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二十、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食货3
(2024-03-17 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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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儒学历史文化教育杂谈 |
分类： 历代治道特点—宋朝 |
3、边、荒开垦：
一方面是内地民人因政策苛行，逃田致荒；河北又因黄河治理不当，堤坝时决而荒废无常，波及河东；另一方面，自太宗以来，受实用权变之道的影响（西陲自隳灵、夏；河东则因平北汉后治理不当，民心多有不附），北部、西部因与辽、夏相接，而长期放荒。“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每岁，数扰顺安军。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所以实边廪而限契丹。雍熙后，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后，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陈）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堕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太宗虽下诏河朔垦荒营田，然以利使民之下，兵士皆以募置，若改让其自耕自食，则既忧诸军逃散，又患将帅自重（这是因国、民利益对立，导致的民心不可恃；如陈恕之言）。其后，又加辽人见疑之忧，故而屡罢。后何承矩知雄州力排众议，因积水而创塘泺，始办屯田。淳化四年春，诏何承矩等“督戍兵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为屯田，用实军廪，且为备御焉”；初稻值霜不成；后改江东早稻而熟，“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看来稻田远不及塘泺之利大）。
仁宗面对大片土地闲荒，一直希望推进垦荒，故屡诏屯田，却又数度废止。庆历中，河东都转运使欧阳修请于“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军被边地几二三万顷，请募人垦种，充弓箭手”，“诏宣抚使范仲淹议，以为便。遂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余户，岁输租数万斛，自备弓马，涅手背为弓箭手。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河东以原北汉之地长期放荒，至范仲淹屯田有成，却仍复废。时“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祐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唐、邓以其原临北汉而荒闲，至仁宗已收复数十年，仍未得有效开发，且欲废州为县，反映其农政失当严重。赵尚宽招垦之道，是陈靖方法（当年太宗认为费大而止）的小规模递增化实施，就是增加了配套扶助比较全面，且不急税输，所以成功，但并未见河东充实（“几数万顷”似非“二十余户”所能开发）。除河东外，陕西则了无所成；时“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至神宗变法，功利之欲更急，人心离散日益显著，故而营田入不偿所费成了常态，虽屡起屡罢，终无大效。“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明年（熙宁4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治平所开河北屯田规模不大，熙宁中以不偿所费罢；陕西屯田则以王韶虚报而扰攘。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禼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熙宁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郑民宪言：“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于是推行弓箭手为助田法，“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然亦无所成。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时以吕惠卿知太原府，镇鄜延，“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糒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神宗以急功营田，几乎皆徒劳无功，再未见有如当年何承矩（营雄州）、赵尚宽（营唐邓）之功。
