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任志茜

原文见于2011年4月18日《中国图书商报》

问：台湾学者 陈信元教授将这本书与陈思和、洪子诚、钱理群等知名学者的现当代文学史并列为佛光大学“大陆现当代文学”专业参考书目，作为《新文学档案：1978-2008》的作者，您认为您的这本书与其他几部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其特点在哪里？

答：您刚才说的那几位前辈文学史学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界的高峰，他们是我一直学习、致敬的榜样。与他们的大作并列，让我极其惶恐，我认为，我这本书的新意在于，我的视角是从知识生产这一角度来解读新时期文学，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图书出版与影视剧的研究者，近三十年来知识生产对于文学的影响我觉得是不容忽视的。

问：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也有八零后写手出版了类似于“八零后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但是您在这本书里关于您亲身经历的“八零后青春文学”却着墨不多，这是为何？

答：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曾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参与者，但是他在撰写戏剧史时，却对现代戏剧“留待后叙”，为什么，周先生认为，作为参与性的在场者，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而缺乏确定性的审视。至于您说的所谓的八零后文学史，我读过其中不少的版本，有的作者甚至把自己干脆单列一章，连枪手都干脆不要了，甩手赤膊上阵实名来吹捧自己的作品，这实在是急功近利、不知羞耻到滑天下之大稽的地步，这类情况恐怕真是空古绝今。作为“八零后青春文学”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我觉得我们这段历史的详情既需时间来检验，也需其他旁观者来审理。

问：那您更重视新时期文学的哪一段历史？

答：我更重视于八十年代，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但又被遗忘掉的历史。更关键在于，现在不只是被遗忘，甚至被修改、被篡改，有些曾经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者或参与者，他们也开始根据个人恩怨、好恶以及一些名利，涂抹、否定历史真实。其实这也是“在场者”写文学史的结果。我始终认为，口述史归口述史，文学史归文学史。两者一个是被研究对象，一个是研究成果，切不可混为一谈。

    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化成果、文学精神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奠定了不可更改的基础，我认为，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基石。包括早期的商业化出版、影视剧改编，八十年代明确了这些问题的若干准则。其实，我们现在能走多远，当然也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判断力与发展势头，但是更多的是由八十年代文学的成就所确立的。

问：你认为，“八十年代”对于当代文学影响最大是哪一方面？

答：八十年代对于当代文学影响之大不言自明，我认为，重提八十年代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可以提供重建标杆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一种姿态、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方法论。譬如八十年代的启蒙意识、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可以为当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

问：那是否可以认为，《新文学档案：1978-2008》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延续？

答：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可以延续横跨上个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但是我认为，文学史本身就需要不断重写，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一代人看前一代人的历史也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人提供我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可以让他们比较我们父辈与我们对于同一段历史看法的不同，这样才能真正地发现历史的内在规律。

问：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年龄不足三十岁的“八零后”，如何来看这段以“八十年代”为核心的“三十年”历史？

答：我很自豪，我出生于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这段三十年的历史，几乎与我们这一代人同龄，我们其中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也是通过大量的阅读、访谈了解到的。现在，最年轻的八零后也二十多岁了，这是承担中国未来的一代人，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曾经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必要也有责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