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二十、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唐代食货4

二、宋代食货

从宋代食货，可以看出不务本而求实用，必致宽猛失当，使人心潜变，贫弱社稷，而知害在长远。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之下，财力越来越不源自产业规模的涵养与拓展，而仅具象于银钱，必越发对立国与民；凡事总以维护君国利益为大，因成聚敛施夺之政，日益散人心、丧能群，既而削损规模、匮乏财货。故聚敛之增，总不及耗费所加；敛民愈甚，物力愈萎，终步入财聚民散、民散财竭的恶性循环，因明资源财货均利是凝聚人心之始，国民能群是丰财促产之原；而利益均衡，则是涵养、拓展产业规模的保障。所以，谋划国家财富必以寓富于民为正途，才有稳定不息的生财之源，否则，所谓繁荣都因丧失根本而徒流于表象。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宋代田赋水平要高于汉唐，北宋夏秋亩税约为十取三（或三取一），大体国初稍有蠲减，熙丰后又多有增益。但宋代限田、均赋尤阻于豪势，而终不得行焉；且征管往往逾法，州县每欲取盈，行倍刻之敛，百姓逃田者众，所谓“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者也。

    宋代之调，亦花样频出，务在溢盈。初，绸绢专造，百姓之调，随所产亦有不同，有只输丝、绵者，亦有输布帛者。其后放开买织，至真宗，买织优给预买钱（预付工值）；至神宗，定预买钱取息（常平的数倍之多），并增和买绸绢量，是以强派预买钱剥敛民财，不仅使调课愈重（税绢之外又增和买），且随后诸项和买（包括绸绢、籴米等），都从初给钱，而渐至成科。

徭役，则更难于唐代。初，按户等分差役务，但宋代重钱轻货、仓运体系不健全，使府库管理条件差、官物辇运行程长，且民逃田者多、社会不安定，而给费不足、主吏留难，是以耗费靡大，同时衙前户排年又短，不轮休缓，役户往往因差破产。至神宗，改纳钱募役，各地又以多收为营，其灾从里正、户长扩展到下户。当时，朝廷忧心社稷的直谏之臣尚多（绍圣之后渐无），故几经勘验户等、裁减冗员、核定雇值，遂多有减省；而有官和豪势之家，既免两税，募役钱也仅纳其半。元祐役法反复之下，终得进一步抑募员、减钱额；绍圣初，尽复元丰员额，而后军旅频兴，民不堪役苦，逃死者愈重。

唐代屡以粮、绢通货，务导民重物而轻钱。而宋代不仅钱有铜、铁二等，人为造成兑换上的诸多盘剥和混乱；同时，更张通货，会子、交子虽言“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但除了初期与飞钱类似外，到神宗初，就不再是现钱（金银、铜钱之类）的提取凭证，而转向可流通的定期政府债券；其后广发之下，却到期无以兑偿，而以新代旧，遂使其值跌挫不休，不仅无法促进流通，而且倡导重钱轻物，其急功利、务实用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前代相比，宋代食货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物价不断上涨（非丰歉的价格变化，而是持续的物价走势），以粮米为例，建隆初因河北岁稔，“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至“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然因物价不断上涨而籴价不变，“遂为河东世世患”；至元丰初，陈安石言河东和籴给价“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于是从陈安石请，和籴不再付钱；至宣和，榷货务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又是数倍之涨；至南宋则物价更昂。论宋代和买日益成科、制钱铜铁兼用、造楮代钱又到期不偿，都与物价不断上涨关系密切，从中反映了朝廷恃强仅具象于财物而不知涵养产业规模的视近不见远，终在耗力日大、合力日小之下，走向物力匮乏。

