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知县毕际有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

     中国的文言小说在唐传奇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由于进入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的迅速崛起而受到广泛喜好，文言小说遂处于徘徊不进的时期，在宋元明三代，虽偶有佳篇佳集，终难成气候，不足以与欣欣向荣的白话小说相抗衡。直至八百年后天才文言小说家蒲松龄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状貌。《聊斋志异》也就成了与唐传奇呼应对峙的文言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也是最后一座高峰。蒲松龄也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一代宗师”，

    在蒲松龄创作与生活中，有一个密不可分、至关重要的人。他就是曾任山西稷山知县的毕际有。可是说他对蒲松龄提高文化层次、开拓视野、著书立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他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仲子，其长兄名际壮，早逝；三弟名际孚，没有入仕。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清顺治二年（1645），毕际有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县。史记他对稷山的治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有突出业绩的知县。稷山自古就位于汾水河畔，因河水侵蚀，实际地亩少于粮赋之数。毕际有到任之后，据实上报请减免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下来。又置二薄，将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毕际有对所有往来文书，不托司记，都亲自办理，其他地方有奇案，交稷山县令审案，立刻昭雪，颇有名声。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治内有一重镇，由柳同春将军镇守。时毕氏与柳同春同天赴任。任期内，两人互相协助，为此商人士兵和老百姓和睦相处。通州有一沙洲，产鳓鱼，按例进贡朝廷99条，毕际有上疏请求免除进贡一事。康熙二年（1663），毕际有因为“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被免职。毕离职回乡时，扬州名流林茂之等人送至江边。有人还画了《江干系马图》送他，以示挽留。毕际有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流传于世，他还参与编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

     蒲松龄在毕际有家坐馆两代，前后计长达三十年！毕际有喜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诗人墨客；“志欲读尽世间书”“书如欲买不论金” 。他十分赏识蒲 松龄的文采。蒲松龄学识丰厚，文章一流。于是，毕家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便由蒲松龄捉刀代笔。蒲松龄一生中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代毕际有写作的。此外，蒲松龄还对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进行了批点。康熙十八年，江南名士孙维菘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曾来信向毕际有致词问候，蒲松龄为毕际有代拟《答陈翰林书》。信中追述了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忆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间，我未暍阴，君犹茂齿，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疲。”接着对陈维崧入翰林表示祝贺：“客岁偶阅邸抄，乃知弁冕词林，此中欣慰，如获异宝。虽犹是于热闹场中作冷淡生活，然读书稽古，庶知苍苍者不相背负耳。私心窃拟申贺，不图高雅先施，致音书于穷谷，盥手蔷薇，喜泪交并！……遂因鸿便，聊附尺帛，土物戋戈，少当远音。临颖神驰，不尽欲言。”毕际有死后，蒲松龄遂成为毕子毕盛钜的馆东。那时蒲松龄执教的是毕盛钜的八个儿子。他的诗集里有这样的诗句， “高馆时逢卯酒 醉，错将弟子作儿孙”“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蒲松龄在毕家受 到尊重、欢迎，以及与东家全家融洽相处的情形自可不言而喻。

    毕府主人毕自严，志书上称他“不喜金钱，唯好藏书”。他从江南卸任回家的时候，钱财没有多少，但却买了两大车的好书，他自己也著有《石隐园集》、《度支堂奏议疏稿》等几百卷。毕际有更是藏书成癖，“书欲买时不论金”，只要是他看中的书，都要买回家来，藏于万卷楼上。蒲松龄坐馆前，正是万卷楼藏书最丰富的时候，总数已达5万余册，远近闻名。蒲松龄自幼家境贫寒，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聪明才智，以县府道三第一中了秀才，但无缘博览群书，因此，他非常想走进万卷楼一开眼界。

