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二十、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唐代食货3

（四）钱法下半部分

在经历了乾元的定值过重、私铸日蕃之后，至大历，又低定重钱钱值，复起熔钱制器；其后寺观遍起，用铜大增，熔铸盛行，加大铜钱的流通不足，促使钱重物轻。此时，正确的抉择是加大铜的供应量，只要出铜、不必铸钱，就已是等重钱值的3.6倍，若加大投放，既可回笼铜钱以助兑散（功能与铸钱等），又可平抑铜器需求；所以，朝廷应以增大银、铜以至铜钱的投放量，并限制寺观扩展作为主要应对措施，既满足泉货流通的需要，也平抑铜器之价高；而不在发令禁铜器、限器价、禁钱出境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功夫上。而朝廷却强定铜器价斤不得过百六十，只是起了将器价由明转暗的作用，进而掩盖了这一需求的市场实际利差，使诸臣愈加难以看清真实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唐政因不识根本而难得其法的左右摇摆，亦知其政无长策，根源仍在老释之杂导致的凡事不愿深究、不循其本的求简政疏。

至元和依旧，“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至宪宗，官钱愈少，于是复禁铜器，并开始加铸官钱，但铸量仍过少（尚未及开元时“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之半），命商出蓄钱市货，并逐步把钱禁从流通扩展到持有的方向。因钱值高企，铸本也随物价有大幅下降，故本可加大供给；但中唐诸臣求简务静，仍未对这一越来越显著的变化做出准确、及时的应对抉择，使铸钱仍是小步慢移，自然更未意识到应限制寺观的用铜，是以加铸不及熔销。而钱不得出境，故商贾请托诸军使、官势之家为之私携，如今之走私；所以，飞钱的起源是商贾为破钱禁，“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代输至四方（显然不是商业行为，故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

元和三年，令商贾以蓄钱收市货物，将计周年之后禁钱，诏曰：“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得。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有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流闻奏”；能在禁储之前告知立法之意，也是类如玄宗收禁恶钱时先促民自行弃恶的效法，可知宪宗亦有宽民之心，但其禁储的接续之方（如玄宗以善钱易恶钱），只是令商以蓄钱收货，然收货后必卖货，则钱复回笼，故其后又有交易十贯钱已上须兼用匹段之令。“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多为陌内欠钱，买卖双方皆不担除陌的结果）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元和六年3月，“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5炉岁出钱1.8万缗），自是河东锡钱皆废”；可见，百姓用恶钱在很大程度上也因制式铜钱量少，朝廷不见之变化，藩镇已见，故做到了朝廷前面。“七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奏：「…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伏请自今已后，严加禁约。」从之”。禁市易换钱促使钱流通愈少、钱价转高（物价再转低。此处户部等所言“物价”即指钱价），于是户部又复请换钱，并严私藏之禁。陌内欠钱由民难以承担除陌而起，既通令捕之，而皇甫镈却又频增除陌；即便交易十贯以上须兼用布帛，然算除陌（交易税）必以钱。这些务标之政都加大了铜钱的短缺，可见其政已多自相矛盾。但另一方面，宪宗也不断增铸铜钱，为了加大供应，甚至令采银之民转为采铜（旋而罢），从“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之论，可知其患铜少之急切，也见其不识泉货根本。但总体投放仍难抵民间熔销。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三司以钱少而致钱重帛轻，请为商贾飞钱，来增加市面现钱流通，却定每贯收百钱为费（这是利用钱流通之禁，枉法聚敛）；又以商人无至者，遂许敌贯而易。如此强度之禁钱，焉得不钱重帛轻？是以不得不自出钱加价收购布帛。至吴元济、王承宗谋叛，经费屈竭，更无他法，只得又增除陌。以上可见，朝廷不断通过禁钱出境、禁钱私藏，禁用铜器等措施，希图抑制钱重物轻（物价过低），却未能杜绝最大的用铜之源—寺庙，故而反使钱愈少而值更重。至宪宗始加大铜钱投放，却未能放大供应量，亦不悟铜、银之通用，从而又自行抑制了泉货通行。同时，物价持续过低，也迟迟未能改变两税按原钱计价而征物的格局，罹害农桑正户，削弱产业规模。