   总体而言，宋代在实用权变价值观下（源自天意难测、否泰无恒的认识观），凡事以维护君国利益为重，其所谓宽仁也在过分姑息豪势之家上，以图君权之巩固；而豪势侵占资源过广，遂以内外用度，颇苦下民。神宗以后，更大有尽营天下之业、尽掘天下之利的倾向，颇异汉文儒治以来，历代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经济构架理念；诸帝亦知其非，是以饰宽仁之德以求爱民之名，而暗使臣行苛暴之敛以任害民之过。宋代诸帝大多仍能认识到国家事业需依仗民力，故也知聚拢民心的重要，然却总摆脱不了聚敛的原因，在于自太宗始，就把施惠以邀民从作为聚民途径；始终未曾意识到维护君国利益须以维护万民利益为基础，才得以稳固，反而将君国利益置于万民利益之上，竟希图靠财力驱使实现民力汇聚，遂使后代诸帝为了能以利驱民，而不断聚敛于前，终致民不可使（利诱而聚非唯人能，禽兽亦能，足见其全然不解儒家能群的意义）。如此实用权变，终使人心尽丧。可以说，宋代以自身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之警示与告诫的正确性（注意，《大学》之“财聚”、“财散”指天生、民生之财，是汇聚于君，或散布于民，并非君当以财聚民之意；其旨要在不与民争利，故又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以下分农田与田赋，布帛与和籴、盐法、漕运与役法反复、钱法、青苗法与常平及市易六部分，进一步论述。

（一）农田与田赋

1、农田（田政）：宋代历朝曾多有兴农、均赋、垦荒之举，却总半途而废；《宋史》论之云：“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

太祖即位，循周政均田，“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宋之兴，亦由均田始，然削平诸国、吴越纳土之后，并未广行，而官势贵戚之封日多、推恩日广。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农师察警游惰之务，一如汉之贤良、孝悌等乡官，须拔立德笃化之人，或由德能服众的三老，方能申明长远之义，民才有愿从之心，而非只为眼前增产之利驱，故而以农师之职守，并非明耕务树艺之勤农者所能任（相当于让力田履行孝悌、三老之职），由此已见宋德教之缺。这也反映了能群并非仅缘于利趋，宋代自太宗就以施惠邀民从为聚民方向，使后代诸帝为了能以利驱民，而不断行聚敛之政。

“端拱初，亲耕籍田，以劝农事。然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闻而思革其弊，会知封丘县窦玭言之，乃诏赐绯鱼，绢百匹；擢太子中允，知开封府司录事，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数月罢之”。可见至端拱，畿甸租赋已重，太宗不想均减劝化之策，而以窦玭搜逃，颇为求末，幸好数月而罢。

淳化间，太宗因苛敛而致蜀乱，西川都提举捉贼使石普尝驰入奏对，曰：“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宜稍蠲减之，使自为生，则不讨而自平矣”；“帝许之。普即日还蜀，揭榜谕之，莫不悦服”（神宗时，冯京尝论市易曰：“曩因榷市物，致王小波之乱，今颇以市易为言”；可见蜀乱之由，除因赋敛苛急，还在官夺民业）。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夐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丰寡、农亩肥硗，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从陈靖之言可知太宗劝耕蠲免之诏并未兑现，导致税重民逃，使京畿地亩得垦者仅十二三；而州县不停的催科相扰，既因朝廷密旨加敛之急，亦有选官竞德之失。且民人逃田之后，家产即被变卖输税或偿债，故归业艰难；陈靖亦无奈于朝廷制赋之苛，而希图以大量闲荒旷地，别置版图、另选贤吏，均田授民，复使逃田流民安家立业；虽需官府出费在前、收益在后，但确是均衡资源分配，以先制民之产，而后求其税的长远生赋之道。帝也欲作此尝试（以立标杆），于是，“乃以靖为京西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帝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费官钱数多，万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寝”。可见太宗只着眼于垦田增税，而并未对民力与旷荒作系统规划，更未能认清国家经济实力在以能群促进产业规模的不断放大，故并未筹备大投入（明之开中，以盐利让于商贾；清之边垦，牛籽、农具、屋价、口粮，皆官措贷），且朝廷更少远见之官，遂未几事寝。

真宗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自太宗以来，屡以劝农为名而实务增赋，使朝廷日益失信，故而才有咸平三年之诏下，百姓“翦伐桑柘”以待的现象。景德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且令有司议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罢，民始务农创什器，遂权除生熟铁度河之禁”。大中祥符时，“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六年，免诸路农器之税。明年，诸州牛疫，又诏民买卖耕牛勿算；继令群牧司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真宗制踏犁、广良种、宽市牛、遇灾及时蠲免、鼓励孝悌力田等措施，虽不似陈靖招民垦荒均田之治本，自亦无大投入，也有一定成效；然至祥符六年，才免诸路农器之税；七年诸州牛疫，才诏买卖耕牛勿算，可知宋初杂税已多。同时，并无实质性的实行宽税、均税举措，且官势之家蠲免日多，其赋额却往往下摊民户（上以用度不得有缺，下以征额关乎升黜），遂致逃田仍不见止。对此，并未引起真宗足够重视、断然整治，导致宋初就已废田旷广、民难安居；此后，先以招诱为言，却难有落实，再后又转为纠捕逃户，变劝农为迫耕。后代随着时间推移，赋愈不均，而民逃田愈重。