至绍圣大规模西讨，“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如此，哲宗倾国力之穷兵收复，因不能用、只得守，而大幅增加了军需输供，终成了剜心补股的饮鸩止渴，使“宋政益敝矣”。其后，随着徽宗将这种贪外耗内的收复进一步扩大，使内外俱匮，北宋遂速亡。
北宋边地开发，难见起色，且日益不偿所费，遂屡起屡停的原因，首先在功利之求驱散人心的日益加重，其次也担忧边镇财货自给程度提高后的自重（如咸平中，知镇戎军兼原、渭、仪都巡检使李继和“建议募贫民及弓箭手，垦田积粟，又屡请益兵，朝议未许”。庆历中，欧阳修、范仲淹在河东屯田已成，却遭沮议而止），此外，还有如沈起“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之虑。故虽时有营田、屯政，却只为应急，从不图远，这些因素使边地总务守不务用，导致西北军需输供大耗民力。同时，治河无方，从太宗、真宗务塞堵不务疏浚、屡塞屡决，到仁宗长期停修决河而起分流之议，再到神、哲强塞北流而引河东注，以为“河入界河而北，则失中国之险”，于是溃决不断，都严重阻碍了北方边地的开发利用，也是河北、河东累成物匮民疲的重要原因。不难看出，宋代边垦也以急功利是图，而不务长治久安；不知实民和边，既可边镇充实，不累内地，又能劳徕戎心，杜绝觊觎。是以沿边三路人疲物乏、竭耗内地，以至西夏小番亦得肆意侵扰。
但对闲荒垦田之赋税，却常觊觎其利。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以低税招垦，开垦岁增。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民复流亡，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
北宋垦荒，既不及明代的开中之策（同样是以盐利让商，宋代的入中刍粟，不似明代的开中能全面繁荣、激活边镇），更未有清代边屯招垦的配套全面（清代招民边垦，不仅朝廷提供各种配套扶助，而且置官设教，劝民、化夷）。如当初陈靖之策得以贯彻推广，宋代闲荒之地必大幅减少，却因惜眼前投入而无能见远。论之在于不明国家实力之原，惟以物力恃强，总以实用权变为计，而自陷于彀。
华夏民族从黄河的少典部落一路走来，能够日益壮大，就在于有越来越清晰、能群的价值观文脉，把天下万民凝聚为一家。无论东夷南蛮，还是西戎北狄，终能皈依华夏者，并非其民不爱其国、不忠其君，而因其君暴虐其民、其国不爱百姓，一如微子入周、杨纶归唐，故既知我华夏何以强而大，亦知我反之则也会弱而小。宋代弱且越做越小就在于反之，从最初平北汉虐用其民，致使边地、居辽之民不愿附宋，到长期放荒北部、西部大片耕地，自弱边镇；再到章惇效法夷狄以“浅攻挠耕”，破坏边地安宁，蔡京鼓励招叛又杀牧者（崇宁“四年，诏西边能招致者，毋问首从，赏同斩级令，用京计也”，“又令杀其牧放者”），皆大失边地汉夷人心。至南宋，金归河南、陕西，高宗即下“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之谕（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陕西故地，…帝谓宰执曰：‘河南新复，宜命守臣专抚遗民，劝农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则已自将归附之民划之于外。其后，高宗以至孝宗屡申“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之令，自阻边内农商往来，亦足以疲弱边地、散丧人心。而其内政，由北宋至南宋，持续苛敛日甚、农政愈厉，不断加大劫夺力度，一步步肢解人心、离散能群。故及开禧北伐失败后，尽管金内外多患，河北已遭蒙侵，然江北百姓仍罕有附宋之心，“于后河南二十余年犹为金守”，直到金亡。
历史是有清晰逻辑的，原于人性的不变。正史详尽纪录和总结了历代的得失成败，就是欲让后人明悟治道价值观的守笃、偏离与弃用之变化。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淆乱是非，都会抹煞其内在逻辑与因果关联，把历史人为臆化成随机事件。无论其目的如何，结果都会排斥人性认知，毁弃了将我华夏凝聚成泱泱大国的文化根脉—儒家治道及其价值观。
（二）布帛（调）、和买及和籴
宋之调，亦花样频出，务在溢盈。宋代和买，包括布帛、粟米，都经历了一个初是和买，其终转为输科的过程；而预买钱，也从和买的预付款，转为强派借贷。
1、布帛（调）及和买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全州市平絁。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下其数供足。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旧唐书》言初唐调课：“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至开元，庸调合征，“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好不过精，恶不至滥，阔者一尺八寸，长者四丈”，大抵两倍之调。《宋史》未明确调课详规，其初不必织绫，输丝即可，或不重于唐；其后买织，而自神宗预买织钱取息始，调课即不断加重（而以河北输绢匹长4丈2尺，与开元后庸调合计的4丈长度相当，且幅阔“二尺五分”比开元的1尺8寸更宽，也可知神宗以后，即便仅按1匹，宋之调课也比唐之庸调合计还重）。
