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二十、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食货4
(2024-03-23 0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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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儒学历史文化教育杂谈 |
分类： 历代治道特点—宋朝 |
（三）盐法
1、池盐（解盐）下半部分
“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宜听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宽民力。」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更其制度。因画通商五利”；于是，“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行之一年，视天圣七年，增缗钱十五万。其后岁课减耗，命翰林学士宋庠等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新法较之，视乾兴至天圣八年旧法，岁课损二百三十六万缗。康定元年，诏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禁如旧。未几，复弛京师榷法”。朝廷为多取盐利，不断限制通商州县的地域范围，代以官粜，然不仅获利甚微，且致两池盐积压生木，遂放开禁榷，允三京、二十八州军通商；其后见课额减少，又复禁榷。商市、官营兴废之权，全在朝廷得利多寡。但宋庠只计岁入减损，未详计官粜费用之岁出同样大幅下降（且免民出役撵运之苦），一旦实际官粜即知利得甚微，故禁榷未几，又复弛京师榷法。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繇是羽毛、筋角、胶膝、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按至道3年，72.8万缗，鬻盐37.35万席计，时盐池价1.5-2缗/席，每席116斤；大席220斤，盐值2.8-3.8缗，即便“椽木二，估钱千”适当，入中物资价也是原值的3-4倍）。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费。庆历二年，复京师榷法，凡商人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久之，东、南盐地悉复禁榷，兵民辇运，不胜其苦，州郡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大耗京师钱币，帑藏益虚”。及元昊反，边储空虚，遂紧急加大入中招诱力度，刍粟至京师偿若金银，其余物资偿以盐。因给盐甚多，以至超物值数倍，导致盐价益贱，故庆历二年后做了大幅度政策回调，复京师及十一州军禁榷法、商家再输亏官钱、盐则悉收归官、增价出粜，然所得不多；其后不断加大官粜范围，役民转般输运，不胜其苦，州县所获盐利不足应急；遂再以虚估诱商入中，入中后到京师兑钱以偿，致帑藏益虚。其实，以朝廷急需而致入中价高，遂多出盐而致盐价贱，终使商获利有限，而民得食贱盐，论之也算惠民之举，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调整。而欲防止入中虚估，就须使入中常态化，不可遭遇紧急才以入中应对；如此使物资稳定充沛，才有当地物价的合理区间，但仍比不上开中。而朝廷见战事已过，强迫商贾再输亏官钱，并禁各地商榷盐，皆代以官粜，是为了维持高盐价，结果却因官办费用巨大，“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其昭示给天下人的是遇急所让之利、趋缓则尽数夺回，从中也可见其不能稍减盐课岁入的聚敛之心。销地不定、盐价常加都促使其后越来越依靠入中虚估为诱商之法，而使入中物价被不断推高，反映了朝廷趋利的失信反复，对边备、产业及人心的恶化愈来愈甚。从朝廷对商民之变诈、商民亦还以变诈的离心离德，可知宋对元昊小竖无可奈何甚至屡战屡败的原因。德所以不立，在于朝廷误以为民以利聚，遂总患不足而逐利的上行下效。这也是宋代求实用、务聚敛效果的缩影，敛财越多，越难抵费用之涨；治标愈频，则伤本愈重，最终加速人心之散。然而在实用权变观念下，并未使仁宗及后帝的警悟，反而使聚敛不断加重（始终不知以德聚民而成长远秩序的能群）。
“太常博士范祥，关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岁可省度支缗钱数十百万。乃画策以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八年，祥复申其说，乃以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事，使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盐入蜀；罢九州军入中刍粟，令入实钱，偿以盐，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西、南盐，第优其直；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驰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估，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盐之禁（此八州因近塞外乌、白池，遂募人入中解盐池优估易盐，回售八州，零售仍交官粜以禁私贩）。