仁宗“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赋），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限，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复其蠲复，缓其期招之。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已上，议赏；…。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嘉祐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仁宗下诏蠲免旧欠以促民复业本是善举，后又以百日复业为限，则显急切与相胁；但比英宗治平的“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税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还是宽仁许多，更好于神宗朝的纠捕逃户。虽“首宽畿县田赋”，却又务求增收增赋，观其“议赏”之诏，旨在劝民修废、扩垦增税，而不在务安民助耕之本；虽言“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然“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中盖有统计混乱的因素，但仍可知仁宗朝比于真宗朝，并非“辟田益广”，而是垦亩锐减（从中可见《实录》与《会计录》的记载差异）。而唐守赵尚宽招垦“引水溉田几数万顷”，也是在“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并租赋轻下（百亩税四），累年有成。因此不难看出仁宗朝，如诏落实者同样也少，与前朝类似多是虚声（表面虽总责州县督课过苛，但实在朝廷急实用启之）。同时，仁宗知税赋不均，亦推行过限田、均赋，却都以扰民、不便而废止。此外，始鬻官田以求利，此非抑制而是助长豪势兼并之举（仁宗时，尚只鬻卖官田，比起之后收逃田充公鬻卖，还是好得多的），“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故帝虽“益务约己爱人”，却未稍抑实用逐利之风。

神宗朝“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当时所兴水利，主要是黄河抑北流导东流，以阔出大量耕地，但北低东高，故其后屡决，大为民害（详见“（四）漕运”）。所谓“流民买耕牛者免征”，非对安居户而是流民，可见此时课赋又苛于前朝。

熙宁元年，“权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科役皆免。贬汝州四县客户，不一二年便为旧户纠抉，与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窜，田土荒莱。欲乞置垦田务，差官专领，籍四县荒田，召人请射。更不以其人隶属诸县版籍，须五年乃拨附，则五年内自无差科。如招及千户以上者，优奖。」诏不置务，余从所请”。谢景温所言，说明州县多未贯彻流民请田免科政策（不言州县枉法而以旧户为言，“请田户五年内科役皆免”，旧户岂会不知、不请？只能说明此法自旧户就未落实过），本应严申免科时限和范围、旧户请新田亦如之，却正路不走，反而改新户不入诸县版籍以避徭役；如此，势必分立主客两类人群，且科役不一，不仅难于管理、易起纷争，而且也促使旧户逃至外县为新户、本乡归业者复逃，以求免赋役之期，显然会造成制度不均，又为窜徙之促。“明年，民占荒逃田若归业者，责相保任，逃税者保任为输之”；民请耕荒逃之田一如归业者，责相保任输税；可见所谓“请田户五年科役皆免”政策之虚（也可知谢景温“旧户纠抉”是谎言）。“熙宁六年，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然长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为病”；若真是长吏不能究宣德意，撤换便是，何必误国害民？显然，迫农之根在朝廷；至此，儒家的劝业即全面向法家的迫耕转变（类似商鞅之道）。

元丰三年，“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唐州原赋百取四）。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至元丰，招流复业已变成连保、纠捕，使聚敛峻刻之徒大显身手，以至唐州等地（以临近河北而大量闲荒），赋增数倍，至十取二（垦荒田如此，熟地定更高）。

哲宗即位初的元祐时期，“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元祐多有匡正，在农田管理方面，如熙宁六年的栽桑不趋之罚，“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且蠲所负罚金”；“兴平县抑民田为牧地，民亦自言，诏悉还之”。元祐四年，诏：“濒河州县，积水冒田。在任官能为民经画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这仍原于熙丰治黄之遗害。但元祐也并未有均田平赋的治本措施，只是对过苛之政稍作舒缓而已。至绍圣哲宗亲政，尽返元丰。