宋初，绸绢以织院专造，京师、西京、真定、青益、梓州、江宁、润州等地皆有织院，各造所织，而绉纱、平絁之类，则在亳、登、莱等诸州市易。百姓之调，随所产亦有不同，有只输丝、绵者，亦有输布帛者。宋初百姓输调不必织绫，输丝即可，且太祖不许买织；至太宗停湖州织院，始买织；至真宗，买织给预买钱，并优给工值；至神宗始抑配预卖钱以取5分之息，并增和买绸绢量；其后和买渐变为输科。是以宋初只输丝的调课，自神宗强散预买钱取息，就已变为须织绫输绢或更重了；及至和买成科，百姓当输调课之额不断加大，因而也使宋之调成为重课（是历代最重的调课）。至南宋，杨万里所叹“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早已是累朝历延之习。
“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等物，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烦民。初，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太祖不许”。太宗后，逐步放开买织绸绢。“太宗太平兴国中，停湖州织绫务，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段匹，不须买织，民间有织卖者勿禁。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太宗时始买织及和买布帛，并有给预买钱之议；至真宗，买织给预买钱，并诏优给其值，且蚕事不登时，许以折纳。此和买布帛之始也。
仁宗时，屡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等繁工蜀绣，命改织绸、绢以助军。“先是，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自西边用兵，军须绸绢，多出益、梓、利三路，岁增所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嘉祐三年，始诏宽三路所输数。治平中，岁织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
至神宗，定预买钱取息（常平的数倍），并以强派预买钱，剥敛民财；预买钱于当时，官户半之，而至徽宗，官户亦全额。
“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广渊以陈汝羲所进羡余钱五十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于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故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渊辈，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然安石右广渊，颢、常言卒不行”。假和买，强散（抑配）预买钱取息，自王广渊始；税绢买织及和买绸绢，皆按匹强配预买钱千钱，至输纳时按本息千五百钱抵收绸绢或补纳息钱，故曰“五分之息”。于农户多取之后，又交转运司强卖绸绢、布帛给州县坊郭户，因价高，民不愿市，故定州府员“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请蠲损其额。神宗虽对定州等边地有所网开，但在王安石鼓动下，总体上是王广渊聚敛的支持者和后台。至此，税绢之调通过和买的放大，已做成了朝廷增敛的途径（只是须强买强卖）。
“七年，两浙察访沈括言：「本路岁上供帛九十八万，民苦备偿，而发运司复以移用财货为名，增预买绸绢十二万。」诏罢其所增之数。八年，韩琦奏倚阁（搁置）预买绸绢等，虽稍丰稔，犹当五七岁带输。安石以为不然，言于神宗曰：「预买绸绢，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往岁李稷有请，因从之。近方镇监司争以宽恤为事，不计有无，异日国用阙，当复刻剥于民尔。」”预买钱不断增加，只为多取其息，沈括叫苦，韩琦请停，安石却对以祖宗未尝倚阁，然祖宗预买岂如今朝？王安石竟看不出民用缺时当宽恤济民，异日国用缺时才可借藉民力（时国用足而民用缺），与他所务聚敛以求避免异日国用缺的差异，从中揭示出他的变法误区就在于不知国用与民生是统一、一体的关系，而以之为对立关系。这也使其变法不仅未能增强物力产出能力，且大大损害了产业规模。可见，其全然不明民生才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国用，其满足得当与否是一切财富产生的原动力和加速器，两者是相生而成、相对则败的一体关系。王安石的理念仍在恃强以物力而轻忽人心，不知家国一体之能群所支撑的产业规模，才是丰物力之原。一国之物力，既是民资，也是国财，无论其以分定在官、在民；一旦民遭急难，能有途济国财以克难，展示的是民能赖以国强作为自家长远兴荣的保障，朝廷能诚心为此的治道理念是家国一体的垂范笃定；一旦国遇急需，能有道汇民财以应需，体现的是国能赖以民进业奉献作为国强的依靠，民家能诚心为此的价值理念是家国一体的认同奉行。两者交相为恃而成一体，故曰：家国一体之道，即如清雍正帝所谓“民间之生计，即国计也”。然必以朝廷率先笃行，才有民家之悦从，故历代贤君重视民户家给人足和正德化俗，远超赋入之多寡，这也是丰物力仍在人心的道理（由此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只是巧取豪夺、交相为斥之道）。