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军刍粟，悉贸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就连贤德如韩琦者，亦未思关中可以资源优势繁荣民生民业，而以物力、人心之强，西北戎狄根本不足为忧；反而以为当用范祥的务标之策。类范祥者，若在汉代、初唐必短视之辈，然在宋，则以其复商通而罢官粜之兼顾的求利方式而贤。范祥去官粜盐而复通商确是正途，也让朝廷大减官营费用；然其改边镇入中为入现钱（给盐券），虽可以去入中高估，但边镇诸军或京师收钱，皆必以钱采购物资，反增物资输运之苦，遂颠覆了入中本意，所以只是表面的治标。只要上下逐利之心不去，依然难消物资购入的虚高之病，且苦累百姓输运，并影响物资供应的及时；故未来遇紧急，仍须入中物资，此次迫商所输亏官钱，只会使加大未来虚估。可见，入中本来就差于明代开中，而入钱又差于入中（故有后来入中的恢复）。所谓民“得安其业”者，只是原官粜之地的百姓免于为官运盐的供役之苦，确得复榷盐通商之便，然边镇采购粟物之地的百姓又多了物资输运之累。
“祥初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皇祐初年，入缗钱二百二十一万；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以四年数视庆历六年，增六十八万；视七年，增二十万。又旧岁出榷货务缗钱，庆历二年，六百四十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榷货务钱不复出”。其中，初年岁入之增，反映了百姓被官粜价高抑制的需求释放；其后稍减，仍属正常范围。而榷货务岁出则大减，反映的是大幅节省了官办粜盐的运营费用。由此可知，宋代以逐利而多行官夺商利之举，只看到表面能多入钱，却不知费用更大，结果往往入不敷出。
“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嘉祐三年，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请复用祥，于是复以祥总盐事。祥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别请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盐鬻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因边镇物资输运艰难、费昂，恢复入中刍粟也是必然，遂使虚估之弊益滋（入中已与虚估连体；由此亦可知，社会性认知与应对于凡事凡务的重要，这是形成家国一体之能群的基础）。嘉祐范祥复用，又颠覆入中，前入刍粟者须每券再别输千钱，按每券一席计，官榷盐价至少涨至2.5-3缗/席（与熙宁十年，三司所言“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大体相当）。为促商通，又定京师券盐售价：券纸六千，盐席十千（钞盐价差为运脚费）；其后虽言若估贱，则官为售之，然官不愿出钱，无法维持券盐之价，京师坐商仗势压价，抑买钞、盐，大损入钱所得的钞、盐价（以京师官贵之多、得盐之便，且又为专卖之地，此价确显过高）。
“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县征算（州县征用费算，即盐池州县产运盐课的费用诸项，亦需钱粮补偿），乃计所历所至合输算钱，并率以为入中之数（即如以近乌、白池之八州县易盐之给值，作为补偿）。自后州县犹算如旧。嘉祐六年，（薛）向悉罢之，并奏减八州军鬻盐价。两池畦户，岁役解、河中、陕、虢、庆成之民，官司旁缘侵剥，民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课盐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遂蠲其半。中间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后又减畦户之半，稍以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州县征用费算，在完全改为入钱京师后，本应由朝廷拨款给州县，但范祥虑朝廷钱难出，故预留了入中盐池的保障（其他入中全面停止，只留入中盐池）。薛向继任，罢州县钱，又减近乌、白池的八州军鬻盐价，盐池州县财况遂匮坏，日益侵剥输运民户，民以为苦，致使盐运出量大幅下降，而盐场积压；遂减产、运盐量，并稍雇佣夫代民出役，民始稍安。薛向奏减八州盐价确可惠八州之民，并可抑制私盐，但因此减免给盐池州县对价，则又致害盐池州县。
