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新分来的名牌大学生有三位：清华大学的申屠志林和何伟蒸、华中工学院的朱广昌，后来又分来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小两口范兰生和高静慧。

申屠和何伟蒸学的就是电真空器件专业，分来厂里后，直接到厂技术科工作。申屠是浙江人，中共党员，贫农家庭出身，他很快担任了技术科的领导。何伟蒸在技术科负责特灯设计。朱广昌和范兰生刚进厂时，先到车间任负责机械电器维修的技术员。

何伟蒸是上海人，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她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绩不是绝顶优秀，绝对进不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我进厂后，先在出厂检验，后在制氢房工作，和何伟蒸见面比较多，也曾互相打过招呼。作为清华毕业的高才生、上海大都市富贵人家长大的女孩，她为人却更随和低调，与人谈话总是面带微笑，悄声细语，使人如沐春风。她也能和同事们打成一片。厂里的几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也爱和她互相以软软的吴语拉拉家常。卫生所的几位南方籍女大夫，经常操心给她介绍男朋友。在厂单身宿舍，她住在我的正上方二楼。到周末晚上，一听到楼上拖拉桌椅的响声，我们就知道她和厂里同住的女同事打扑克消遣了。对于她来说，厂里的生产工艺对她来说，其实很简单，可她仍然是兢兢业业，绝对不出任何差错。就这也少不了厂里老老少少女工的好奇议论。什么人家的皮肤怎么那么白呀，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怎么也比别人更合身呀，怎么见她吃鱼不吐刺呀，用的什么牌子的化妆品呀，从上海探亲回来带的什么东西呀，快三十岁了有没有谈对象呀，如此等等，不厌其烦，什么都打听。

她和我结婚的时间差不多同时，都住在厂里新盖的家属楼里。她分在一楼，我强占的一套在三楼。我到她家去串过门。婚床摆在卧室正中间，这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摆法。虽是新房，却很素气。我上班时向班上的几位女工师傅说起，她们说，这是最时兴的“三不靠”，其实人家上海大户人家，房多屋宽，都是这样的摆设。她的丈夫是郑州纺织机械厂的工程师，也是大学生、南方人，只是比不过她的“清华”名牌。她有时拿丈夫的书呆子气的事讲笑话。说他在门前砌花池，竟然砌出来的花墙砖缝上下一条线，一推就全倒下了。

以上这些琐事可谓都是何伟蒸的逸闻花絮，可她凭自己的学识和胆魄在郑州市灯泡厂小试牛刀的一件大事记得的人却不多了。1958年3月17日，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在天津产生，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节目。而到1970年12月26日, 天津无线电厂又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这时电视机才开始走向老百姓家中，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当时主政郑州的市革委会主任王辉给郑州市灯泡厂下达了试制黑白电视机的任务，由何伟蒸挑起了这副担子。她率领试制组的技术员和年轻有锐气的能工巧匠张群有、张连桥等一批人到成都红光玻壳厂考察。这是一座大型企业，仅一个玻壳退火设备就是一条近百米的长龙。宽广的厂区、庞大的设备，使人望而生畏，大开眼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满腹经纶的何伟蒸冷静看透了每一道工序的核心技术工艺，回到厂里，开始了设计、研制攻关。在装配车间头上一间不大的小屋中，就完成了封接、退火等工艺。从显像管玻壳的吹制、轧型、排气，到荧光粉的配制，再到供发射电子束的核心部件电子枪的钨丝设计、其他元件的制造、组合、焊接等等，她跑遍全厂，在各个工序的配合下被一道道攻破，成功地试制出了四只黑白电视显像管。其中一只还组装了一台电视机，晚上放在厂区院子里试用，竟然成功了。这在那时可是个高科技的稀罕物，每天晚上都有不少人围在那里看新闻、看戏曲、看电影。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河南道情戏《前进路上》，就是在那时看的，悠扬的小调给我的印象很深。可惜后来省里决定由安阳生产该产品。何伟蒸率领试制组研制的这一整套工艺都向来灯泡厂学习的安阳玻壳厂无偿提供了。后来安阳玻壳厂生产的电视显像管玻壳占到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并且先后兼并了成都红光玻壳厂、天津市津京玻壳厂和河南新乡美乐集团，成为一个年销售收入60亿元、利税7亿元、资产80亿元，年产玻壳3000万套的中国行业老大。当初何伟蒸率领郑州市灯泡厂的几位技术人员的研制试产之功已经被人淡忘了。

申屠志林的妻子在浙江老家，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他调回杭州了。何伟蒸继任技术科科长，后来又升任副厂长。这时各级党政机构逐渐恢复重建，原来在厂里的老领导张超升任郑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推荐何伟蒸到郑州市政协担任领导，被她谢绝了，她的志趣在做一些科研工作，想到市科委去，但一直没有机会。她和高静慧是无话不谈的闺密好友，高静慧调离灯泡厂时，她们难舍难分，大哭了一场。此后，就一心想调回上海。本来想当时上海她在清华的同学能帮上忙，不料想适得其反。何伟蒸只好调到宁波工作了。郑州市灯泡厂解散后，厂里不少人到宁波的乡镇企业打工，他们去探望何伟蒸，她总是热情接待，帮助解决困难。