    传说在康熙十一年，初夏的一天中午，烈日炎炎，蒲松龄从毕府门前经过（这里是当时从淄川县城到省府济南的必由之路），恰巧碰上毕府的仆人忙忙碌碌，将万卷楼的部分藏书搬到府前空地上晾晒。蒲松龄心中暗喜：真是天赐良机！但是怎样才能既称心如意地一读万卷藏书，而又不是死乞白赖地有失斯文呢？于是他心生一计，大方地走到书床旁边，敞开胸怀，面南而坐，任凭骄阳似火，汗流满面，也不擦拭，这使得毕府仆人感到非常奇怪，忍不住过来问蒲松龄这是干什么，蒲松龄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呢？”仆人如实的回答说：“听主人差遣，在此晒书。”这时蒲松龄才说道：“你们晒书，我也晒书，不过你们的书都编印成册，写在纸上，而我的书全部藏在肚子里，也怕发霉呀！”仆人们听了他的这番话，有的哄然大笑，有的却心中嘀咕：“这人一定有来头”，就打听他姓氏名谁，并立即告诉了主人。

    毕际有这时早已从江南卸任，归里孝事娘亲，听到仆人回报，忙说，“快请快请”。原来，他早已从山东学政喻成龙口中得知蒲松龄的大才，只因社会地位悬殊，无缘相见，今日奇遇，大喜过望，当即决定并真诚邀请蒲松龄就任西席，也就是绰然堂的主讲塾师。

    蒲松龄从晒书得以坐馆毕府，并铸就其30多年的人生辉煌。蒲松龄自己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当孩子王”，说他给人家当塾师并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出于万般无奈。然而与他写这首打油诗十分矛盾的是，他不仅做了大半生的教书先生，而且在毕府坐馆30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上了好的馆东和馆东家里的万卷藏书。

     蒲松龄一到毕家，就写了三首七言律诗《次韵毕刺史归田》，赞赏毕际有罢官家居后闲适自在的退隐生活。诗题中的“刺史”，也称太守，相当于明清时的知府。清朝知州分两种，一是直隶州知州，地位略低于知府；一是散州知州，地位等同于知县。毕际有任职的通州为江南直隶州，因此蒲松龄尊称他为刺史。诗其一云：“烟霞深处伴渔樵，鸥鹭依依认旧僚。碎击玉壶风雨夜，醉横铁槊月明宵。栽花南国人无恙，载酒东山兴末遥。犹有柴桑松菊在，薜萝何必让金貂。”诗一二句中的“伴渔樵”、友“鸥鹭”，是说毕际有遭罢官后回家过隐居生活。诗三四句以王敦“碎击玉壶”、曹操“醉横铁槊”两个典故，表明毕际有虽然罢官，但壮心不已，仍希望为国出力。诗第五句以潘岳比毕际有，说毕氏在江南多有惠政。诗第六句以谢安比毕际有，说毕氏罢官后有隐居之乐。诗第七句以陶渊明比毕际有，说毕氏谢绝达官贵人来访。诗第八句用屈原《楚辞》中的诗句说明退隐并不次于作高官。诗其二中的最后两句“落落情怀谁得似？开觞遥酬古逸民”，说毕际有豁达开朗的情怀和古代隐士相同，与他们心灵相通。诗其三的最后两句“武陵天地非尘境，不必巢由更买山”，以尧时隐士巢父、许由比毕际有，劝说毕氏不必买山而隐，石隐园即非尘世。这两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都是称赞毕际有回乡隐居。

    毕际有家资丰饶，藏书繁富。每逢岁考、科考、及秋闱，毕际有慷慨解囊，多方资助蒲松龄赶考；毕家的藏书对于蒲松龄读书创作，自然是尽其翻阅参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部分是在毕家最终修订完成的。 由于毕家显赫的地位以及蒲松龄的才学及其被毕际有的尊重，蒲松龄也因此而 扩大他的交游。他通过毕际有有幸结识了王士禛、高珩、朱湘等，甚至做过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的 座上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创神韵一派，为一代文宗。王士禛是毕际有的内 侄，蒲松龄因与王士禛有订交之缘。蒲王结识之第二年，王士禛有《戏书蒲生< 聊斋志异>卷后》七绝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禛似乎十分了解蒲松龄的孤愤之意，用了“料应厌作人间语”一语。蒲松龄 接到王士禛题诗，十分感慨，多次题诗，其中唱和之诗是：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箫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 话时。 然而，与王士禛的结识并未改变蒲松龄的命运，蒲松龄命中注定着他将“布袍箫 索”一世， “冷雨寒灯”长夜的！