“熙宁初，诏淮南转运使张靖究陕西盐、马得失。靖指（薛）向欺隐状，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谏官范纯仁言赏罚失当，因数向五罪，向任如初。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逼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抑价收购盐钞），则钞价益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其后又恢复入中。至熙宁，增发盐钞代引，本欲加大流通，然发钞过多，使得盐日难，钞价日贱，反而更助长虚估。薛向之欺隐，主要在虚增盐钞过度（也与刻剥州县导致的产运盐量下降有关），不仅无盐可兑，更推高入中虚估（此时已转变成边地物资的普遍增价）；如此恶性循环，终使朝廷丧失盐利这一最重要的财富依靠。熙宁以后，官侵商盐地成为常态，“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此时中书所议只究发盐钞之量，而不论官粜对通商之阻；所谓用交子法在发钞与商销量相当，但总阻商销，如何预计销量？除控制钞量外，若能罢除官粜并适当提留州县征算，则属范祥入钱之法的入中改良（仍留虚估之弊，然有边镇物资免民输运繁苦之利）。可见熙宁聚敛之急，既不放粜盐之利，还以钞纸换取边镇物资（从元丰四年西讨的调度混乱，可知边镇物资储运缺乏系统管理已久）。虽出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置场市钞，然市易吏以唯利是趋，焉能维护钞价？只会乘机抑价收钞倒卖。
熙宁十年，“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刍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加纳之法。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书之，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卖。罢两处禁榷官卖，提举司卖盐并用新价，钱承买旧钞，商人愿对行算请者听，官为印识如法。应通商地各举官一员，其盐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熙宁末，三司能罢官卖、畅商通虽是正路，然以旧钞发行过多，请代以新钞，旧钞官尽为回买，却又忧心岁入减少，复以新价取代旧价改革盐法，新钞每席加价钱二千五百到三千，提升榷盐价（出场价）一倍（如此，不仅不用回吐前期多发钞所取之商利，且进一步盘剥食盐百姓）；东、南盐6缗/席，西盐5.5缗/席；旧钞加价换新，已提旧盐亦须加纳，许商自陈，亦立赏告；如此高抬盐价，必致私贩盛行。加纳法本用于入中虚估的补差，至此变成朝廷主动涨盐价的补值。自三司新钞代旧之法出，其后屡出新钞，并皆需加纳，才可得盐。
“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熙宁“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即官粜负责人），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于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毋得减十；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熙宁之后，官榷、通商之变，全看孰敛钱为多。三司涨盐价至6缗后，乏人愿买，且其罢官粜、畅通商之议并未落实，至是盐钞价跌至2缗余，遂改买为课，强行抑配，以至吃不了都不能留太长时间，否则按私盐论（可知宋代告讦之普遍），都是为了保障盐利岁入；如此销售，已非商贾所能为争，自然“商不入粟”，入中愈发裹足，以至边储失备。皮公弼请畅通商、止官卖，却不言盐价当降；沈括希意不敢言实，直到安石去位，才赞同罢官卖，却仍被迫留下“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的尾巴，也因其知朝廷岁入不得有损。于是，不仅仍留不少官粜州县，包括京师，且会根据收入对比不断变化。此外，之前抑配之民盐只能卖予市易务，不许私市与商。至此，盐业哪里还有布局与规划？完全进入了逐利混战。且盐政乏术的抑配之下，又大兴告讦，并以犯人家产赏告者，然而正是宋代告讦的普遍和持续，促导人习险诡，继而成为耻公勇私之风的重要诱因，遂义散于朝廷而结于亲党（耻公勇私之风的物质成因是聚敛继以利驱之政，以至从佃豪势成为下民的主要生路；文化成因则在朝廷实用权变的日甚一日）。
“皮公弼盐法，酌前后两池所支盐数，岁以三百三十万缗为额。又令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于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沿边盐价给新引；庶得民间旧钞，而新引易于变易（新引得行的保障）。诏用其议。公弼请复范祥旧法平市价，诏假三司钱三十万缗，市钞于京师。先是，解盐分东西，西盐卖有分域；又并边州军市刍粮，给钞过多，故钞及盐甚贱，官价自分为二。于是增西盐价比东盐，以平钞法，岁约增十二万缗，毋复分东西，悉废西盐约束。解池盐钞旧以二百二十万缗为额，转运使皮公弼请增十万，以助边籴，至是，又为二百四十二万。商人已请西盐，令加纳钱，使与新法价平（以旧钞请西盐）”。皮公弼在放开通商的基础上，按解盐出盐额定新钞；以东南盐钞过滥，置钱收钞，而三司缺钱无力回收，令卖之西盐地，给钱三成，以七成易以新钞（沿边西盐），即将旧东盐钞置换成新西盐钞。起先，因边镇市刍粮高估，给钞过多，钞、盐价皆低；至是，增西盐价与东盐平（也为了对换便易），并除西盐售地之限制，使盐不分东西。商人以西盐旧钞请盐，需加纳钱至新盐价。
