的做法，就是由此而发端的。一不小心，作为临朐历史上首位状元的马愉，又闹了个制度性的第一。

从政之余，马愉喜欢著书写作。马愉的文章著作，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辞世若干年之后，马愉的诗作文章等，被汇集刊印成《澹轩文集》（后改为《马学士文集》）问世，并被录入《四库全书》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