“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并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雇人分持）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在多次出钱市帛之后，效果仍不显著，遂强化了钱少在民私藏的认识，故又进一步重法禁钱，私储不得过五千贯，犯者重科，此治标之末已极者也。于是竞买宅第、里巷佣僦，颇扰害百姓；而大贾倚神策诸军，州县不敢问。终以法弊则挠法者众，竟不能行。贞元以来，诸帝皆欲贬抑钱值，然却越抑越重，根源皆在泉货愈少，使谷帛愈轻。宪宗始加大投放，然杯水车薪之下又急求其功，以至不惜重法科民。究其成因，盖战乱以来，总期倡导重物轻钱，以求物阜货充，却因君臣求简务静，难通其根本，始终未对钱值高企，做出大量投放的及时反应；且崇佛信道之下，广营寺观，不仅产生巨大的、本不应有的用铜量（这种用铜不计成本、不受禁限），而且必然占用广阔的耕地、减少大量税户，使田亩无益丰财、民力闲于世外，却仍不肯将两税改回计物征物，遂使其所谓崇本之务，变成了沽形和逐利。

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承担除陌），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呼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是以十四年六月，“敕曰：「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今若两税尽纳匹段，或虑兼要通用见钱。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人熔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较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用。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炉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冶例，每年与本充铸。」从之”。陌内欠钱及用铅锡钱之普遍，以致军使与捕吏相殴，可知其愈演愈烈之势。当时高强度的禁钱，亦使朝廷自身用度不便，故有中书门下两税兼收现钱之奏，然并未调回计物征物，使民户输税又增卖物折钱之难。为了尽快成钱，而令州郡收市铜器，此举必然导致民间铜器稀缺，使铜器价格上升，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熔钱铸器，可谓朝廷拆东补西（民间复拆西补东）；且收铜交由军人铸造，虽言“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然已使诸镇窥觊铸钱之利。

穆宗即位之初（元和15年8月），“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僚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徵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自建中定两税以来，“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从杨于陵等所议：不徵见钱，则“农人见免贱卖匹段”，可知自元和末兼征现钱之后，百姓输赋比贞元时齐抗所论“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的计折倍输，又多了迫民“贱卖匹段”的重压，且从户税扩展到亩税。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至是已四十年，终于回归计物征物（能按大历计价算物而未以时价，也反映了穆宗的宽民之心），但原因却是为钱法通平。

 “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金银10%，钱至7%-8%不等），故于长庆元年九月，穆宗干脆将除陌钱统一升至每贯八十（8%，），并认可了陌内欠钱（买方不用承担），敕：「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比皇甫镈的70文，复增10文）。两税计物征物之后，略升商税也是必然。虽然清晰了除陌（交易税）的承担者是收款方（卖方）、统一了除陌标准，但除陌钱额的提高，也会增加出卖方负担（不仅商户，也包括农桑户），有抑制流通的作用，也促使铅锡钱再起，但与两税计原价征物相比，已为农桑户减负很大。

 “大和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在穆宗两税计物征物之后，文宗仍不务规正钱值，而复行元和禁限储钱、大额交易半用粟帛之政，且推而广之，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故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较元和铸钱又大减）。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屡禁铜之下，更使铜器趋贵）。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宪宗以来，屡抑钱值虽成效不显，然亦以加大投放之正途应对；其后除陌增高，促使河东锡钱又起，而铜及铜钱投放皆减，钱重而铸铜器利更大；至文宗，再强铜禁：一切铜器皆由官市；而此时天下采铜每年仅26.6万斤，只当铸钱4.2万缗。

“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回残钱当回炉重铸，文宗却用于置常平，再付诸流通，虽可缓解市场乏钱，然烂恶钱又如何能禁？

“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鑪、鐸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武宗灭佛收铜，才算触到了这场铜荒的原发根本；以会昌五年7月“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可知佛寺上州留一、上下都每街留二，而道观未有丝毫波及，且倍受武宗尊崇。虽未及道观，但收铜已然太多（大部分都是累年来熔钱所铸），盐铁司无力加铸，遂许诸道皆置钱坊鼓铸。如此，继榷盐财权让与地方之后，铸钱也交各地擅为。至宣宗，则尽黜会昌之政。