“明年，权陕西转运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后，钞有定数，起熙宁十年冬，尽元丰三年，通印给一百七十七万余席，而盐池所出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余钞五十九万有余，流布官司，其势不得不贱。」遂下三司住给。五年，户部犹以钞多难售，岁给陕西军储钞二百万，裁其半，然钞多，卒不能平价”。公弼虽以出盐为额，然亦增东盐兑换之钞，且务多取，遂仍增钞致溢；其后，虽言住给，并裁岁给陕西军储钞二百万之半，但朝廷以用发钞，仍难落实，故卒不能平价，皆缘于聚敛不足之心。
“元祐元年，京西始复旧制通商，然犹官卖，元符元年乃罢之。永兴军渭州、河北高阳、栎阳、泾阳等县，如同、华等六州军，官仍自卖盐，而禁官司于折博务买解盐贩易规利。俄以水坏解池，听河中府解州小池盐、同华等州私土盐、阶州石盐、通远军岷州官井盐鬻于本路，而京东、河北盐亦通行焉”。元祐匡正，也只是京西复通商，且仍与官卖并行，至元符才罢；并禁止官司于折博务买盐贩易之规利，这种朝廷部门之间的逐利始自熙宁末（时“三司使章惇请假内藏钱五百万缗，令市易司有干局者，分四路入中，计见盐引及乘贱籴买。诏假二百万缗”）。其后解池被水坏，他路之盐遂相继而至。
“崇宁元年，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初，解梁东有大盐泽，绵亘百余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初，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皆贺。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课额敷溢为功。然议者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固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适口”。解梁东有大盐泽之盐所混非食盐太多，苦不适口，既难食用，也难销售，却仍以课额敷溢为功。
“崇宁初，言事者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来之费，乞复范祥旧法，谨守而力行之，无庸轻改。虽可其请，未几，蔡京建言：「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及京西，袋输官钱六千，而盐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万缗。如通至陕西，其利必倍。」议遣韩敦立等分路提举。及盐池已复，京仍欲旧解盐地客算东北末盐，令榷货务人纳见缗无穷，以收己功，乃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五年，诏：「钞法用之，民信已久，飞钱裕国，其利甚大，比考前后法度，颇究利害，其别为号验，给解盐换请新钞。先以五百万缗赴陕西、河东，止给籴买，听商旅赴榷货务换请东南盐钞。贴输见缗四分者在旧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带行旧钞，输四分者带五分，输五分者带六分；若不愿贴输钱者，依旧钞价减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轻重之柄，率减钞直，使并边籴价增高，乃裁限之。崇宁四年，以钞价虽裁，其入中州郡，复增籴价，客持钞算请，坐牟大利。乃诏陕西旧钞易东南末盐，每百缗用见钱三分，旧钞七分”。以劝君聚敛为建言，几乎是熙丰之后的朝政特色，故蔡京身为宰辅，亦堂而皇之。公弼新钞，以商民疑惑、池坏数年，还未广行，蔡京就欲将东北末盐通之陕西，以求商人贴纳无穷。至盐池已复，持新钞商贾才得兑盐，而蔡京为了末盐取盈（突显己功），却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全然罔顾新钞以废销售地限制的加纳增价，颇困商贾。已而又以并边籴价增高，率减钞值（亦减兑盐），而入中州郡，只得再进一步虚增籴价募商，使商仍能坐牟大利。及至崇宁五年，又出钱引用于陕西、河东籴买，听入中商贾以钱引对换东南盐钞，并改为贴输、对带之法，兑换时所贴纳现钱不以三分为限，多贴可先次序、多带旧；不愿贴输钱者，按原钞减价二分回收（盐钞亦随钱引之改，不再按盐引以盐量标值，而按缗钱金额标值；至大观末，又复“旧法印钞请”）。同时因陕西盐钞过多，乃诏陕西旧盐钞换易东南末盐新钞，“见钱三分，旧钞七分”。面对朝廷的朝令夕改、恶意盘剥，商家则以入中虚估变本加厉应对，入中州郡不得不复增籴价；如此以聚敛启争利之端，朝廷仍以“患豪商擅利源轻重之柄”为借口来混淆是非，以掩盖自己作为始作俑者的本原，遂使这场逐利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所以，崇宁以后，既失边储，又乱盐市，而朝廷竟不觉其危，仍热衷逐利。故其后，盐钞屡更，而贴输现钱成了惯例；无论换钞或提盐皆需贴输，以图商贾多纳不尽。
“及大观四年，张商英为相，议复通行解盐如旧法，而东北盐毋得与解盐地相乱。继而有司议解池已复，依旧法印钞请。商旅已买东北盐，随处官司期三日尽籍，输官偿其价…。在京仍通行，其经由州县郑州、中牟、开封府祥符、阳武县境内，亦许通放。而王仲千所请通入京西北路陈、颍、蔡州、信阳军，权止之。商旅已算请东北盐，元指定东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军批引；其已入京未货者，都盐院全袋拘买鬻之，许坐贾请买碎卖”。至张商英为相，复解盐旧法，仍依旧法印钞请（钱引至是不行）；在解盐行销地，商旅所卖东北末盐者，输官偿其价；东北末盐，在京及所经州县仍通行；原销地指定东京未至者，可于现所在州县批引转地，入京者仍交官榷。然回购末盐必致官费增加、岁入减少，以当时聚敛之急切，其政已难久行。