    从今见的集子里，发现很多是康熙十八年即坐馆毕家以后创作的。 这说明了三点， 一是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的创作几乎是始终其一生的；二是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应当是影响他的科举仕途的；三是受到过毕际有的帮助和影响。毕际有曾称赞蒲松龄写《聊斋》：似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一般。《聊斋志异》首先能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运用艺术作出本质反映，说明毕际有看出蒲松龄有着他的敏锐与自觉。

    《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与艺术特色：亦虚亦实，有长有短。现今对《聊斋志异》的介 绍通常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一句笼统的概括性言词，其实从文体的角度说是不尽全面准确的。 鲁迅对《聊斋志异》 的文体与叙事有一句精辟的话：“以叫做传奇法，而以志怪” ，意思是用唐传奇搜奇记逸曲折腾挪的手法记述狐鬼神怪的故事；《聊斋志异》最大的影响是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清代起，《聊斋》故事就开始改编成戏曲，仅川剧就有聊斋戏六十余出。 而许多的地方戏，更是把《聊斋》作为题材的来源。 经典剧目《墙头记》就是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历朝历代久演不衰。改编聊斋故事比较有影响的电影有《胭脂》、《画皮》、《精变》、《古墓荒斋》，以及评剧《花为媒》、吕剧《姊妹易嫁》、五音戏《窦女》等。京剧剧目改变的据说也有35部之多。《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国外的流 传也是很早很广的。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 ，就已经传到日本。现在已有二十多种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蒲松龄前后坐馆近四十年，由于他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以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高珩曾为《聊斋自志》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找到毕际有这家比较安适的馆去坐，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这时候的毕际有因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几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际有家的丰富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的《鸲鹆》（qúyù）和《五羖大夫》，就是毕际有写好之后，由蒲松龄稍加润笔而收入《聊斋志异》中去的。蒲公为了表示对馆东的尊重和感谢，特别在篇末注明是“毕载积先生记”和“毕载积先生志”。可见毕际有很有些文学头脑。另外，专门记载毕府主人毕自严为官趣事的《杨千总》和毕自严的妹夫殷文屏的《颠道人》，也是毕际有提供了故事素材而成篇的。

     读书、教书、著书，是蒲松龄先生在毕府、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精华和焦点所在。仅就三书而言，互相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情结。教书，是他赖以糊口的职业，也就是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蒲松龄曾先后在本邑沈天祥家、李希梅家及王永印家坐馆，但时间都不长，有的1至2年，有的只有半年。而他为何能够在毕府33年呢？这除了毕际有对他特别优待，对学生有了深厚的感情外，与毕家万卷楼藏书给他提供了一个“再上台阶”的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万卷藏书对他提高文化层次，开拓视野，以及著书立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蒲松龄在毕际有家坐馆育人，虽说是寄人篱下，但由于馆东毕际有待他宽宏厚爱，除聘金之外还有其它很多资助，这对家境贫寒的蒲松龄来说，是笔不小的帮助。再者，毕际有府第宽敞，又有园林之胜，并且藏书丰富，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贺新凉·读宣四见和之作，复叠复韵》。蒲松龄平日里住在作为家馆的绰然堂里，冬日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更是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毕家的效樊堂建成后，蒲松龄曾写有两首七言律诗《毕刺史效樊堂落成》以示祝贺，里面有“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诗句，表明蒲松龄十分喜爱效樊堂的优雅环境。康熙三十年，蒲松龄又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读书效樊堂》，再次赞美效樊堂的清幽环境。石隐园对于蒲松龄来说，实在是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最理想的一处场所。

