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让儒学“活起来”的历史教训

前不久，有媒体专门请几位文化专家谈不能让传统文化“失语”的问题，此前也有政协人士在两代会上提出“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我认为这样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作用，其实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

文化也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更替而更新，新的文化形态是对旧的文化形态进行“扬弃”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新文化本身就剔除了传统文化的糟粕而吸收了它的精华，比如新民主主义文化总结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比如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是传统道德的进步。因此，崇尚新文化本身也就包括了发挥传统文化精华的作用。如果我们现在离开社会主义新文化，又要去让传统文化“说话”、“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新文化没有继承传统文化吗？是要否定文化的历史扬弃而要恢复它过去的原貌吗？如果这样，岂不明明是一种让文化倒退的主张吗？

那么，这种文化倒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和灾难呢？我不由得想起宋朝让儒学“活起来”的历史教训。

大家知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学，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后来经过汉武的独尊、汉儒的发挥，但其实一直并未成为封建王朝和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只是到了宋朝，经过周敦颐、程颢和程颐、特别是朱熹集大成的努力，才让这一“传统文化活起来”，使之由政治伦理学术思想上升为哲学体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从而既是指导封建统治的强大理论基础，又是奴役人民残酷的礼教枷锁。

程朱确实干了一件大事，一件在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一件具有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那么这算不算一次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复兴”呢？其实不能，而是一次文化复古倒退，这种复古倒退造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严重后果，其恶劣影响至今未能肃清。

首先，程朱如此“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是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大家知道，宋朝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致，也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开始萌生的时期。据一些国外历史学者研究，当时“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引自吴钩部落的新浪博客介绍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言论）。当时商品市场经济之活跃，我们至少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见端倪。因此，宋朝也应该是中国文化思想创新的时期，这时候在文学上确实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词的时兴。特别是从通俗走上雅正的宋词，体现了文化创新的规律。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宋朝却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情况。本来，这时候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政治家提出了“祖宗不可法”的解放思想的口号，而程颢和程颐却迎合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政治需要，不去从新兴的经济社会思想中吸取营养，而是沿袭唐代韩愈和宋代周敦颐的复古倾向、杂糅释道宗教的唯心主义，对传统儒学“穷经致用”，强化其落后的政治伦理因素，直到南宋朱熹，最后把“五经”变成了“四书”，把儒学变成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程朱理学既违背经济社会发展又违背人道，根本就不是中国文化正常发展的产物，而是一个人为的思想文化怪胎。

这一思想文化怪胎确实“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了，它很快就被封建统治者看重利用，成为控制社会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从而显示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本质。

元朝皇庆二年（1313），朝廷诏定以朱熹《四书》为标准取士，从此以后直至明清都成为科场固定程式。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统治培养奴才、把知识分子驯化成犬儒、控制和扼杀进步思想文化、维护封建秩序的完备意识形态。而“三纲五常”则成为愚民吃人的礼教，整个中国社会就成了鲁迅所说的“铁屋子”。这种畸形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步，使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得以延续了近千年。它的罪恶直到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才得到批判和清算。

这就是宋朝“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文化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必须在辩证的扬弃中继承创新，而不能厚古薄今甚至别有用心地走回头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复兴绝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比现代文化还高明、还管用，绝不是要把腐朽过时的文化复活起来，而是要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做好继承和创新工作，让社会主义新文化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既然传统文化已经为新文化所代替、所包含了，怎么能又要让它“说话”、让它“活起来”呢？我认为这种提法只能造成文化思想的混乱、甚至成为像程朱那样制造专制统治思想的借口。

历史的悲剧是绝不应该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