政和“二年，蔡京复用事，法仍变改，钞不可用者悉同败楮”。蔡京复相后又改法，做了旧钞请算的期限限制（政和三年，“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限内不及纳或纳引无力贴输者，钞即悉同败楮。政和“七年，议复行解盐，时童贯宣抚关、河，实主之。诏解盐地见行东北盐，复尽收入官，官给其直，在京于平货、在外于市易务桩管，如解盐法鬻之；不自陈，如私盐法。重和元年，诏复行解盐旧法。逾年，榷货岁亏数百万贯，又钞价减落，籴买不行，三省趣讲画以闻，贯遂请罢领解盐。俄而三省条奏：旧东北盐地客贩解盐，立限尽鬻，限竟鬻未尽者，运往解盐地，逾者论如私盐法（解盐也有行销于东北盐地者，此时已无钱尽收官鬻）。京畿、京西复置官提举。初，崇宁中，以盐各利一方，故解盐止行本路，东南鬻海利博，行于数路。既复行解盐，商旅苦于折阅；即改如旧，虑商旅疑惑。遂诏输诸路，钞法更不改易，扇摇者论如法，仍倍之”。其后，童贯主陕西复行解盐，解盐地所行东北盐复尽官买；至重和，复解盐旧法（皮公弼盐法），然岁课大减，商旅不趋，入中成空。三省又奏，各盐悉按旧法，尽复原专属旧地。盐法反复变乱之下，为消除商旅疑惑，朝廷遂下诏诸路“钞法更不改易”，而输各路钞仍倍之，然商贾不行矣。
2、东南盐：东南盐以淮盐为最，而海盐又是各种盐中质量最好、口味最佳者，故最受市场欢迎，包括东南盐（淮盐）、东北盐（长芦盐）、闽盐、广盐等，即所谓“末盐”。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又置转般仓二，一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仓盐；一于涟水军，以受海州涟水盐（仓场者，鬻盐之地）。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江南、荆湖以至浙、闽皆食淮盐，主要因漕船回至淮南载盐已归，使官方集散易于控制的便利，从而也使其利最厚。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设虑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折中粮草，足赡边兵；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民户，冒寒涉远。借如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恕等谓：「江、湖官卖盐，盖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冕议遂寝。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6年）。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淮南盐与解盐不同，其行销地江南、荆湖，宋初就已官粜。孙冕改官粜为通商之议，统筹入中（边地）、入钱（京师），也大为节省输运，然陈恕却认为通商、停官卖，“立乏一年课额”，却不计边储物资、京师银钱之得，及输运、官粜、缉私之省费；以此就已使朝廷不敢行孙冕之策。其实朝廷减入的只是出场价与零售价之差，而减支的则包括边储输运、官粜运营、打击私盐等费用；因商营成本远低于官营，自然促使盐价更低，既抑私贩，又惠民便民，进而大增销量，故若通盘筹划，只会兴利除弊，却以眼前课额议寝；从中可知当时朝廷只视眼前、无能见远的功利心态。至天禧，方开入钱粟京师，允少数州县通商；然而，募商入钱粟，以盐偿易，又少通商可售卖之地，使商家并不踊跃（从天禧初到乾兴元年，共114万缗）。乾兴却逢盐产量岁损，显然与入钱粟京师，州县难得其补偿有关（由此可知范祥筹划解盐预留州县征算的必要）。海盐不似池井盐，产量岁损必因灶户窘困。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輓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淮南盐初甚善；而官卖之后，漕司（发运司）专淮盐之运，漕吏侵盗杂恶，徒配相继而莫能止，与入中虚估一样，都是宋朝廷逐利之风的蔓延（上行下效）；由此可知宋代盐务官运官粜之弊多端。近年来，因运河浅涸，漕运梗滞，稍远州县顿乏盐食；而淮南盐场积压以至无屋可贮，亭户以贫困而起为盗贩，故王随提出罢官粜、“权听通商三五年”的解决之法。然若不扩大商盐销售范围，入中、入京之对易，仍少商家愿往；且民间乏食好盐，必又促使私盐益兴。
