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与人聊天又提起当年的糖豆干部，有的还愤愤的说“凭什么给他们糖豆！”我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完全的平等没有任何道理,况且所有人都有黄豆定量，只是少点儿：每月半斤。1961年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年代，人们营养不足，当年的科级干部那是真干，我的父亲也是糖豆干部之一，每月发一斤白糖、二斤黄豆，可干的活比普通工人要多得多。那时，我们家就像一个办公室，每天父亲回家后都有大量的工人来申请这申请那，父亲就在家里接待他们，人多时要排队，不到晚上10点我们家消停不了，这样的局面持续了5、6年。在正常的工作外父亲还担当着民兵团的团长，每天还要负责训练，那时美国人和台湾的飞机还时常光顾北京，战备是常年的工作。再有，每逢重大日子都要举办各种活动，那时，几万人大企业的活动都是我父亲负责，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扩音设备，全凭父亲的大嗓门和跑来跑去的组织，我父亲工作量之大绝对超过常人，这样工作量多拿点糖豆是应该的。就是这样，父亲晚年落下一身的病，反倒没人管了，还不都是我们子女管嘛！

    50年代除四害时，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其实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粮食太缺乏了，麻雀被证明吃粮食，与人抢食物，当然要列为四害之一。如今，粮食不缺了，麻雀变成了保护动物。这就是历史，很多人以现在的观点看待历史，越论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