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犯罪人员子女考公务员不公平的说法是个伪命题！把犯罪人员子女就业限制说成“连坐”是法盲说法！现代法律没有连坐的制度。犯罪人员子女就业限制是基于犯罪成本和犯罪所得、受益人设定的。罪行法定和罪责相适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基本原则，没有哪一个犯罪判刑人员，家庭成员被同样判刑的。即便是特殊情况下，一些亲属连带获刑，也是参与了犯罪活动，或者掩饰隐藏犯罪所得造成的。福祸相依，实际上一些犯罪所得是被用于犯罪人员家庭消费的，但是，刑事案件中并不会追回犯罪人员子女、家属消耗掉的非法所得。

一些人把犯罪人员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称为连坐，不公平。罪责相等不祸及家人，否则与封建时代的严刑峻法连坐制度没有区别，不是法治文明。这是故意用一些封建时代的“用语”博取大众眼球，违背现阶段我们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来网络上为犯罪人员家属和子女鸣不平的人很多。究其原因是犯罪人员总体数量累计比较大，受影响的犯罪人员子女或家属比较多。很多人认为单边要求宽待犯罪人员子女的做法是是非不分，损害多数人利益。

虽然我们不能说犯罪人员子女一定不是好人，但是，子女受到犯罪人员违法犯罪思想影响的概率大于正常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言传身教，子女不可避免要受到父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婚姻家庭血缘关系不仅仅是血脉，更重要包含着抚养教育，文化生活传承，经济继承等。不能简单地把父母子女从法律人格上分开，片面地谈个体的独立人权、平等。婚姻家庭背景下，必须谈父母子女在经济上抚养、继承、共同生活消费问题。犯罪所得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子女和家庭成员不可避免地要分享犯罪所得。但是，罪犯判刑时并没有要求所有使用犯罪所得的家庭成员承担责任。

犯罪人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意犯罪；一类是过失犯罪。一个人主动地积极实施犯罪行为是故意犯罪，比如盗窃、诈骗、故意伤害、抢劫、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一些人不小心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比如玩忽职守造成安全事故，不小心造成交通事故，不小心失火烧坏财产等违法犯罪行为。很明显故意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强，危害性大。

而过失犯罪行为主观上没有恶意，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危害结果。过失犯罪多数都是职责性违法，是行为人消极或者粗心大意造成的，而且过失犯罪行为一般不会因犯罪行为获取非法所得，子女和家属不容易从过失犯罪行为中获取好处，因此基于过失犯罪继续惩罚子女就有点过分了。

当我们在痛恨一个个贪官的时候，是否想到贪官的贪腐的财产去了哪里？一些贪官的子女和亲属都移民到了国外，贪腐的财产供养子女海外学习生活。一些贪官贪腐几十年，被查时贪腐的财产被消耗不少，贪官有子女和家人，子女和家人的消费要用到贪腐的财产。判刑时，没有对贪官子女和家人判刑，也没有让他们把消耗的国家财产退回来。诈骗犯罪、盗窃罪等各类经济犯罪人员，都是用非法收入来供养家庭和抚养子女的，犯罪人员判刑时家庭和子女消耗掉的财产也没有追回来，也不会对犯罪人员子女追究法律责任。这个时候是法律对社会不公平，还是对犯罪人员子女不公平？

家庭是社会的单元，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除了经济教育方面，还有血缘亲情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我们开展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让后代不忘近代中国的苦难，警惕周边和西方国家侵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从生下来就开始了，亲情教育，做人教育，待人处事教育，父母教育与社会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作用是不分上下的。为何农民的孩子很多做了农民，工人的孩子成了工人，这与从小的家庭教育，耳濡目染有关。当然，也有农民的孩子从事了其他职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这毕竟是少数。这里说的意思是父母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对孩子人生的影响。

对于一个犯罪人员的家庭来说，子女同样要受到犯罪人员生活习惯和做事方式的影响，同时，人作为感情动物本能地具有报恩或者仇恨意识。让民众判断一个犯罪人员子女是否受到父母犯罪思想影响，或者是否因为父母犯罪被惩罚而记恨受害人，办案机关等都是未知数。我们不能把社会不安全因素，潜在的犯罪风险埋藏在国家公共管理机关。这就是限制犯罪人员子女公务员考试资格，从事公共管理服务的理由。

要求取消对犯罪人员子女就业的限制，实际上是假定犯罪人员子女和普通人家子女在同样的生长环境、教育环境下，都是善良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是贪污犯子女、诈骗犯子女、黑社会犯罪人员子女、盗窃犯子女等和普通人家庭子女生长环境是不同的，犯罪人员子女获取了非法的社会利益，接受了不同的父母文化思想交易，生活方式教育，这样怎么可能要求犯罪人员子女与普通人子女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呢？

对犯罪人员的惩罚不仅仅是判刑，还包括通过判刑对社会的警示教育。犯罪人员家属和子女因亲人被判刑带来的耻辱和一些就业限制，这些都会对社会传导出警示教育意义。让潜在的违法人员做守法公民。从犯罪成本角度上说，犯罪人员子女受到一定的就业限制，和耻辱感是违法犯罪的成本，当一个正常人知道犯罪后果会对子女和亲属带来一生的不良影响时，会抑制部分人的违法冲动行为。

对犯罪人员子女就业限制的社会管理制度也许不完美，但是，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犯罪所得为家庭成员使用时，家庭成员责任追究问题，以及父母对子女文化价值观、血缘亲仇影响情况下，一人犯罪影响三代还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所以，无论是从犯罪人员子女取得、享用犯罪非法收益，还是从犯罪人员对子女的生活教育影响，以及犯罪成本和法治教育意义各方面来说，犯罪人员子女就业限制都具有不可避免性，与平等无关。但是为了更加科学公平的实施法制文明，我们可以讨论和完善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人员子女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