（五）常平、义仓及屯田：

1、      常平、义仓之法：

    太宗首建义仓（以当时的物力和财力，尚难以置常平。唐代常平是官办籴粜，义仓则民办），以其为政考量周全，兼虑标本；其后稍充实，又置常平；义仓是民仓（出于租赋之外），常平是官仓（出于租赋之内）；与义仓不同，常平有平准粮价的作用。高宗、武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至中宗挪用将尽。至开元，敕常平既主粮价平准、又兼周济余缺，而义仓恢复专赈；天宝时，张瑄去常平借贷粮米之用，以此为繁；亦见此时帝务清静之下效，故臣有此论。贞元时，赵赞计变常平，目的是以平准商通敛财，然不能置常平之本。至元和，终于恢复常平周济余缺之用，且制赈贷不以年限，“容至丰年，然后填纳”。而后，户部不务关切民生而疏政求简，交由州县自管，致权散州县，放纵监管、为奸更便。至长庆，复又加强监管、绩连铨考。至大和，以回残钱置常平义仓之本，虽有宽纵恶钱之无奈，却也加强了常平、义仓的平赈功能。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本督耕耘，思俾齐民，既康且富。钟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武德所置社仓，基于特建之农圃；所设常平，意在均通平准。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太宗之时，天下初定，即倡建义仓（尚无力措置常平籴本，为防灾倡各地民间普建义仓），其后稍充始建常平，可知其为政考量周全，兼虑标本。至中宗挪用义仓将尽，常平则更匮；开元之后又复义仓以专赈。

　　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玄宗）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永徽六年，始置京师东西常平；与义仓不同，常平有平准粮价的作用。至开元七年，诸州普置常平，并敕常平既主粮价平准，又兼粮米借贷之周济余缺（开元二十年7月敕），而义仓恢复专赈。

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借贷粮米以周济余缺，本是常平基本功用之一。百姓没钱，可以先赊常平粮米，至秋熟再以本息粮米（随赋）归偿；这种粮米借贷，百姓不必负担青荒与秋熟之价差，因以为利，故曰常平功用之一。张瑄只盯着赊粜的价钱，以秋熟之价贱，恐所回之米不足补偿赊粜之价，故认为这种“粜旧籴新”会导致常平本钱回易艰辛，而请加价折纳（注意：此处以“加价便与折纳”，而知借贷本色必是粮米，才有折纳，即将应偿本色粮米折为钱归还；加价即比于粜价而加。若本色是钱，则既无折纳之说，也无加价之说）。显然，张瑄把常平平准米价之粜籴，嫁接到了常平借贷。如果有人乘青荒之机从常平仓赊米销售，秋熟以贱价购米归还，因常平息低而荒、熟价差高，确实会暨此牟利，甚至尽毁常平籴粜之功，所以，得当与否全在“量事赊粜”四字，这是常平主管者的职责细务，但张瑄以此为繁，故奏改为加价折纳。亦见此时帝务清静之风已向下传导，故有此论。于是，粮米借贷即转向借米还钱（但仍好于直接融钱借贷）；秋熟之际，百姓将普遍增大卖粮以还常平借贷，会促使粮价更低，即所偿粮米量更大，何况加价以粜价为准，故实际已承担部分青荒、秋熟之价差，使常平略失其功。

其后乱起，常平皆停，至肃宗，第五琦奏复，而至德宗始复。赵赞以后，设计聚敛，然终未有成；此阶段常平只为平准米价，而失借贷之用。直到元和，常平功能包括粮米借贷，才得全面恢复。

“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

建中“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自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贮斛斗疋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赵赞欲将常平从粟米扩展开来（先及布帛丝麻），目的是以平准物价敛财，这就是赵赞所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之处，类汉桑弘羊、宋王安石之均输，若果得实施，必以利权轻重而弱化粮米之常平，却终不能置常平本。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戍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于关中”。时关中岁稔，“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菑州县，斗减时五十以救乏。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粜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陆贽统筹关中岁稔、西疆供军及江淮水灾之常平，收关中岁稔之谷供军（东渭桥斗增三十入籴），既免伤农，又减漕额；将减漕之米加大江淮常平供应（江淮水灾州县斗减五十出粜），既省运费，又救民乏，计颇长远（可视为更广泛的平准运作）。帝虽命增籴，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十四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其年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是岁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其时已见常平出粜量之不足，平准米价功能弱矣。