“绍圣元年，两浙丝蚕薄收，和买并税绸绢，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绸绢；又令转运司以所输钱市金银，遇蚕丝多，兼市纱、罗、绸、绢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场输布不如样，监司、通判贬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损其直，后似此者勿受”。绍圣初，两浙丝蚕薄收，知下户无力输绸绢，和买及课调遂令下户输钱易左帑绸绢以代纳，足见其苛敛已不虑灾伤。元符榷场市布质量显著下降，也在民户输供能力日差，朝廷不务反省，只令减值、勿受。
“尚书省言：「民多愿请预买钱，宜视岁例增给，来岁市绸绢计纲赴京。」左司员外郎陈瓘言：「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亦言：「京东、河北灾民流未复，今转运司东西路岁额无虑二百万匹两，又于例外增买，请罢之。」乃诏诸路提举司勿更给钱（勿更给为增取利息的预买钱），俟蚕麦多，选官置场。崇宁中，诸路预买，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城郭户并准赀力高下差等均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一年为额，旧不给者如故。江西和买绸绢岁五十万匹，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自盐钞法行，不复给盐，令转运司尽给以钱，而卒无有，逮今五年，循以为常，民重伤困。大观初，诏假本路诸司封桩钱及邻路所掌封桩盐各十万缗给之。其后提举常平张根复言：「本路和买，未尝给钱，请尽给一岁蚕盐，许转运司移运或民户至场自请。」而江西十郡和买数多，法一匹给盐二十斤，比钱九百，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转运司得盐不足，更下发运司会积岁所负给偿”。徽宗初，仍有言“民多愿请预买钱”的颠倒是非者，诸臣论格而不见听，只是不增给预买钱而已。其后和买已出现不给钱者。有请盐代偿和买值者，如江西按每匹给盐20斤，其值按900钱，以当时官盐价之高，百姓多食低价私盐（实际已难兑现多少），却仍给盐不足，只得以“会积岁所负给偿”均摊（自然远达不到每匹20斤）；可知所谓“诏假本路诸司封桩钱及邻路所掌封桩盐各十万缗”给江西仍是虚声。于是，和买渐转为输科。
“而州县和买，有以盐一席折钱六千，令民至期输绸绢六匹，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诏递加其罪”。州县已有加大和买量者；给盐1席116斤，令输绢6匹，又提价15%，真把百姓当盐商了。
政和初，“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而给直犹用旧法，言者请稍增之，度支以元丰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给散而已。江东和买，弊如江西，比而才给二百，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则，不及则准丝价补纳以钱，两准二百有余。宣和三年，诏提刑司厘正以闻。先是，成都、河北预买，官户许减半，四年，令旧尝全科者如旧。即又以两浙多官户，令预买通敷”。绸绢市价已涨数倍，度支以“以元丰例定”，不许增和买价，如江东、西给值仅匹二百钱（大致元丰和买价，而此时市价达900至千钱），且设计要求13两的新质量标准，不足重，则迫民补钱，按每差一两补纳二百有余。自周显德中，民所输绢匹重12两早已成制，故普遍会差一两，遂收回给值，还有余。由此可见各地不遗余力设计聚敛之一斑。而官户许减半之例，至宣和也改全科，足见当时物用需求之急切。
《宋史》对和买绸绢作了总结：“初，预买绸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初是给值纳绢，即和买，后是给钱纳钱取息，即借贷，其终转为输科，而成为宋代特色的重调。宋代和买绸绢、谷粟（即和籴），都从给钱，到不给钱，而给出的理由尽是虚言诓骗，以掩饰其非法之苛（如下文：河东和籴罢给之钱，言其钱用于“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谁能指望本岁之劫敛将用于未来之恤民？计臣务聚敛的欺诈之术，真是无奇不有）。宣和七年末，“诏令转运司各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给者，并论以违制。然有司鲜能承顺焉”。至宣和末，预买钱普遍不给钱而给他物，民得之无用，故有是诏；从“有司鲜能承顺帝意”，则知当时财政拮据及吏治溃坏。徽宗之丰亨豫大，罹害万民，葬送社稷。