　  毕际有对于蒲松龄十分信赖，除教书之外，蒲松龄还代馆东毕际有办理了不少家务事。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蒲松龄到济南府驻地济南的东流水为毕际有物色菊花佳种。东流水，在济南城内抚院西北、鹊华桥南。这里有一户人家的菊花十分有名，蒲松龄按照毕际有的吩咐，带着毕家的菊花种子，来到这里与其交换。觅得佳种后，蒲松龄为了表达对主人的谢意，特意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赠给他，诗的题目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蒲松龄在诗的小引中赞扬了菊种主人的高贵品格和居住地的优雅环境：“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在第二首诗中，蒲松龄借用王戎不卖李种、陶渊明不吝菊花的典故，感谢菊种主人慷慨出让佳种。诗云：“曾有安丰私玉李，不闻靖节吝黄花。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热情十分高涨，又写出了很多篇章，并且不乏名篇。在《杨千总》一篇，写“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千总杨化麟”之事，文章中所说的“毕民部公”，即馆东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可见也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再有，据专家考证，《狐梦》中的毕怡庵，可能就是毕际有的仲子毕盛钜的原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毕际有病逝。蒲松龄连写八首七言律诗，沉重悼念毕际有，还写了《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蒲松龄的挽诗和征挽诗启，都写得感情真挚，绝非应酬之作。蒲松龄写的八首诗大体为一种格局，从痛悼“十年同食友”之谢世，“回首生平思不禁”，往复歌哭，将毕际有“尚书公子五狼（指南通州）君”的身世，归田后“老后生涯棋局里，闲来情绪菊花中”的淡泊胸怀，“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的嗜好，一一写了出来。诗其二云：“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人逢死别情怀苦，数定前生饮啄悭。一榻琴书余画阁，万年魂魄恋青山。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似石顽。”诗后两句是说，作者恨不得此心化作石头，无知无觉，以减少怀念毕氏的痛楚之情。表明作者因毕际有病逝而心肠寸断，悲痛欲绝。诗其三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邱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雍门一哭宾朋散，羊仲重来杖履非。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树已成围。”诗前四句，表露了作者痛丧知己，今后再也无所依傍的悲哀。诗其六云：“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诗前四句，说明毕氏去世，作者再也没有竟夕长谈的知心朋友。这些诗句，充满真情实感，没有半点雕饰，如泣如诉地表露了蒲松龄的悲哀情怀。由此可见他们主宾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一家人。 

    蒲松龄与当时享誉大江南北的文学领袖王渔洋还有一段贫富悬殊的感人之交。 他们的结交也是缘于毕际有的介绍。王渔洋即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其诗论“神韵说”，影响深远，在诗坛文学领域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有“一代诗宗”、“文坛领袖”之称。在封建社会，儿女婚嫁主张“门当户对”。毕、王两家在朝廷都是显官，因此，王渔洋的两个从姑母嫁给毕际有兄弟，毕际有的女儿也嫁与王家为媳，因此，两家更有“三、四世姻亲之好”。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王渔洋奉命祭告南海，第二年九月回京复命后，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新城（现位于淄博市桓台县境内）丁忧守丧。康熙二十六年春，即蒲松龄二次坐馆毕府的第九年，蒲松龄得以与王渔洋在毕府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渔洋来到毕府，主人大摆宴席接风洗尘自不必说，馆东毕际有就让蒲松龄陪席，当时，蒲松龄并未引起王渔洋的重视，只有毕际有与王渔洋互诉多年未见的相思之意，随即谈笑风生讲些奇闻佚事。时有“姑父姨父当驴骑”之旧俗，也就是允许娘家侄与姑爷讲话可以随便一些，席间王渔洋借酒调侃，说，有一物，皮毛黄，不是狗，必是狼。必是狼，是毕侍郎的谐音，是指毕际有的叔叔曾官至侍郎。面对王渔洋调侃，毕际有仓促之间找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一时语塞。正尴尬时，蒲松龄接过话头，说道：我看不是狼，而是狗，因为它尾巴往上竖。往上竖，与王尚书是谐音，是指王渔洋的伯祖父曾追赐为兵部尚书，对的十分工整，不仅都对的是官职名，而且全出于毕、王两府，因此，当时就引起了王渔洋对蒲松龄才思敏捷的关注。毕际有又将蒲松龄著述《聊斋志异》的事合盘托出，并嘱蒲松龄将最近写成的几篇聊斋故事送与王渔洋阅，蒲、王二人相见恨晚，就创作问题做了彻夜长谈。

    王渔洋回到新城之后，即给蒲松龄写信要书，未得到回信，又派人再送一封，并顺便送来好茶叶。恰巧此时蒲松龄写好的聊斋志异被其他人借去，于是蒲松龄写了回信表示对不起，约定阴历七月十五之后一定送到，还向王渔洋表达了结识之后“甚慰平生”的尊崇和别后“瞻望剧增”的心情。