“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诣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景祐二年，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范仲淹欲疏通盐利，而朝官皆不以通商为是，理由竟是恐私贩肆行，最终以增益漕船、多设中转仓于诸路，使各地皆有二三年之蓄，既分担仓场囤积压力，又增诸路博易量（然官粜不变，无以博易，只是转运腾挪）。而朝廷又慕入钱，遂折中为既博易诸路，又以局部通商并限制范围，仍招商贾入钱京师（售盐官商并行；既欲专盐利，又图商财）。足见当时东南盐价之昂、私贩之甚。其实，朝廷吏员未必不明官营官卖才是私贩的推手（既杂恶又价高，却仍难有大盈），之所以仍认为通商会助长私贩，是因始终盯着零售利润不放，不肯全面放开盐业民营，故若不严格限制商销范围，会导致盐自通商区域流入官粜区域更易。可见，吏员也知通商将导致盐价下降、官盐滞售（又何以助长私贩？）。未几，罢博易诸路，总销量不增，博易诸路只是徒增繁费，而入钱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以其道远）。…庆历二年（闰9月，元昊又寇定川寨；其后战事稍息），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八年，河北行四说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踊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蓄贾所抑，盐百八斤旧售钱十万，至是六万（京师盐业专卖，商贾盐至，须委市局商；局商遂以整治虚估为辞的坐地盘剥），商人以贱估售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复入钱京师法，视旧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五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听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故”。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与西夏战事起，急募入中，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且持券至京师者更与优待；商贾乘势而趋，虚估入中物资价格“腾踊至数倍”；而东南盐利厚，商家自然愿得。之后与解盐一样，开始反治入中虚估，及券至京师非但无优待，且坐抑4成，其中，入钱京师者本无虚估，也同样被削抑（可见其时逐利之风已无处不在），是以入钱乏利，不如入中货物尚有虚估对冲，故而商家只选择入中边镇，而不愿入钱京师（虚估日甚的制度性因素）。于是，又出对贴之法，入中减给盐值三成到三成五的同时，还需入钱京师十成，才能兼足，是逼商两边入钱也，遂使入钱京师稍复（然必更加助长虚估）。
嘉祐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先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传会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议，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等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诏用炳等策，然岁增粜六十余万斤”。虽减官价，然闽粤近地，因工省利厚（盐本不过每斤数钱），民仍以为贵，遂变官粜为课派强卖，五等户纳夏秋税每百钱，令籴盐二斤（每斤40钱），且用淮南盐不改。拒改广盐，是因盐运诸司皆不愿舍原以漕运带淮盐控制的巨大市场，更不愿有损淮盐入额，从中可见其内部诸司嗜利相互倾轧之一斑，全然不以国计、民生为念。
“江西提点刑狱蔡挺制置盐事，乃令民首纳私藏兵械给巡捕吏卒，而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输官有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繇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炳等议所率籴盐钱。异时，汀州人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十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耆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蔡挺加强巡捕、宽处夹带，给漕吏余盐利之半，又降低粜价，于是盗“稍稍畏缩”，“盐遂差善”，乃罢黄炳所行强收籴盐钱之法，不过治标之举，未有根本改观，而朝廷以为能（确比黄炳之流能），说明时乏务治之官，皆趋利之宦（可叹仁宗朝科举取人至多）。
庆历初，“判户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尝以荆湖盐估高，诏斤减三钱或二钱，自后利入寝损。请复旧估，可岁增缗钱四万。」许之。治平中，淮南转运使李复圭、张刍、苏颂，三司度支判官韩缜，相继请减淮南盐价，然卒不果行”。淮盐数钱之本（斤为钱四）、十倍之利，因民苦价高，才降二三钱，就利入寝损，可见宋代官营费用之大，朝廷始终不能务本，只扭于眼前，遂使各项庶务如官营粜盐一样，苛敛于民却未能裕国、浸坏官风又散丧人心，其弊日大。
