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涅金与毕巧林

 ——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申载春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国著名诗人、小说家，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其代表作《当代英雄》（1839）中的主人公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形象。这一富有悲剧意味的“多余人”已经过去150年了，但至今还活跃在文学画廊中，被世人津津乐道。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貌似高尚实则卑鄙的利已主义者；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智慧超群、最刚毅最聪明但无用武之地因而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者；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高扬个性、崇尚意志和绝对权力的“超人”；更多的人总愿意将毕巧林与奥涅金相提并论。

    毕巧林犹如奥涅金一样，源于俄罗斯北方两条河流的名称，一条河为毕巧拉河，另一条河为奥涅加河。赫尔岑曾称毕巧林是奥涅金的弟弟。别林斯基曾断言毕巧林“是当代的奥涅金，当代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奥涅加河和毕巧拉之间的距离小得多”。作为奥涅金的弟弟，毕巧林出生于贵族之家，天资聪颖，受过典型的贵族教育，过着灯红酒绿的贵族生活，享受了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快乐。他曾有过宏图大志，曾不懈地追求人生的崇高目的，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所有的理想和抱负都化作泡影。于是，他感到痛苦失望，思想纷乱不安，内心充满矛盾，人格发生分裂。正如他日记里所说：“我有两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词的完整含义里，另一个思索并且裁判它。”他对世界充满爱，可是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于他便学会了恨；他说实话，别人不相信，便开始欺骗，变成了灵魂畸形的精神残废。他把精力浪费在卑琐的事情上，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人。

    作为一名“当代英雄”，毕巧林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他的才智和精力都用在追逐女人身上。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有段自白：“我是一个除了女人在尘世上什么都不爱的人——我是一个时刻准备为她们牺牲自己安宁、功名、生命的人。”事实上，毕巧林对女人的爱是极端自私的，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需求。所以，他的爱不仅没有给女人带来幸福反而招来不幸，他并不是女人的福星，而是女人的祸星。他与梅丽小姐调情，梅丽小姐名声扫地、一无所得；他将贝拉占为已有，贝拉惨死于芳龄；他跟维拉关系暧昧，维拉重病在身，不久于世。毕巧林的所作所为不仅仅祸害女人，还殃及其他人。卡兹比奇因他而痛失宝驹，贝拉的父亲因他而殒命，马克西姆受他冷落而凄然泪下，葛鲁什尼茨基既失去女人又失去性命，马里奇中尉“必死”的恶兆应验。就连毕巧林骑的马也因劳累过度而中途倒毙。如此看来，毕巧林的“英雄”行为就在于导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剧，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究其原因，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原因。19世纪30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血腥镇压，一批贵族青年有所觉醒，但看不到前途，渴望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因而苦闷绝望。毕巧林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部分贵族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毕巧林的悲剧也是一代贵族青年的悲剧，正如别林斯基所说：“长篇小说的中心思想就表现在主人公毕巧林身上，‘当代英雄’是我们时代的哀思。”

    毕巧林与奥涅金同是“多余人”，多余的意义却不同。如果说奥涅金的多余是无所事事、一事无成，那么毕巧林的多余则是有所事事、无事不成。如果说奥涅金的多余表现为自身无能，是“行动的矮子”，对社会无益的话；那么毕巧林的多余表现为自身有才，是“行动的巨人”，对朋友、对情人、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比起奥涅金来，毕巧林实在是多余。痛苦——行动——更大的痛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毕巧林的痛苦和失望比奥涅金深沉得多。在个性上，奥涅金是那么冷漠和寡情，而毕巧林情感丰富，思维敏捷，想象丰富。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深刻而又细致地刻画了毕巧林的内心世界。可见，毕巧林虽说是奥涅金的弟弟，却与奥涅金有别。毕巧林虽然属于“多余人”，却是“多余人”中的“这一个”。莱蒙托夫的研究专家艾亨鲍乌姆认为：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与普希金的相吻合的形象而构思的，而是与奥涅金相争论的；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这正像奥涅加河与毕巧拉河是两条气质不同的河流一样，它们并行不悖，一条是平静地徐缓地注入大海，另一条则是源自于深山峻岭而曲折迂回汹涌澎湃。

    作者把毕巧林称作当代英雄，是反讽。我们把《当代英雄》誉为俄国文学中的“英雄”，却是当之无愧。《当代英雄》形象丰满、蕴涵丰富、结构独特，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被称作“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的“茕茕的金字塔”。莱蒙托夫高超的心理刻画技巧、如诗如画的环境描写和优美清雅的语言，对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文学大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申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