徽宗以后，苛敛烦剧，仍不给用，于是倍溢折科、催征逋赋、根括逃田无所不用，脚费、公田钱等相继而行，民已无力输纳正税。如脚钱一项，哲宗时，陕西转运使吕太忠尝令农户“斗输脚钱十八”，因取费过高而被御史弹劾；至崇宁，则已“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戬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徽宗丰亨豫大，内外之费尽广，于是由中官括尽畿辅荒田、超券步亩，皆命佃民或占田百姓输公田钱（别名租赋），并不断扩展规模范围，涵盖了“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致使百姓交纳公田钱后，无力再输正税，可见公田钱又比一般租赋高。

政和八年，“权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任谅奏：「高邮军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顷，楚州九百七十四顷，泰州五百七十二顷，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顷，以六路计之，何可胜数。欲诸县专选官按籍根括。」诏无丞处委他官，余并从之”。江淮、荆浙亦逃田日重，任谅请按籍根括，诏命：根括可以，增置官费不行；足见宋官费之高，及其时费用不给的程度。

“宣和初，以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当时求用日急，催科已由内侍代帝亲督。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监司、守令官带劝农，莫副上意，欲立四证验之：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四证具，则其实著矣。」四证以田亩、户籍、米价和租赋为劝农察实之据，并无民籍的土流比重、民户的人口结构、丁妇的居业贫富、民情的习俗厚薄等指标，且未有张榜公示之确认；如此之察在宣和根本无以得实。宋代隐实报虚之作假远超前代（来自对朝廷德音常虚的效法），田莱荒治造假已多，米谷贵贱诸州能差几何？户等登降、租赋盈亏更是不以实情而专务溢额之项，四证焉得其实？宣和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税钱本三百，通过折科竟能输至二十三千，民破产者众（近十倍加征，“东蜀如之”）。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此处史家有本末倒置之嫌：不是户口讹隐，才导致“租税亦不得而均”，而是租税不均，才导致户口讹隐严重，纵令提刑司参考保奏，又何能拯其弊？宋代历朝户均人口普遍在2人左右，远少于历代，如汉孝顺永和时，户均5.12人；隋大业初，户均5.17人；唐开元末5.72人，明洪武中5.68人，弘治初5.33人，万历初6.32人；清宣统初5.49人，可见历代户均人口基本都在5-6人，宋代户均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主要源自两方面，一是百姓析产降等以避重役，二是逃入豪家从佃者日多，使原户口讹隐（有户无丁），以至出现三户四口的情况，从中可见宋代赋征穷极苛敛之法甚于历代。“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宣和）七年，又诏：「内外宫观舍置田，在京不得过五十顷，在外不得过三十顷，不免科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许执奏不行。」”徽宗催科征逋愈厉，迫民析户、逃隐，至户口严重失实，进一步促使民不安业；苛敛催厉的恶性循环，致兼并更巨、逃田愈广，使徽宗不得不对品官限田，以多增赋役。其限田，非均田也，不是限占有，而是限免科，限外同民赋役；然以其时之官风，官户占田也必以讹隐糊弄朝廷。

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十月，募佃江东、西闲田，三等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比北宋亩税低，大致十一左右）。四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其后以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而旷土尚多，户部复立格上之：每州增垦田千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诏颁之诸路。增，谓荒田开垦者；亏，谓熟田不因灾伤而致荒者”。南宋初，因战乱而人流地荒，故大力倡导开荒增垦，租赋也低于北宋，但招集流民的配套措施仍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招垦并未以贯彻均田为意，而是急于以多垦为务，遂反促豪民包占；而包占既多，又出现无力耕种而致荒的现象，绍兴中，王时升尝言：“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又令县具归业民数及垦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转运，转运岁上户部，户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上谕辅臣曰：「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之意。」六年，减江东诸路逃田税额（逢此巨变，仍不能全免逃田欠税）。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乞委通判一员均平赋役。」”可见，南宋依旧沿袭了北宋忽视民户安业，而只重谷帛物力之征的舍本逐末倾向（无产业规模支撑哪来物力之丰？），故而仍未意识到均田的重要，使流民归业与促垦之政策始终不稳定。同时，高宗也认识到今日之祸生于王安石变法之聚敛，尝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故总体而言，建炎、绍兴初，对百姓招垦的措施比北宋要好，体现在招流能重复业、募垦能轻租赋、给贷牛种助耕、禁州县急税苛扰等方面；但也只是为了急于恢复生产，而非务求治本，故均田之政未举、不均之赋未除；根源仍在被老释杂扰而来的天意莫测、否泰无恒认识观，故也只能以个体性解读儒学及前史，而丧失了社会性认知，遂阻塞了能群的国强是赖之道，加之绍兴又逢金人南犯，于是很快重回了北宋物力恃强的以利聚民、驱民之途，继续因循实用权变之政，自然难以扭转德失无恃、士风尽衰的局面，遂小智难远、聚敛复固。