建炎时，和买初“给其直”，绍兴后亦不给值，且夏税项及和买项本色、折帛钱并输。绍兴三年，“以两浙和买物帛，下户艰于得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缗。初，洪州和买，八分输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户部定为六千匹（每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折输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力。匹输钱五千省，比旧直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直，匹多一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敛也。’于是诏江西和买绢匹折输钱六十省，愿输正色者听。是冬，初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不许输正色）。当是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缗，重以增戍之费，令民输绸者全折，输绢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钱由此愈重”。绍兴初因兵兴急用，和买遂成强征，且下户亦不得免。和买变输科后，多以折钱收取，既在和买量大，而朝廷更需用钱，也因折帛钱高于市价，故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此后，不断加折钱价，直到绍兴17年才得稍抑。
绍兴“十七年，减折帛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这是绍兴以来不断加价，致民困重不堪而欲加宽恤的结果（减回到绍兴4年的户部定价）；之后，乾道、绍熙又续减折帛钱，然比于北宋的匹千钱左右，仍在数倍。
“淳熙八年，诏两淮漕臣吴琚与帅臣张子颜措置。子颜等言：「势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谓如浙东七州，和买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无科额，合台、明、衢、处、婺之数，不满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则是以一郡视五郡之输而又赢一万有奇，此重额之弊也。又如赁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科配；酒坊、盐亭户，以其尝趁官课，难令再敷；至于坍江落海之田，坏地漂没；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诡户之患起。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诡户者志于规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贯之间立为砧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真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实管田产钱一十五贯以上并科和买，其一十五贯以下则存而不敷，庶几伪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至南宋，已无人敢匡正和买本来面目，和买成科已是惯例，且势家亦有难免；子颜所言仅暗科诸弊之一端耳，仍意在均课，以查纠五等诡户并科和买，进而均减四等以上在科常户之额（真五等依旧不科）；然其查纠诡户唯以有产无丁为则，且实行中，所谓诡户财产额也突破了“十五贯以上”的界限，如此简单分类，必害及孤寡贫户，滥科愈甚。后如知绍兴府王希吕言：「均敷和买，曩者亟于集事，不暇核实，一切以为诡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于和买，贫民始不胜其困。」王希吕之言足以使人心惊，家产百文的至贫之家，历代何尝能作为苛取对象？真不知道胥吏们是怎么收的，绍兴府如是，则他处可知。
“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弊：「乞将余杭县经界元科之额配以绢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敷一匹，衮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末产之民。如此则吏不得而制民，民无资于诡户，救弊之良策也。」说友又奏：「贯头均科之法行，则县邑无由多取，乡司无所走弄，而诡挟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吏立为异论以摇之。」诏令集议。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如帅漕所奏推行之，诏可”。此时距淳熙8年查纠五等诡户并科和买，已过14年；袁说友复设法均平和买之科，以改善之前查纠诡户所致民困。以经界元科之额（赋役等之征额）配以绢数，满24贯配一匹，由上至下，直到本地绢额配完而止，以下诸户即无和买输绢之责（以上诸户按赋额分摊）。如此，经界清、税均，则此配尚均，且惠移下户；而在“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且不断科移下户的宋代，恐会不均愈重。
2、和籴
“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咸平中，尝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缗钱百八十万、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使籴粟实边。继而诏：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则止”。