元和元年正月，“制：「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将备水旱之虞，在权聚敛之术。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救人，赈贷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闻京畿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米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赈贷，并且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填纳。」九年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诏出粟二十五万石，分两街降估出粜。其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河中、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显、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斛斗，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至元和，宪宗显然比前朝诸帝更懂得常平的功用，不仅规定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十分取二，均充常平仓及义仓（常平为税内取置；义仓本源于民户税外自纳，此时亦得官助），而且恢复了常平粮米借贷，制赈贷“容至丰年，然后填纳”，同时，亦行平准，而规模远大前朝。从户部十三年之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斛斗，请准旧例减估出粜”，反映义仓功能日益趋同于常平；而户部不务关切民生，提出只统计石数，其他交由州县自管，如此州县各自为政，难免有失平准、赈贷之实，说明有司疏政求简之风仍在蔓延。而权散州县，放纵监管，为奸更便。

“长庆四年二月，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其年三月制曰：「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永言其弊，职此之由。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至长庆，承元和末年户部疏放监管之后，此时已见“盗用没入”之弊生，且有长吏迫制者，故复又加强监管、绩连铨考。

“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自今已后，诸道遭灾旱，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审勘，如实有水旱处，便任先从贫下不支济户给贷。」从之”。文宗不断增加常平备仓；至宣宗，又加强了勘灾及常平赈贷的审查，并明确了赈贷先后的方向。

此外，前钱法已述及，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且令非遇水旱年不增量者罚，州县假借则以枉法论。虽宽纵了禁恶钱，属于无奈于当时财力的权宜，但也加强了常平、义仓之平赈功能。

最后，再看一个赵赞请置大田的例子：“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此逐形于井田之公田复古也，其义在均田安民、连伍互助；古井田是旨在安居有业的最早资源财货均利模式，以此公私相济、均衡产业，然公私、各家之间难免有所差异；故其后为均田平赋取代，而有租庸调之制。赵赞之大田只有“官收十一”的概念，且聚而合之，户田不均之下，各家出力不一，更难于管理，而此时民户窜徙致均田的租庸调尚无以复，又焉望出力不一之公田？然竟诏从其说，岂不知“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此法古之形而上学，也是不悟根本、只图标末的中唐政治典型。

2、      屯田制：

    唐历有边镇屯田之制，然开元以下，天下安逸，屯耕辛苦，而和籴简便（粮足价低），于是边镇之军越来越仰仗和籴供给，致屯政渐疏，是以良田广袤，却愈乏耕者。德宗初，丰城置屯而不成，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五城良田助耕之议又不用。元和中，李绛请开振武营田，大有所获，却因李绛罢而未能扩展；其时屯政兴废无常，更无系统规制，反映诸帝对边镇建设已失初唐之远略；是以边镇“土广肥而民不知耕”。由此可见唐中以后边地以守为务的视近不见远，不似汉代徙民化夷、明代聚商开中、清代招屯助垦（夷民归附），皆能以用为务；用，则蓄民、进业、兴教、化夷、充物资、便交通，如此，实力自见、守无虚费，而四夷不敢觊觎；若只务守不务用，则累耗国财，甚至为保边之费而行聚敛之政，罹害中原内地，最终难免行李德裕之弃。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民屯），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穫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开元二十五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余万斛”。“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长安不再乏粮）。初唐颇重屯田，边镇供给仅输产、需差额；中唐以前天下皆府兵，以营田配合战守，可减国家输供，但更重要的是繁荣边镇，聚民兴业、化行边夷，强化边镇实力，此之谓以用为守。即便其后募兵增加，若边镇兴隆，民田产粮亦可随地供军，大省输运（类如明代之开中、清代之招垦）。至开元，牛仙客为相，广关辅之籴，供边始以和籴为主，以其时粮多价贱，遂致边屯渐弛，边地自此也逐渐改用为守，此又求简政疏而贻害后世者也。至安史以后，边地不宁，已尽丧教化之功，夷民不附，内地之民愿往者愈少，虽良田广袤，却鲜有耕者；而边镇诸军供给，更须度支溯河运粮以足，是以加速了中唐之后的版图日缩。

