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辑佚 明珠重现

——评《〈论语解〉辑注》

李祖哲，张弦生

一

北宋上蔡谢良佐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生，且为程门弟子“四先生”（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之首。他的“上蔡学派”，以“仁”和“天理”为主体，批判地吸收佛教禅学，讲究修身养性，对程朱理学有着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和特殊贡献。其“格物穷理”论、“仁爱诚敬”的心性论，继承自二程和张载，还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穷理”之说的开启，又为心学家陆九渊“心学”之论奠基。其“洒扫应对上做起”“以觉言仁”“诚敬存之”“性体心用”的道理，“传之武夷胡氏” [1]，形成了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到元代，特别是明清两代，程朱理学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清道光年间,谢良佐得以从祀孔庙，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

但后代关于谢良佐对儒学贡献的研究，却比较单薄。这一不足，实如孔子所言：“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第三》） [2] 据《宋史》所记，谢良佐的主要著作有《论语解》和《上蔡先生语录》两种 [3]，另据朱熹《上蔡语录跋》载，谢良佐尚有《复观斋记》 [4]。《论语解》是对《论语》章句的阐释，先于《语录》行世，但在朱熹将其分条附在他的《论孟精义》一书之中以后，《论语解》一书就淡出儒家学者视线，佚失已久，《复观斋记》今也失传；只有谢氏门生子弟所辑其《上蔡先生语录》流传至今。

作为谢良佐的同乡后人，杨周靖先生在由他主编的《上蔡先生语录译注》出版后，决心再接再厉，将失传数百年的谢良佐最重要的著作《论语解》以辑佚校注的方式，编成《〈论语解〉辑注》一书出版，使之重现人世。

朱熹《论孟精义》一书，取二程、张载、谢良佐等十二家对《论语》《孟子》的解说，分条附于其书的《论语》《孟子》正文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等著作中也引录有谢良佐《论语解》的少部分内容，这些就是《〈论语解〉辑注》一书所辑佚的范围。《〈论语解〉辑注》一书中所引《论语》原文，采用校勘较精的陈晓芬译注的《论语》（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藏书”丛书），章节划分则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本）；所引《孟子》《中庸》原文，依徐德明点校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本）。所辑《论孟精义》和《朱子语类》中相关谢良佐《论语解》的文字，依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本《朱子全书》为底本。

朱熹的《论孟精义》初刊本已不存。现存的版本依卷数分为三十四卷钞本和二十四卷刊本两个系列。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分卷的不同，内容并无差别。依年代来分，三十四卷钞本依次主要有明钞本《国朝诸老先生论语精义》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卷刊本依次主要有清嘉庆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本、同治洪汝奎辑《唐石经馆丛书》本、仿吕氏宝诰堂刊本的光绪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孟精义》本，是据清嘉庆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本为底本，以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 [A1]  对校，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参校的，是目前最精当的整理本。因此杨周靖先生等人的辑佚主要采用此本《论孟精义》所存的谢氏《论语解》文字，十分妥当。

作为中州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的姊妹篇，《〈论语解〉辑注》全书分为正编、补编、附编、附录等四部分，体例完备、校勘规范、注解准确、出处明白，不但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论语解》一书的原貌，并且做到了有利于当代学者研究和一般读者阅读。

《〈论语解〉辑注》一书的正编，辑录谢氏《论语解》语录四百七十三条，校勘部分又从《四书章句集注》中增录语录四十七条，共计五百二十条；补编辑录《朱子语类》中谢氏语录共计六十一条，列为“余说”；附编辑录《孟子解》语录十二条、《中庸解》语录一条，共计十三条，全书总计辑录谢氏语录五百九十四条。