“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请每岁和市，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河北又募商人输刍粟于边，以要券取盐及缗钱、香药、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受盐于两池，谓之入中。…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禁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籴北界粟麦为兵储最为大患。」遂诏岢岚、火山军闲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然竟无益边备，岁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贾趋之，罢三路入中，悉以见钱和籴，县官之费省矣”。河北和籴数年而止；河东和籴则随常赋岁输。太宗以后战事屡起，推置、对籴并用，离散了人心，恶化了农政；其后，河东、河北边地因与辽接而长期放荒，以至私籴北粟；直到宝元诏招垦，竟无益边备，不仅因地处边地，既无租税优蠲政策，又乏资助配套，且民心不附者仍众，只得强行和籴（供军）。而粮价不断上涨，籴价不变，累成世世民患。入中物资常虚估其值，商贾愿趋，故朝廷屡以入现钱于京师替代入中边镇以去虚估，然现钱和籴的输运艰辛又颇苦百姓（省了入中虚估，多了输运繁费），且更使边地无商、无业，更少民居留，是取利愈近而愈失长远。
熙宁中，司马光尝曰：“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熙宁“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继而知太原韩绛复请和籴于元数省三分，罢支钱、布，乞精选才臣讲求利害。诏委陈安石”。因太原路和籴粮草给值过低，且岁凶不蠲，李承之以为弊法之最；韩绛不请按市值增给百姓对价，而请减民原额三分而罢官支钱、布，仍算是权衡官、民之策；既而朝廷遣陈安石察核。“元丰元年，安石奏：「河东十三州一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三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旧支钱、布相半，数既奇零，以钞贸易，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以其钱令并边州郡和市封桩，即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朝廷以为然，始诏河东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并罢”。河东若税轻，李承之何言最为弊法、韩绛何以请减原数？历年招垦又怎会无功？和籴初给钱布并奇零以钞，但籴价却长期不以市变，故司马光言“遂为河东世世患”；此陈安石言百姓乃得虚名者也。既然“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于是从陈安石请，和籴不再付钱（而从韩琦熙宁三年之言：“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可知河东百姓实收，远低于陈安石所谓“略不收半”）。籴价远不足值，本应增足实价；然至陈安石，竟改为分文不给，转为科配（亦不减原数），于是河东路百姓田赋净增两倍还多，如此“讲求利害”，则利全敛于朝廷、害尽归于百姓。陈安石所言之诡，朝廷竟以为然，不仅反映了朝廷聚敛之图，也揭示了当时所谓“才臣”，尽趋炎险谲之辈。从此，和籴既成科赋，诸州如法，直至宋亡。
“自熙宁以来，王韶开熙河，章惇营溪洞，沈起、刘彝启交址之隙，韩存宝、林广穷乞第之役，费用科调益繁。陕西宿兵既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讨，军费最甚于他路。帝先虑科役扰民，令赵禼廉问，颇得其事。又以粮饷粗恶，欲械斩河东、泾原漕臣，以励其余，卒以师兴役众，鲜克办给。又李稷为鄜延漕臣督运，诏许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不在焉。于是文彦博奏言：「关陕人户，昨经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瘵已甚。为今之计，正当劳来将士，安抚百姓，全其疮痍，使得苏息。」明年，优诏嘉答。初，西师无功，议者虑朝廷再举，自是，帝大感悟，申饬边臣固境息兵，关中以苏”。神宗聚敛的目的是收复燕蓟，为此隐忍以至自弃代北，而西讨之试水，却遭遇“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无算的局面，是以战事未开，就已关陕人户死亡、疲瘵已甚，上下何曾见一丝光复旧疆的人情振奋？使神宗根本不敢预计北征；且变法以来，稳重贤干之臣贬窜一空，而无才急功之辈颇以为用，遂西讨无功之下，又致永乐之败，故有其所谓“大感悟”。这是聚敛虽暂得丰厚之钱财，却大损产业规模、丧失贤臣与人心的结果，因而才大感悟其所为与所愿之相去，始念宽恤百姓，遂有元祐更革，然哲宗不悟，又蹈覆辙。从神宗至徽宗，除“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可谓名目至繁，从已籴而不偿其值，到“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聚敛力度日益加大，几乎无所不用，国家物力和民心也随聚敛日甚而逐步衰竭，以致酿靖康之祸。国力之较，人心是竞，哲宗不明，穷兵西讨，内外皆空；徽宗继哲宗之绍述，又求丰亨豫大，开边实边无术，一味竭耗民力，至“燕山之役，雄、霸等州仓廪皆竭”，遂变本加厉；赋税苛敛倍增，又增河役免夫钱，“河北群盗因是大起”，如此不堪之下，粘罕又至，北宋遂亡。