“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即奏：“旧屯肥饶地，今十不垦一，水田甚广，力不及而废。若发二京关辅民浚丰渠营田，扰而无利。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八百八十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况二千里发人出塞，而岁一代乎？又自太原转粮以哺，私出资费倍之，是虚畿甸，事空徭也”；然疏奏不报。“郢又奏：「五城旧屯（振武、天德、灵武、盐、夏），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谷。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亟待耕种蓄民）”。五城之良田多而不助其耕，杨炎反于丰州浚开陵阳渠（“发京畿人夫于西城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严郢认为以其费用助五城，必事倍功半，却不意调发关辅之民，也是基于眼前之利（当时五城民少，急需徙民实边，才会渐成兴垦之规模，其中须把握的是当使民安农乐居以成永业，而不是轮流浚渠；关键措施在于治理秩序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此，以当时中原之不安，必不乏愿往之民）。五城之地广袤而荒闲，长此则必为周边异族垂涎，而当地唐民少兵弱，自支尚难，更何以御强敌？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北至西，皆非我汉家疆域矣。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李绛营田振武功效显著，韩重华奏请扩大营田，却因绛罢而未行，可谓因人罢而废国计也。总体上宪宗重视营田，但并未上升到边地以用为守的高度；其招民兴垦的方向正确（李绛时尚只能用罪徒，但随着生活日益改善，普通百姓自会前往），但兵、民耕垦未为分制（如清代别立分屯），雇民招垦与借庸之军垦并杂，以至兵夺民良田（以瘠地易上地，是为产出而自乱边镇治理秩序）。至穆宗，虽诏还所易地，而屯耕以官兵，又弱化了招民兴垦的力度，遂使其后扩展愈难；同时，募民“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的条件过苛，垦户贫困，难免逃田；这些都促使边镇兴垦无以渐进推广，终致大量土地闲荒。所谓“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者，非民不知耕而是招垦不利也。从中可见，诸帝对边镇已无初唐之远略（至宋则进一步发展成主动罢耕弃垦或长期放荒）。

“大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諴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其后屯政时起时罢，而党项已为大扰，然仍为唐军所制，如能及时转守为用，巩固营屯，蓄民、兴业、充物资、便交通，则有望内无李德裕之忧，外更不至形成五代之后的汉胡纷争格局。然既无蓄民之资，又失教化之能，故知已非此时唐帝之所能为者也；可叹老释之杂，害治之甚。

唐初颇重边夷向化，尤其贞观一朝教化行远，以至肃代之际，仍能以回纥复京畿、平河朔；但随着高宗之后的老释杂入，国民教化尚且离乱，化夷更成空言，遂转以利诱交邻；故难再成荒服之势以为我屏障，而终成垂涎我中国之胡虏（从回纥之无厌，到吐蕃之内侵，无不如是）。

唐初予民均田，丁授百亩，不得买卖，此何等细致的政务，必重拔人竞德的任官配套，焉有丝毫务静求简？遂有唐之速兴。高宗以后老释杂入，日益求简政疏，法虽在而实渐不充；开元末季老学日兴，政纲逐渐偏离根本；天宝以下兼并之风起，富者拥田万亩、坐食租税，贫者无容足之居、终岁服劳，足见朝廷已罕能从社会性角度规划经济布局、制定产业政策，于是家国之一心渐贰，以致安史祸重。肃代二帝警而不醒，释道愈崇、儒教愈远，遂使藩镇愈重；陆贽尝申限田之条限，却议寝事罢；其后豪民侵噬产业，征税皆出下贫，国势危而人思乱。然代宗朝轻定亩税、户税以代租庸调之制，宪宗恢复常平借贷、罢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穆宗朝停两税计钱征物而更回谷帛，文宗朝以天下回残钱广置常平义仓，武宗朝抑浮图、简僧尼、籍田数千万顷，虽难以匡正根本，但也为舒缓之举。唐代的教训，深刻揭示了一旦政求疏简，就会凡事不断倾向个体性认知，而弃守社会性认知之审慎，并逐渐使个体性认知占居主导，儒家社会性之仁即随之转向姑息恕恶的个体性之仁（类如佛家），进而导致判断和应对失误越来越多，如德宗不纳陆贽“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之谏，就在于难以将自身的个体认知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互动层面去认识本末倒置之利害变化的必然性，反而滞于自身角度强调不利变化的偶然性并归咎于他人。难以摆脱个体认知于凡事凡务的主导作用，是自是之原，亦即孙嘉淦所谓“自是之根”（故自是并非仅指自骄自大导致的对个体性认知之执迷，也包括所有陷于个体性认知难以自拔的情形）；不自是的前提则在明悟凡事不能滞于个体性认知，而须主动扩展到万民互动的社会层面认识。