《〈论语解〉辑注》的正编，以《论语》的篇章为纲，将所辑的谢良佐对《论语》的解说，分条放在《论语》相应的篇章之下。

辑注者在书中《论语》各篇篇名之下，有“引语”作为导言，对《论语》的该篇正文和谢良佐的解说内容加以概述和提示，以做统揽和引导。比如，在《学而篇第一》的引语中，辑注者说：“《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的前两三个字作为该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十六章，内容涉及广泛且重大，其中包括孝、仁、礼、政、学习等一系列论题。其下各篇进一步展开的内容在首卷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展露。本篇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接着说：“在《学而》篇中，谢良佐逐章有解，计十六章。谢良佐解《论语》，不局限于章句阐释，而是围绕主题，旁征博引，往往在更大空间中拓展开去，于广阔视野中阐明主题精髓，‘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 [5]此语就将谢氏的解说与汉唐的注疏区别开来，开章明义，以助读者理解研究本章及谢氏相应解说的大概主旨和内容。

在《论语》正文各章之后，列辑者从《论孟精义》的《论语精义》中辑录的谢良佐的相应解说条文，然后再列校勘。校勘除了校正字句外，还将《四书章句集注》中与《论语精义》所引谢良佐解说的同一条文增录其中，对原文不做更动，仅相互加以比对，指出异同。然后在每条后列辑录者对解说的注释，主要解释所涉及古代典章制度及背景掌故，兼及冷僻难字释读注音，以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在个别章节所引“谢曰”之后，有“题解”，对谢氏解说加以议论评述，阐释辑者的研究心得。

《〈论语解〉辑注》列为补编“余说”的六十一条谢氏语录，辑录于《朱子语类》所汇编的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中所涉及的谢良佐的话。这些话的内容多已在《论孟精义》中所引谢良佐的《论语解》条文中出现过，只是表述不尽相同而已。书中将这些话，也依《论语》和《孟子》各篇篇名为次序领起，分别列出，并且注出在《朱子语类》中所在的位置，不再加以注释。

《〈论语解〉辑注》附编的《孟子解》，以《论孟精义》中的《孟子精义》的篇章为纲，将谢良佐对《孟子》解说的各章题目一一列出。在各章章名之下，也有辑注者的“引语”，以做统揽和引导。引语后放从本章所摘录的正文。所摘录的本章正文之后，列《孟子精义》中所引谢良佐的相应解说条文，在每条文后列辑录者对解说的注释。

附编的《中庸解》，收《四书章句集注》的《中庸章句》第十六章中的一条谢良佐对此章的解说，其后列解说的注释。其体例与《孟子解》相同。

《〈论语解〉辑注》全书最后置“附录”，先收从《朱子全书》中采出的朱熹《<</span>论孟精义>序》和《<</span>论孟精义>纲领》，以及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span>论孟精义>提要》，以助读者对《论孟精义》的体制和内容加以了解；后收杨周靖、郏中仁先生所撰谢良佐的传记——《一代宗师谢良佐》。传记对谢氏生平和学术成就，以丰富的史料和详实的论述，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将人物的经历置于北宋文风鼎盛但又积贫积弱的社会矛盾之中，展现了谢良佐在元祐党争中亦官亦教、半贬半禁的坎坷经历和闻道研学、格物穷理的学术生涯，以及后世的评价和荣光。是一篇知人论世、生动可信的传记。此文之后，是参考文献、后记和本书责任编辑李祖哲的编后语，对本书辑撰的前后经过予以介绍。

二

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达到新高度，为其立论的儒学得以大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学。二程洛学，推崇《论语》。朱熹得谢良佐传承，发展洛学，讲学厘经，创立闽学，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者明定为“四书”，费时四十余年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还将“五经”“四书”整理合并而成《五经四书》。朱熹的学说达到了两宋理学顶峰。

《论语》的内容结构了儒家思想的梁柱和框架，是儒学的基础和渊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论语》成为经典，后代儒者以笺注《论语》的方式来阐述对儒学思想的新认识，成为经学史上一大特点。这些笺注性的诠释，鲜明体现着儒学一贯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思维定式，彰显着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儒学经典受到强烈冲击。随着外来文化的输入，许多人以为，现实中的腐败皆与儒家文化俱来，将数千年的封闭与近代的败落，怪罪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新中国成立后，《论语》等经典彻底失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在那场十年大运动中，更使儒学斯文犁庭扫闾以尽。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迈开了新步伐，我们开始重新领会几千年来积累的儒学（当然包括理学）诸多理念的现代意义。