南宋承战乱民流，大量荒田括为官田，而官田租赋因急用，更重于北宋。绍兴中，“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及籴钱”；其官庄田租超过每亩1斛，营田亦课。且征敛甚苛，《宋史》云：“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可见，南宋官田对百姓盘剥之重远超豪势之家，进一步迫使下民，以从佃豪势为主要生路；如此焉得劝农兴业而凝聚人心？平民不得已“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又焉得祛除兼并？同时也昭示出宋代招垦之道，多诱民务耕以求输纳，少劝业安民之诚。

孝宗隆兴元年，诏：“凡百姓逃弃田宅，出三十年无人归认者，依户绝法”（田宅归公）；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虽在江南，荒田甚多，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射，免税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李椿提出的前三年免租、再三年取租1/3，再三年取2/3的9年优惠期，因孝宗急收复之求用，并未实施。乾道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可见此时，百姓复渐失对朝廷的信任，都怕招垦时所允免税嗣后即变，民还家复业也偷偷进行，不敢报与官知，故有是奏。七年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罚”，以麦比稻产量高也。

淳熙五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因赋重而多有荒田，至此，2年不耕即转充营田（军屯）。

淳熙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民在自家田边拓荒，竟落盗耕罪，其意在民不得耕无赋之田，否则不仅纳赋，还须以罪加罚；师鲁此奏意在纳赋免罪；可见垦闲荒竟成盗耕罪，连主管吏员亦以为不妥。十一月，臣僚又对普遍种麦提出异议，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望分清土地所宜而定所种作物。然孝宗不听，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八年五月，诏“乃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茧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颁增广种麦令后，多地水土不宜，故有臣僚“土有宜否”之奏，然孝宗仍执意增广，是以收成不理想，遂归咎于“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而以稽勤惰而赏罚相迫。江南本多宜稻不宜麦，但因麦产量比稻高得多，孝宗遂强令种麦，可知其欲敛求物力的急迫。

同时，孝宗朝供役、赈济、催科等其他涉农之政亦甚为苛刻。如：淳熙八年七月“严州水，诏被灾之家蠲其和买，三等以上户减半”；“绍兴大水，出秀、婺州、平江府米振粜”（淳熙九年七月即“诏发所储和籴米百四十万石，补淳熙八年振济之数”）。淳熙八年八月“诏绍兴府诸县夏税、和市、折帛、身丁钱绢之类，不以名色，截日并令住催”（直到淳熙十六年才“罢拘催钱所”）。淳熙十三年二月“诏强盗两次以上，虽为从，论死”；五月“诏非泛补官及七色补官人、非曾任在朝侍从者，品秩虽高，毋得免役”（缩小免役范围）；十一月“诏四川制置司通知马政，量收水渠民包占荒田租”。淳熙十四年七月“江西、湖南饥，给度僧牒，鬻以籴米备振粜”；九月“罢增收水渠民田租”。淳熙十六年正月“复二广官般官卖盐法”…等等。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祐旧法。从之”。北宋神宗迫农之政延至孝宗，所出淳熙逃移之法的苛刻程度，已严重窒碍了官田招佃生产，如佃役连及家属、离业不减其租、欠债勒为佃户、身故亦不准其妻改嫁，等等，远重于仁宗皇祐之法，这与其它农政一样，都是孝宗急图恢复而欲以迫耕提升国力的以术求用，以至逃徙、田荒愈重，使人心离散、国力更屈，自不能经久，也使孝宗重蹈了神宗为收复燕蓟而加大聚敛的南辕北辙之覆辙（却再无法如神宗能聚敛巨额缗钱）。然而此时虽言复皇祐旧法，但以求用之急，已使迫耕之政难有实质改善。正是缘于迫农之政苛厉，导致生产效利日益降低，使之成为南渡后，虽“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的主因。南宋以远胜于南朝的江南物力开发水平，却再也无能开启类如南朝之北伐，就在两个时代的民心之异。开禧元年3月“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淳祐九年正月“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婴儿”。可知当时苛捐杂税，尤其是丁口税之重，使民失乐生之心。