    其后，蒲松龄果然按时把《聊斋志异》送去，于是王渔洋在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写了《聊斋志异》最早的一首题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蒲氏把它载入该书各种抄本、刊本的卷首或卷末，非常珍视，也借以自重。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根据苏轼在反对变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常与人谈神论鬼，要别人“姑妄言之”的典故，王渔洋揭示了《聊斋志异》以传奇法而志怪的特点，有超现实的奇异性和虚幻性，又用大诗人李贺《秋来》诗中“秋坟鬼唱鲍家诗”，指明其“厌作人间语”，避开世间人事而托言鬼狐，道出聊斋故事取材的方式和寓意的真谛，这是王渔洋对《聊斋志异》所作的极有眼光的鉴赏和评价。蒲松龄读到王渔洋的赠诗，写下了以原韵奉和的诗：《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箫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除第一联诉说自己在创作上的殚精竭虑的艰苦和创作上得不到亲友的理解外，就是充满对王渔洋的感激之情，从他那里得到了鼓励与赞许。“十年颇得黄州意”，在这里“黄州”是指王渔洋在题诗中以苏轼在黄州的“姑妄言之”所做的高度评价。王渔洋的关心、鼓励，无疑对蒲松龄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只重举业的社会风气下，连写作诗词都被视为份外之事，何况蒲松龄却致力于狐鬼小说的创作，更被看作不务正业，受到轻视和诋毁，连他的好友张笃庆也劝他放弃这些狐鬼之事。只有少数人，其中就数王渔洋声名最显赫、支持最热烈，不仅读了他的《聊斋志异》，而且在大约36处都写了批注。十分值得回味的一点是，王渔洋的批注，为了尊重蒲松龄的劳动成果，一个字也没有写在原作上，而是另取信笺，写明批注篇目，还书时附在书后。现在出版的《聊斋志异》中的“阮亭先生曰”，是蒲松龄在得到批注后自己重新誊写时一块加进去的。

    还有一件必须讲明的事情就是王渔洋对蒲松龄只羡其才，不讲出身，虽然二人生前地位名声都十分悬殊，但这并没有使他们之间挖上一道濠沟，相反成为挚友。王渔洋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给蒲松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因为王渔洋的大力推荐而在京城士大夫阶层迅速传播。一直到王渔洋去世前，还在为蒲松龄的“援例成为岁贡生”操心。康熙四十九年冬，王渔洋卧病在家，当时的山东学政黄昆圃曾到新城看望渔洋老人，并由此得读《聊斋志异》。康熙五十一年，蒲松龄终于获得“岁贡生”的虚衔，史籍里虽然没有表明其中有什么奥妙，但有心人还是从蒲松龄是济南府的学子，而黄昆圃是年任青州学政而到青州领受“岁贡生”这一事实中想做点小文章。

    纵观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王渔洋与蒲松龄之间的亲密感情，在王渔洋来讲，或者出于对蒲松龄大才的赏识，或者出于对蒲松龄生前始终未得一第的婉惜，或者是因为蒲松龄为其姻亲毕际有的西席等原因，但从客观上他对《聊斋志异》的迅速传播都起到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两位先生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二人相继去世半个世纪后，《聊斋志异》就付梓刊行，很快席卷中华，继而风靡全球。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仅为他们之间纯真无邪的感情所感动，

     蒲松龄不仅完成了《聊斋志异》，还利用当时流行的民间曲牌和方言土语，为平民百姓写了通俗易懂的戏曲作品和聊斋俚曲。他一生著有几十部之多，仅在蒲松龄墓碑上所注明的14部，其字数已近百万，占到蒲松龄全部著作的二分之一。从目前考证看，除去《琴瑟乐》“据其艳情”描写而“推知”作于“青壮年”外，其他都能证明是康熙十一年他进入毕府之后的作品，而且基本上是在《聊斋志异》全部完稿，60岁以后所作的。如：其中蒲松龄尊重民俗、依历史写就，但颇有争议的《琴瑟乐》，这首曲牌曾被人指责为伪作而摈弃于聊斋俚曲之外，原因是极左思潮的思维模式作怪，理由是既然蒲松龄是反封建的斗士，怎么能够写出这样情趣低级的作品呢？琴瑟乐就是夫妻之乐。《诗经·周南·关睢》篇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例子。写的就是男女相恋以至成婚的场面。蒲松龄以一个青年女子的口吻，详尽地描述了她所经历的思恋、缔结姻缘关系、夫家送插戴、婆婆来相看、出嫁、回娘家和夫妻欢好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清代民间婚姻的全过程。