《宋史》有“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流民扶携塞道，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郑侠悉绘所见为图，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又下责躬诏求言。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齿…。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可见神宗亦有爱民之心，只是图收复故疆心切而又不明实现途径，遂惑于王安石等德小智浅之辈，终重蹈了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之覆辙。论宋之君臣丧失了社会性认知，核心在以施惠以邀民从为得民之道，以为聚民必以利驱，全然不识人所别于禽兽者在于仁可由义不断放大的特质，对这一特质的涵养发挥可形成不断壮大的能群，才是国家一切力量之源，反而以法迫聚敛、继以利驱，日益散丧能群，使国弱无力。
仁可放大的性原由自仁贪两集和期务长远。在原性层面，当仁不为则生愧疚于心；进而与期务长远结合，衍生出仁可由义不断放大的后天修为。但仁的放大并非必然的，而是由义驱动的；义能驱动仁的放大，在于放大有助于期务长远；佛家以福报、理学以天理，儒家则以秩序规范，都是使人相信放大仁，更能助于期务长远。但只有儒家之秩序，才能实现广泛的“我心同然”；其义对仁的放大基于“我心同然”的原性换位，而维护和巩固以仁之放大构建的秩序，又是每个人自身、自家期务长远的依赖。这是儒家爱人则能群可作为国力之原的根本。宋之君臣以个体性认知而不明所以之下，日益强化了天意难测、否泰无恒的认识观，是以物力恃强，一切以君国利益为先，故为了能以利驱民，把民力引向自己既定的目标或方向，而不断重复着聚敛于前、利驱于后的权变为治。
虽然，儒学在宋代仍然起着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其在人君也，所执操守亦受义理的约束，包括不敢持一己之自是，亦不敢公开拒谏，而须涵容百官之理；诸帝罕有竭耗民力、享乐营建之求奢（除徽宗丰亨豫大）；尤其能求所为与道守的名实相符，故对义理之权变，无论程、王皆敢公开主张；只是对国与民不能立足统一而只以对立之心求兼顾，遂宽豪势而厉小民，使其宽恤的范围缩减为豪家世族、贵官大姓，以为这些大家族对君国安危兴衰举足轻重（这种涵容也造就了比明代更大的凝聚力）。其在贤士大夫也，也因不明能群哲理而广泛认同否泰无恒，进而认可维护君国利益之权变具有合理性，故宋代从始至终都不乏以维护君国利益为先的士夫真诚追随，遂也扰乱了竞德选拔。总体上，宋代治道虽偏，但为政仍未丧失其“诚”，故仍能动人、成物（如有明悟者能清晰阐明儒家能群逻辑，则诸帝也不会行此不改，否则就变为不诚了）。虽然这种动人已难有激发百姓为国奉献的力量，却能促使其抵制为乱者的招诱，而仍寄希望于朝廷改善（民心离散程度虽大，仇视朝廷程度却并不高）。三百年间，若真有能悟透儒家能群哲理之君，则宋代都有机会由衰转兴。同样，豪势之家也因教化之诚而普遍兼顾佃民，使贫民从佃豪势之生路尚宽（这些都与明代全然不同）。也正是源于这种不能悟透但却有诚的氛围，使学者援杂老释、导入天理，而生理学。
但毕竟滞于个体性认知，宋代君臣的执守只是希图使一己认知能被广泛认同的感召（这也与明代不同，明帝不务感召共识，而只务迫民从己）；然因个体性的对立局限（你多则必我少之类），故只能在求用物力与仁德兼顾之间以对立求权变，而无法统一两者以实现万民的“我心同然”，导致对各群体、各时段的兼顾之度都不稳定，使各群体都难以强化家国一体观，进而促使赋入日匮而兼顾愈少、聚敛日甚而产能愈低；这种感召努力也就愈显无力而日益成虚了。
纵观历史，匈奴未必弱于蒙古，突厥也未必弱于女真，然得逢汉代、初唐，而难成其祸。故论宋由衰至亡，首先在其自身治道之失，因以散丧能群，致国弱无力，才使戎狄得计。