历代以宋法为宽，尤指其刑法之宽，“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然其科细之繁也是空前的，特别是在税敛和农政上（以法明文农政之厉，始于北宋神宗变法，至南宋孝宗而极；而暗敛追科之弊，则自太宗后即与宋相始终）；且宋代用法主实用权变，故宽以待强、猛以制弱，以至同情异法、因用执法的现象普遍，所以，宽容于豪势之家，苛虐于普通百姓；罔纵于蔡京、童贯，而冤戮于岳飞、张宪…。由是可见实用权变必致宽猛失当之害。孝宗先是不虑国力、锐意收复，遂有四州之割地、虞允文之不奉诏；其后，宰臣梁克家、蒋芾屡言财用不足、反对轻出，帝遂转务赋征苛农，使农政之厉又更甚于前朝，这是淳熙迫农而极的背景原因（从其所谓“须恢复中原，财赋自足”，可知其全然不识国力何来）。南宋初，经历金太宗、熙宗至海陵时期，金政日弊，论宋之规复可能性还是较大的，然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自毁长城，财货政策一如前朝，遂自丧契机；末年，金世宗登基，而宋则继以孝宗，两国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愈无规复之望矣。

   理宗绍定时，金已垂亡，张虙认为可得喘息，遂疏论匡政归本之重要：“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御敌也，使沟壑有转徙之民，则何敌之能御？储峙所以备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则何患之能备？今日之吏，能知守边之务者多，而能明立国之意者少。缮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则其策下矣”；然而理宗不醒，攻金屡败之后，转而资助蒙元。至端平，金虽亡而入洛之师大溃，巴蜀又为蒙元所侵；权变之政不仅未使危局有丝毫扭转，反而愈雪上加霜。淳祐初屡旱，杜范尝上言江淮民生之惨：“天灾旱暵，昔固有之。而仓廪匮竭，月支不继，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沦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无也。甚而阖门饥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议执政，军伍谇语所不忍闻，此何等气象，而见于京城众大之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使边尘不起，尚可相依苟活，万一敌骑冲突，彼必奔迸南来，或相携从敌，因为之乡导，巴蜀之覆辙可鉴也”；可见蒙军攻蜀之易，也在于聚敛使民心不附。不难看出，宋政至此，已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不正本必亡，正本必乱，如谢方叔所谓“若有不可为之势”。

   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宋代各项治政不务治本，总权变不停，最终至“若有不可为之势”，而渐入左右俱困的死局。谢方叔等认为豪强兼并已发展到窃人主权柄的危险境地，同时也认识到豪势之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希望“捐金助国共纾目前”，但却简单地以为只“在转移而开导之耳”。至度宗咸淳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复言经界时，仍以豪势擅权朝政为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从李镛之言可知，至咸淳，田土经界仍以豪家猾吏梗阻而不得其实，所以，希图让豪势之家与国共患难，远不是“在转移而开导之耳”那么简单的。谢方叔之论，虽道出了宋代主要积弊在为官贵豪势所左右，然不明其根源在弃道德而务权变实用，恃强以物力而不以人心，遂不知均衡资源及财货分配之本，致人人皆持“患不足”之心而上下争效逐利，终人心离散（如毕仲游之说司马光：熙丰之法虽废必将复置一样）；此时已危机四伏，豪势之家与王朝本属同舟共济，然却异梦相妨、彼此欺诡，最终为加大聚敛而不得不劫夺豪右（困势已极而不得不为），却以进一步的财聚人散而灭亡，以此可见当时困局已固，故曰：笃德行道为治之首重，因成拔官贤德之竞、资源财货之均，才能丕基永固、恒于不困。

（一）农田与田赋   1、农田（田政）的下半部分待续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二十、（二）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宋代1（田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