车间工人看朱广昌是个书呆子，平日不修边幅，显得有点傻气。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他反而都相不中，却和装配车间的女工王中娥好上了。小王在许多老师傅眼里，是个比较疯的丫头，有各种不三不四的传闻。可朱广昌丝毫不信，还与说闲话的人当面为小王争执力辩。许多人背后嘲笑他。不过二人婚后的甜蜜生活证明，小王和那些老娘们儿女工相比只是性格比较开放，作风并没有问题，过日子是把好手。二人一直在厂里兢兢业业工作。朱广昌后来担任过副厂长，直到灯泡厂破产后从厂里退休。

范兰生到装配车间担任技术员时，和时任车间统计员的王森同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他们因此成为情谊相投的莫逆之交。当时厂化验室的化验员小顾师傅因家远,要求调到西郊她爱人上班的化工厂，高静慧就接替她到化验室工作。范兰生随后到设备科任科长。我所供职的厂发氢房生产氢气的电解水须由化验室制作，时常到那里去取水，一来二去就和高静慧熟识了。加上王森是我的好友，便和小范、小高两口也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

范兰生是林州人，家里许多人是老革命，父亲任省直机关领导，姨父岳朝杰任郑州市委书记。可他一点也不像高干子弟。不论是在装配车间还是后来在厂技术科，身材消瘦的范兰生，在厂里一年到头都是身穿宽大的工作服，腰里别着电工包，脚上蹬着翻毛皮鞋，像一头嶙峋不堪的骆驼一般。他不修边幅，却心灵手巧，无论在厂里还是在家里，总见他在忙忙碌碌地找活干。听静慧说，小范第一次上她家，见她父亲的一条皮带坏了，随手拿起来，几下子就修好了。这不是什么难事，但她们家里人的动手能力不行，她父亲就觉得小范勤快手又巧，比较满意。我也听小范自己说过，回家嫌家里弟弟们眼中无活：“我花几秒钟就把屋里乱东西归整了，又花几分钟把晒的衣服收了，把锅碗洗刷了。就这点活，他们就懒得干，单等着老人侍候。”在东北工作时，他给家里人每人都买了一件皮襖，可他自己却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中，小范更是一位模范丈夫。屋里的家具无一不是他自己打制的，做饭洗涮这些活，他更是抢在静慧前头干。就连缝补新旧衣服，也是小范动手的多。他说，裁剪布料比设计图纸简单多了，是个人都能干。我在厂家属院住时，我们两口常去他家里。有时是闲谈，也常常带些有毛病的物件毫不客气地请他修理。有一次闲谈时，他说要做一条能一家三口人都盖得住的大被子。还有一次，见他在门框上钉了两个铁环，我奇怪地问他这做何用。他笑着说，挂个秋千给女儿红珊玩耍。王森结婚时，范兰生送的礼品中就有他亲自用白铁打制的烧炭立柱火锅。他就是这样一个勤于动手，整天闲不住的人。

和范兰生比起来，静慧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娴静智慧。待人接物仪态端详，富于同情心，总把对方往好处想，所以很有亲和力。对上级的指示、布置的工作，真诚认真地去完成。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提拔一批觉悟高、能力强的青年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接班。灯泡厂马玉玺厂长向市轻工局推荐了高静慧，局里又把她推荐到市里。不久，静慧就被提拔到市政府领导岗位，先是任市经委副主任，后来任市体改委主任，为当时郑州市的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付出了无数心血，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范兰生也到郑州市城建局，后来是郑州市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高静慧到市里工作后，和厂里工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不少工人还到她家去串门，她也专门在厂家属院附近的饭店自己掏钱请厂里师傅们吃饭，了解厂里情况和大家对改制的想法。这使她对基层一直非常了解，能实事求是的落实执行党和国家的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在生活上他们依旧是平民作风。有一年夏天傍晚，我在家属院门口纳凉，见范兰生骑着自行车，静慧在后座上坐着过来。看见我，小范立马停住车，静慧从后面跳下来和我打招呼。我笑她，大领导还坐二等车呀。她也笑着说，回家就是家庭妇女了。有人带着我不用走路，就是幸福事了。谈起我家那口就在不远的市第一服装厂上班，现在正在改制，厂长把工厂买下了。以后她就是给资本家打工了。静慧说，一服的厂长叫张大保。他把厂子买下的事我也知道。这样一来，工人能有活干，正常开工资，退休金也有保障，银行的贷款又能还上，不也很好吗。她就是这样时时刻刻都诚恳地忠实于党的事业，清正廉洁，全力投身于工作。她受到上下的一致好评。可就在这时，范兰生一病不起，因肝病而英年早逝。这对静慧是无情的打击。她刻骨铭心地感到，范兰生是她的生命和事业的擎天柱，是她安身立命的太行山。她觉得自己的性格和旨趣，与官场生活颇有扞格，就选择了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