作为《论语》主旨的仁义道德，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论语》的内容，从个人品德修养、为人处世，到治理国家，涵盖了社会生活至大至幽的各个层面及重大事件和人物。《里仁篇第四》载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6]君子亲爱善人，厌弃不善之人。君子应是具有“泛爱众，而亲仁”的胸怀、广大博爱的仁者。君子的好恶是其仁政、道德的外现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内容和意义，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治国的范畴来言，孔子的这些观念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有利于长治久安的。

谢良佐在继承孔子又学习乃师的基础上，对“仁”的认识加以发展。他在解《论语·里仁篇第四》时说：“仁者本无好恶人之心，不因人之顺己而好之，好人之顺理也；不因人之逆己而恶之，恶人之逆理也。故唯仁者为能好恶人。” [7]他的门生记载他的语录也说：“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天理当然而已矣。当然而为之，是为天之所为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 [8]认为“仁”是自然宇宙的内涵法则，不是随便虚构的。按自然法则行事，就是要顺应天道。认为“仁”这一儒家的伦理秩序，具有“天理当然”的普遍性，“克己”“无私”，就是顺应天道。谢良佐进而认为：“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了，故终归妄诞。” [9]活为仁，死为不仁，身体麻木为不仁，果仁可生，生生之理，即为仁意。将“仁”的内涵提高到了有生命和知觉的“以觉言仁”的意义上来。

谢良佐对“仁”的哲学意蕴的深化，借用禅学解释《论语》，对后来的儒学家影响巨大。朱熹以为，谢良佐的“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通过程门的再传弟子张九成不断加以突破，形成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对“仁”的认识。他说：“孔子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张九成），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陆九渊）。” [10]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受谢良佐的影响很大，他对谢氏关于“仁”等哲学概念的论述评价很高。他在应城《上蔡祠堂记》文中，称赞谢良佐“其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程课。”“（谢良佐）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认为自己是“赖先生（谓谢良佐）之言以发其趣。” [11] 坦诚地表明自己的集大成学问中，仁学的观念有赖谢良佐“以生意论仁”的引领和启发。

程朱理学提出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等方面的许多观念，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带来了新思路新领域。谢良佐说过，人性中最难克服的是“本己”，修身最大的障碍是“矜”。刚愎自用、自欺欺人、骄傲自大都是因为“矜”引起的。他和程颐分别一年之后再次相见，程颐问他一年中有何收获，谢良佐回答去掉一个“矜”字，程颐听完后非常高兴。 [12]因此，便有了“良佐去矜”的美好成语。谢良佐的“格物穷理”论等观念，对后代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谢良佐从“仁”的高度崇尚自然法则，“以觉言仁”，认为顺应天命，生生不已，才有生命和知觉，开拓了精神世界和文化认知的新角度和新方式，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今天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谢良佐的“上蔡学派”理论体系，存在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缺陷和局限，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理论和观念在古代哲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上蔡学派”的理论，集中在谢良佐对《论语》的解说——《论语解》中。要想真正了解谢氏“上蔡学派”在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中的开启传承的枢纽作用，非得深入研读《论语解》不可。现在杨周靖先生及他的团队在整理出版《上蔡先生语录》之后，又钩沉稽古，辑录成《〈论语解〉辑注》一书出版，披沙沥金重现典籍、抢救古代文化遗产惠泽学人的功劳，自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尽，其成效将随着岁月的延续，逐渐显示出更深远的价值。