熙宁初，“江西盐课不登，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乃议稍减虔盐价…。后蔡挺以赣江道险，议令盐船三岁一易…。自挺去，法十废五六，请复之便。」诏从之。仍定岁运淮盐十二纲至虔州。及章惇察访湖南，符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乞运广盐于江西。即遣蹇周辅往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广东盐不得辄通，盗贩公行。淮盐官以九钱致一斤，若运广盐尽会其费，减淮盐一钱，而其盐更善，运路无阻。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一千万斤于江西虔州、南安军…。」诏周辅立法以闻。周辅具盐法并总目条上，大率峻剥于民，民被其害。旧，江西盐场许民买扑，周辅悉籍于官卖之。遂以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即司农寺置局”。随物价上涨，淮盐成本此时九钱一斤，比之前的四钱已翻倍，而售价47钱且杂恶，其间差价既有江西道路险远输运费昂的因素，更主要的是被官营吞噬，朝廷获利无几。广盐入虔州，无论成本、盐质，还是运输难易，都优于淮盐，本应是好事；但问题是骞周辅意在求盈希进，故微减成本而大增销量，以广盐路途之近，其运本也不应只减斤1钱。而其法，更无非强卖、加价、捕私之类，如此大量贵盐之强卖，使赣闽之民大受其害，后又再祸湘中。
“（元丰）四年，周辅改漕河北。明年，提举常平刘谊言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诏江东提点刑狱范峋体量，未报，谊坐言役法等事罢。及峋奏至，但以州县违法塞诏，竟无更张。未几，周辅奏：‘虔州、南安军推行盐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万缗。’自以为功。…六年，周辅为户部侍郎，复奏湖南郴、道州邻接韶、连，可以通运广盐数百万，…。诏委提举常平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条约来上，诏施行之，额利增加，一方骚然。于时淮西亦推行周辅盐法”。骞周辅改任河北后，刘谊上言州县皆“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已然揭示了州县强卖之扰攘，致使吏员亦觉为难（量太大）。朝廷让范峋察核，却回奏是“州县违法塞诏”（卖盐本非州县事，何来违法塞诏？以此可知朝廷属意），竟无更张。从中可见宋代选官拔人、善谋良策的核心标准都只在是否增加赋入。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至元祐匡正，各地“多以盐抑民”的现象才得曝出，周辅遂“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等黜官。
“崇宁元年，蔡京议更盐法，乃言东南盐本或阙，滞于客贩，请增给度牒及给封桩坊场钱通三十万缗。并列七条…。明年，诏盐舟力胜钱勿输，用绝阻遏，且许舟行越次取疾，官纲等舟辄拦阻者坐之。遂变钞法，置买钞所于榷货务。凡以钞至者，并以末盐、乳香、茶钞并东北一分及官告、度牒、杂物等换给。末盐钞换易五分，余以杂物，而旧钞止许易末盐、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听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钞。定民间买钞之价，以抑豪强，以平边籴。在河北买者，率百缗毋得下五千（强定钞价，不得低于95%），东南末盐钞毋得下十千，陕西盐钞毋得下五千五百，私减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难、文钞展限等条皆备”。崇宁初，蔡京以为东南盐本缺，只是滞于客贩，遂变盐法，大抵以畅通商、罢官粜，并鼓励民运，官纲亦不得拦阻。且为加大盐钞流通性，置买钞所收钞，然所收末盐钞只给五分现钱、余给杂物；旧钞只许易末盐钞及官告。及所易新钞兑盐，以十分计，只听算三分，余七分再兼新钞。蔡京更法的核心是以东南盐利诱，并用商通代官营，鼓励商贾买钞，每次请算少量兑盐（并夹杂），多换新钞，新钞再请兑时亦然，如此可吸纳商资周转不尽；故为保障钞可通行，除置买钞所外，还强定钞价，然稳价必有足够资金收钞，岂是区区30万缗所能应付的？更非靠严法所能禁；故其后钞值屡贬，如解钞贬至一半，入京师者则“钞直十不得一”。遂又出对带、循环之法，每兑算前钞必更买新钞、加纳现钱。
“四年，又以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载定六路盐价…；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其便。…五年，诏算请不贴纳见钱，以十分率之，毋过二分。大观元年，乃令算请东南末盐贴输及带旧钞如见条外，更许带日前贴输三分盐钞，输四分者带二分，五分者带三分。后又贴输四分者带三分，五分者带四分，而东南盐并收见缗换请新钞者，如四分五分法贴输。其换请新钞及见钱算东南末盐，如不带六等旧钞者，听先给；如止带五等旧钞，其给盐之叙，在崇宁四年十月前所带不贴输旧钞之上。六等者，谓贴三、贴四、贴五、当十钞、并河北公据、免贴纳钱是也”。崇宁四年，将各地零售低盐价调高，以使商有利；虽言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却又诏算请不贴纳见钱，毋过二分（总量控制在20%以下）。至大观，又定东南末盐贴输及带旧钞之条，同样适于对带日前贴输三分的新盐钞，至此，盐钞都必以贴输对带循环下去，且按贴输比例分等，贴输越高，越先次序、多带旧。而“崇宁四年十月前所带不贴输旧钞”的带旧次序在最后（因其无利可榨，故得盐最无望）。