     当年蒲松龄先生撰写聊斋俚曲的地方就是毕际有家的绰然堂。白天蒲松龄教书，代馆东应酬，晚饭后，有许多毕府子弟等跑到绰然堂听蒲松龄讲故事，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蒲松龄从事写作的最佳时间。因此，无论酷暑寒冬，更鼓过后，先生屋里的灯光都格外明亮。由于俚曲是说唱的艺术，于是每段词成，蒲公都会以掌击桌作板，一板一眼的哼唱，有时情不自禁，忘乎所以，竟脚踏楼板，放声高歌，以至楼板嘭嘭作响，此时，正在中院看家的大黄狗，以为有了变故，闻声一路跑来，狂吠不止，这才惊醒了深入角色中的蒲松龄，为之敛声，黄狗原路返回。没过多久，蒲公歌声再起，于是又引得犬声大作，往返数次，直累得大黄狗精疲力尽。这就是蒲松龄“脚踏楼板跑死狗”的故事。

    蒲松龄在毕府通过毕际有的关爱，他的生活是很舒心的。毕府内外任其出入，教书的资金毕际有按时付给，并不时还有其他馈赠，所以自进毕府之后，他的场屋三间得到了翻修，田产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毕府上下都对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事业给予大力的支持。这足以说明一个文坛巨人的诞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毕际有去世后，毕盛钜仍聘蒲松龄坐馆，以至于蒲松龄在写给毕盛钜的诗中写道：“廿载金兰道义熏”，金兰是兄弟的意思，“青灯好友我同君”，最后两句点明：“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聊斋故事《狐梦》中的毕怡庵，据蒲学泰斗袁世硕先生据史推断，就是少馆东毕盛钜，不过名称和称呼作了改变。少馆东毕盛钜比蒲松龄略小几岁，二人相处较之老馆东还要无拘束的多，何况又与人和蔼，经常与蒲松龄在绰然堂畅谈通宵，抵足而眠。另外，还有一位不是“官之后”的毕家人，续补了《聊斋志异》中篇幅较长的《马介甫》这一个故事，他就是具有神童之誉的解元毕世持。

    《淄川县志·孝友》载：“毕盛钜，字韦仲，一字耳豫，号豫园，际有子。性英敏，于书无所不读。事父母以孝闻。父殁，事母孺慕益笃。以拔贡选授黄县教谕，因母老辞不就，怡怡色养，人无间言。尝因母老，攻方书，遂精脉理，求诊视者接踵。按症授方，多奏奇效。卒年七十有四。著有《石隐园唱和集》。”《淄川县志·选举志·贡生》载：“举乡饮大宾。”　毕盛钜比蒲松龄略小几岁。他兄弟早殇，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富家公子的懒散习性，有些纨绔子弟习气，但其为人还比较厚道、温和。蒲松龄初来毕家时曾填词《少年游·戏赠韦仲》戏赠。词曰：“深沉庭院画楼光，净几爇沉香。萱椿犹健，年华未老，玉树已成行。 茂陵不惹白头怨，心地更清凉。终朝三醉，闲调双鹆，大是酒禽荒。”这阙词生动地刻画了这位少馆东的生活性情：家境富裕，吃穿不愁；父母健在，家政用不着操心；年龄不大，令郎满堂；没有纳妾，与妻子颇恩爱。不足之处就是荒于酒，“终朝三醉”；荒于禽，“闲调双鹆”（俗名八哥）。蒲松龄在肯定他的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而且强调了缺点较大。此词虽云“戏赠”，实则劝谏。由此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建立在“劝善规过，以友辅仁”的基础上的。《淄川毕氏世谱》中说毕盛钜：“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精于翰墨，真博物君子也。”其实这不过是说他喜欢随意地读些杂书，常说些俏皮话，并没有实质性的文学成就。　