宋代岁入，太宗时就已“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至天禧末，天下总入缗钱就达到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通例大致铜钱1-2缗折银1两）；不用说汉唐，即便清代，至乾隆岁入也就银四千万两，论之远比不上宋代之额（清代盐课之入亦不过五、六百万两，与唐代相当。亦可见清代的藏富于民）；可见宋代岁入堪称历代之最，真可谓“经济巨人”！而宋代，无论人口、幅员、经济总量，还是边垦、河工、兵事等朝廷支出，都远不及清代，可宋代诸帝却总患财货不足，其间除神宗因聚敛变法出现较大规模的库藏积钱外（绍圣又快速耗尽），其他不仅未有大盈，且往往入不敷出。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不明国家财富在于产业规模，而以为仅具象为银钱的逐利之政；其次是由于宋代的各项费用就是在朝廷逐利中，被内耗加倍推高（包括官夺民业的专营之费），可以说利有尺得，费即丈出，此亦《大学》之“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最终人心离散、物力愈乏。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碱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鬻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盐，东隶并州，西隶汾州。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其中，解盐以其地理位置便利入中（北宋），淮南盐以量大、利厚、捷运，故为北宋所最重。南渡以后，则只能依靠东南盐，除淮浙盐外，闽盐、广盐亦渐兴起。
“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诏以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承睿言：「鄜、延、环、庆、仪、渭等州洎禁青盐之后，令商人入刍粟，运解盐于边货鬻，其直与青盐不至相悬，是以民食贱盐，须至畏法，而蕃部青盐难售。今闻运解盐于边，俗与内地同价，边民必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是助寇资而结民怨矣。」继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请候至边部斡运，及乘传至解池即禁止商贩。旋运盐赴边，公私大有烦费，而边民顿无入市，物论纷扰。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永详议，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贩。诏切责鼎，罢度支使”。梁鼎罢商售改官粜，以为可以尽得盐商之利，然其不知商贾辛勤在能豫货价而及时均通，并非以垄断即可坐地收钱，是以大有烦费，入难敷出而止。真宗朝，行与民争利的敛臣尚少，但朝廷患不足的求实用之心已然显露，全然不识民足则国无患不足的家国一体之道，“不与民争利”之戒宋初就已渺焉不见。仁宗不仅未予稍抑，且因西境不宁而有所加重，于是官营粜盐日广，以致后世聚敛递兴。
“天圣以来，两池畦户总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为之，户岁出夫二人，人给米日二升，岁给户钱四万。为盐岁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官卖之地），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帖头，水陆漕运。而通商州军（商贩之地）并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又募人入中刍粟，以盐偿之”。至仁宗，售盐地已分官粜与通商；官粜地，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水陆漕运，即政府卖盐的转搬输运也是百姓之役。此时，畦户待遇尚好，随着朝廷入中、入钱的展开，本地漕司、县官越来越难以收到钱，长年拖欠盐本，而课额不减，畦户愈加窘困，往往破产，或逃为私贩。宋之入中边镇，即商贾入粟米物资于边镇，边镇开引给商，到转般仓场或盐产地提盐，再到指定的通商州县贩卖。同样是以盐招商，与明初开中相比，入中仍是务守不务用的治标；而开中则是务用（开即开发），商人出资垦荒聚民，再以田产粮供边，得引提盐，使边地有产有业，实质繁荣边镇，是以用促守之治本。当然更比不上清代边屯招垦之系统，不仅无需以盐为饵，且主动蓄民、进业、兴教、化夷（是以夷民来附者多，颇有汉宣之风）。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则为东盐，各有经界，以防侵越。天圣初，计置司议茶盐利害，因言：「两池旧募商人售南盐者，入钱京师榷货务。乾兴元年，岁入才二十三万缗，视天禧三年数损十四万。请一切罢之，专令入中并边刍粟，及为之增约束、申防禁，以绝私贩之弊。」久之，复诏入钱京师，从商人所便”。入钱京师，即京师榷货务收钱，开引到转般仓场或盐产地提盐。因通商之地日减，商趋者少，遂请罢入钱京师，而令专入中并边（入中物资高估其值，故对商有一定吸引力，但仍需有广泛的通商州县可以售盐）。
（三）盐法 第二部分待续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二十、（二）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4（田赋与征管下，及边垦）、二十、（二）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5（布帛及和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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