三

在这次辑注《论语解》工作中，从收集版本、选择底本，到校勘体例、书证引录、注释解说，再到编辑、校对，等等诸多方面，都得到河南古籍文献学家王钢先生的悉心指导，大大提高了本书质量和学术水准。更应当提及的是，王钢先生为《〈论语解〉辑注》所撰序言，更使本书增添了浓重的学术色彩。

在序中，他以其一贯的严谨学风进行翔实的典籍考证。七千多字的序文，已标明的引录文献就达六十余种。对《论语解》从著述到流失的始末、谢良佐的行实，钩沉稽古于幽微，辨析义理于章句，厘清了近千年来，关于谢良佐其人其书记载中的舛误和阙失。

他指出，谢良佐的生年已不详，卒年应为宣和三年（1121），而不是如今众口一词，并且《辞海》也如此所记的皇祐二年庚寅（1050）至崇宁二年癸未（1103）。

他考证清楚了《论语解》的书名、撰写年代和地点。对谢良佐是“解”还是“说”《论语》，各家说法不一，没有定论。王钢先生考宋元书目所载，认为应是《论语解》，而不是《论语说》。并且考证，谢先生著此书于元祐六年（1091）顷，时在秦州任教授。此书至宣和四年（1122）已刻成。

有人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以为谢良佐于元祐元年（1086）曾任职内殿崇班。王钢先生指出，此职乃武职内臣，侍卫禁殿，而谢良佐元丰八年（1085）登第，后“保举著述”，任职秦州教授。所谓任武职一说，当为重名至误。又，南宋李幼武《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七《谢良佐小传》：“释褐登第，授秦州教。” [13]指谢良佐登第后授秦州教授。王钢先生剖析这是将谢良佐等五百七十五人在宋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受赐并行“释褐礼”误为“释褐登第”而致谬。

《宋史》本传对谢良佐的经历记载，已经简略含糊，抵牾矛盾。后世谢氏家谱沿袭附会，更有从毫厘谬以千里者。王钢先生条分缕析地考察史籍，将谢良佐入元祐党籍的经过，梳理得十分清楚。崇宁初，元祐党人案兴，徽宗诏籍党人姓名中，自苏辙至裴彦臣，凡五十七人，谢良佐列于第二十九名。九月再诏籍党人名单，刻石为党籍碑，分门别类立于端礼门，谢良佐在“余官”第四十四名。崇宁二年再诏立《元祐奸党碑》，已无其名，可知已经出籍。其入籍始末，油然可见。王钢先生又分析了谢良佐晚年仕途的坎坷。经考证，确认他崇宁四年在应城县令任上，晚年以朝奉郎、监西京竹木务致仕，禁锢终身。纠正了清雍正《应城县志》中《职官志》记载之误。

由此，一位不搞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能批判佛道、中和旧说，又能兼通诸子，吸收其长，自成一家；一位“格物穷理”“仁爱诚敬”“去矜求仁”“光明卓越”的正直理学家形象就鲜明地跃然而出。

王钢先生对《论语解》的传习刊刻和后代的流布也根据文献和史实给予清晰描述。他指出，《论语解》写毕，以文网故，至政和间仍流传不广，只是私相传习。宣和间党禁弛，始在四年（1122）首刻，遂大行于世，南宋及元，诸家书目多有备载。只是因朱熹辑《论语解》于他的《论语精义》《论语章句集注》等书之中，单刻本《论语解》流传渐少，至明代甚至湮没无闻。唯明宗室、藏书家朱睦在其书目中记载有是书收藏。崇祯十五年九月，闯王决河，汴京陷入洪波，朱氏藏书没于泽国，此书最终从世间消失。

由此可见，王钢先生为《〈论语解〉辑注》所撰序言，不仅仅是对此书内容有重要补充，更是此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古老的中华民族现今已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上。对儒学的研究，目的应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发展。《论语》现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仍要重视学习的生活方式、教化的力量和实行。今天的现代化，当然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更需要“诗礼乐”的教化，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每个人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这也是研究《论语》，整理《论语解》，出版《〈论语解〉辑注》的现实意义所在。

2023/10/7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