“时钞法纷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许人任便用钞请盐，般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为课额。提举盐事司苛责郡县，以卖盐多寡为官吏殿最，一有循职养民不忍侵克，则指为沮法，必重奏劾谴黜，州县孰不望风畏威，竞为刻虐？由是东南诸州每县三等以上户，俱以物产高下，勒认盐数之多寡。上户岁限有至千缗（约购盐100席），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贯，籍为定数，使依数贩易，以足岁额；稍或愆期，鞭挞随之。一县岁额有三五万缗，今用为常额，实为害之大者」”。可见宋吏多峻刻的根源皆在其君。蔡京改法后，为促使商贾多贩盐以通盐钞、敛现钱，再次勒州县替商卖盐为课额。朝廷也知盐销有定量，但为了多销，只好迫州县强卖，并以卖盐多寡为考核殿最，于是展开了售盐大赛（为了能多取盐利，设计了从商到官的一条龙配合，此蔡京异于前朝也）。这哪里是销售？而是迫民按户等认额贩易，稍或愆期，则鞭挞随之，足见此时朝廷借盐敛财近乎疯狂。即便按三等末户，年也须购盐5至8席；且售盐有限地，全县家家如此，又向谁卖？
毛注“又言：「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地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自崇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边郡无人入中，籴买不敷，乃以银绢、见钱品搭文钞，为籴买之直。民间中籴，不复会算钞直，惟计银绢、见钱，须至高抬粮草之价，以就虚数。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军储不得不阙，财用不得不匮。如解盐钞每纸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东南末盐钞，乃以见钱四分、盐引六分，榷货务惟得七十千之入，而东南支盐，官直百千，则盐本已暗有所损矣（然钞价半损，贬值三千，全在朝廷发钞无限，毛注此处仍为朝廷混淆视听）。…比年榷货务不顾钞法屡变，有误边计，惟冀贴纳见钱，专买东南盐钞，图增钱数，以侥冒荣赏。前钞方行，而后钞又复变易，特令先次支盐，则前钞遂为废纸，罔人攘利，商旅怨嗟。…如以三四百万缗桩留京师，随数以给钞引，使钞至给钱，不复邀阻，上下交信，则人以钞引为轻赍，转相贸易。或支请多，惟转廊（入中给偿）就给东南末盐钞或度牒之类，如东南末盐钞或度牒敕牒唯许以钞引就给外，余并令在京以见钱入易，桩留以为钞引之资，亦计之得者。」”毛注之言反映了崇宁以来，通行商钞、商盐的同时，又责郡县苛配民户；表面上为了售盐钞而停官粜，却比前朝官粜更无耻；既迫商不断贴输现钱以劫商利，又直接挨户抢夺民财，使盐政的混乱创了有宋之最，是以取利愈急，官商失序，国计、民生日益大绌。但给出的解决之道过于简单，元丰之时，官榷为主，给商盐钞为少，且其时敛财较多，兑付不难；而此时，无论收支、积储，都无法比于元丰，又时过多年，所积亏欠岂是三四百万缗所能挹注周转起来的？且其入钱桩留为钞引之资，只为稳价钞引，官无利入，显然非朝廷此时所欲（只有入中给偿，给付东南末盐钞或度牒敕牒）。其后，张商英议取消对带、兑付旧钞，却致徽宗欲复盐官榷。然若果真复官榷、停通商，也只剩大涨盐价一途，同样会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困局。
未几，张商英为相，“议定五等旧钞，商旅已换请新钞及见钱钞不对带，听先给东南末盐诸路货易。仍下淮、浙盐场，以盐十分率之，桩留五分，以待支发官纲，备三路商旅转廊算请，余五分以待算请新钞及见钱钞与不带旧钞当先给者（类似明代存积、常股之分制）。于是推行旧法，以商旅五色旧钞，若用换请新钞对带，方许支盐，虑伺候岁月，欲给无由，乃立增纳之法。贴三钞许于榷货务更贴见缗七分，贴四钞更贴六分，贴五、当十钞贴七分，河北见钱文据贴五分算请”。张商英管盐，欲停对带，计划以淮浙盐之半兑算新旧钞（另一半维持发官纲及备三路入中），其中新钞直接兑盐结算，五等旧钞仍需贴输对带成新钞，方予支盐（终以新钞结算），以宽松积存盐钞的整体兑付时限；并立增纳现钱清算旧钞之法，希图以加价缓解清算旧钞压力，既以增纳现钱弥补清算盐钞的岁入，也可终结对带更钞。然当年盐利仍会大损，有司遂有减增纳而多给杂物清偿之议。
“有司议，三路钞法如熙、丰旧法，全仰东南末盐为本，若许将旧钞贴纳算请，正与推行三路熙、丰钞法相戾；即不令贴纳算还，又钞无所归。议将河北见钱文据减增纳二分（原定五分），余各减二分（原定六至七分），以告敕、减度牒、香药、杂物、东南盐算请给偿。帝诏：「东南六路元丰年额卖盐钱，以缗计之，诸路各不下数十万。自行钞盐，漕计窘匮，以江西言之，和、豫买欠民价不少，何以副仁民爱物之意？」令东南诸路转运司协力措置般运”。有司以沿边三路钞法如熙丰旧法，为有足盐而兑（熙丰法，皆一次性支盐；若更新钞，则旧钞官为回买）；而认为旧钞增纳清算有悖熙丰，然时既无钱回买，又无盐足兑，若不增纳算还，则钞无所归；遂议以减增纳钱，而多给杂项、少给盐来清偿旧钞（而不续带下去），虽可少支末盐，但终结旧钞花费依然巨大，即便杂项也难有如此之多，故徽宗下诏叹元丰诸路卖盐所入丰厚，而钞法致漕计窘匮，遂命诸路措置运务，欲复官榷，后至蔡京复相而罢（罢官般卖）。
（三）盐法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 二十、（二）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6（盐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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