    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再次提出辞馆的请求，毕盛钜和他的母亲再三劝说蒲松龄收回成命，继续留在毕家。主要原因是毕盛钜仍需要这位异姓兄长为他代写文章或出面应酬，再就是继续教授他的8个孩子研习举业。鉴于此，蒲松龄打消了辞馆的念头，一心一意在毕家工作。如果说蒲松龄对老馆东毕际有更多的是对长辈的尊重，那么，对少馆东毕盛钜更多的是平等的兄弟之情。　

　　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主要是教授毕盛钜的8个儿子，先后为他们开蒙，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和律诗，科试之年还要陪着去济南应试，以使他们能够博得一第。好像命运在捉弄人，蒲松龄终生没有考取举人，蒲松龄的8个弟子也终生没有通过乡试。他们中成绩最好的是五弟子毕世拔贡入监，选取州同知的职衔，其次是大弟子毕世洎，考取贡生，其余的则是连个正额秀才（廪生）也没有考取。这其中应该大有原因。据袁世硕先生评述，这是因为蒲松龄的8个毕氏弟子是富家子弟，从小生活优裕、娇生惯养，养成了娇惰的习性，不思有所专攻、有所成就。而毕家主人毕际有、毕盛钜较为想得开，“能否蟾宫折桂，殆亦命也”。其他的一些专家大约也持此种观点。其实，是否还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毕盛钜饮酒过度，造成后代智商低于常人。蒲松龄在词《少年游·戏赠韦仲》中说毕盛钜“终朝三醉”，就是说每天早中晚三次醉酒。这种喝法，很难保证后代不出“酒精儿”。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既是诗仙，也是酒仙，其后代的智商好像就很一般。从蒲松龄遗留的诗文来看，蒲松龄对自己的这8个弟子，好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其弟子进学、入贡，蒲松龄没有写诗作文表示祝贺，正面写到其弟子的诗文只有《绰然堂会食赋》和《伤门人浣》。这表明蒲松龄发现他们中没有能够造就的英才，对他们并不特别欣赏，因此对他们的赞誉也就少得可怜。

    毕府的众多主人对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给予支持，毕府的上下，包括仆人在内都给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例如毕府有一个女仆人，向蒲松龄讲了他大伯哥的一桩奇事，蒲松龄记了下来，这就是《祝翁》的故事。可能还有许多人会提供很多素材，只不过蒲松龄没有把他们的名字记入书中，如《义犬》是写的周村商人的故事，《蛰龙》记的是周村城内曾做过明朝通政使司通政使的曲迁乔的事，而《三朝元老》则讥讽了周村城里明末做过三边总督、降清官至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事情。

    毕府给予蒲松龄的，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创作上的理解和支持，更多的是心灵的慰籍，尤其是蒲松龄屡试不中，心情最难过的时候，都多亏了毕府中人的关心，在他“闱中越幅被黜”的时候，毕际有的侄子毕盛钰，字振叔，因为排行第八，蒲松龄又称之为毕八兄的，就赶紧来劝解，于是，蒲松龄就写了《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怀慰籍，感而有作》的这首词。

    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8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书、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18岁完婚，遵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19岁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闰章的赏识，名声外扬。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20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25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31岁时，康熙九年应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归来后的蒲松龄生活无计，后来他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最后才到了毕际有家，设教绰然堂，直到71岁时才撤帐还乡。

    他在教书、著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考取功名的欲望，曾多次应考，但屡试不第。直到晚年援例入贡，才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名。《聊斋志异》第一卷就写了一个《叶生》的故事，说淮扬叶生怀才不遇，郁懑而死，但还不死心，游魂再次来到阳间，教出了一个“进士及第”，也就是荣登一甲的学生，并自我安慰地说：我没有考中，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但能够托馆东家的福为我的文章吐口气，也就心满意足了，让天下的人知道我沦落半生，不是因为我的文章不行。这篇故事，可能也是蒲松龄有感而发，表述自己的心情。 

    蒲松龄74岁时妻子刘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倍感人生苦短。就这样过了两年，蒲翁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年正月22日，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