前文讲过，儒家之仁是社会性之仁；社会性之仁的特点在于守笃仁德是基于“我心同然”的原性换位，虽是为人付出，但确是为了维护当自身、自家出现换位处境时，能获得同样待遇的秩序规范，亦所谓“仁人以达己”；其施仁有进退、抑扬、轻重之度，其度的把握全在原性换位的“我心同然”；原因就在其施仁的效果所维护的秩序规范，是自身、自家长远之安、远大之利的依赖，故曰：是社会性的为己之仁（其与为人之仁相顺不悖）；所以，其笃仁必以中适为则，见危愿救，见困愿帮，见善举则扶助之，见恶行则贬诛之（虽善举、恶行未必及己，但扶、贬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却与己密切相关）；可见，社会性之仁具有秩序内涵，如此施仁，才能清晰纲常、巩固秩序。由是可知，社会性之仁是求自身利益于长远的为己之仁，故有人和之适，其仁必有勇（人和之适，即人皆“我心同然”之度。其行仁的意愿来自维护自家以至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内心动力，故必有勇）。释家、理学之仁皆属个体性之仁；个体性之仁的特点在没有需要把握的人皆”我心同然”之度，全是根据一己之理念、逻辑而行，或是因信奉行仁可得福报于冥冥，或迫于天理行仁以求无疾邪之扰，或是以好恶而肆志于宽宥仁恕，或纯属秉性善良而只图心安…；是以并不区分良善或奸恶，在施仁环节上都只图以仁相待，使求助者得到帮助和关爱，而不考虑其施仁的效果对自身、自家的长远利害；如东郭先生对狼之仁，全然不顾其施仁助长奸恶，必将危害自身，故曰：是个体性的为人之仁（其与为己之仁相冲互悖）；其施仁所追求的福报、快意或心安皆在施仁的效果之外，故其施仁效果与自身利益是脱节的，自然无须把握稳定的规范之度；可见，个体性之仁不具备秩序内涵，也无法以之构筑任何稳定的秩序规范。由此亦可知，个体性之仁是屈己奉人的为人之仁，故有极而无适，其仁必孱弱（有极无适，即只有自身愿意承受的限度，而没有原性换位的“我心同然”之适度。但其行仁既不分善恶，更没有维护自家以至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动力，故必孱弱）。仁是最能引发社会性思维的品性，一旦仁转向个体性之仁，则凡事凡务就鲜能免于由个体性认知主导了。贞观之时，太宗既非无意纵情于肆志，也非不愿求奢华享乐，只是清楚肆志之结果、求奢之敛民，若原性换位于臣民，则必不得“我心同然”，进而促使各心异志，破坏上下一心的凝聚之功，致害国力、动荡王朝；及至玄宗却日益看不清了，遂笃志于伯阳之说，任情于疏简之道。太宗处新朝草创，民贫国匮，深知须使人人有业、家给人足，才能使民脱贫渐富、国转匮趋盈，同样是原性换位于臣民的“我心同然”，故有租庸调结合拔人竞德的扎实推进，因成盛世；及肃代之后却全然不知了，遂改租庸调为按户收户税、量田收亩税的两税（征税简便，却田与户脱节）。此变一生，再不务调回，尽管唐政表面上仁德仍在，然其本质已从社会性之仁转向了个体性之仁，仁德遂从操守纲常下降为求用时所当兼顾之一端（本末错乱），致用遂从秩序运行的结果变成了规划秩序的原因（因果倒置）。于是目光日浅、求用愈急，日积月累之下，人心愈散、动荡日烈而物用愈匮，是以不得不加大严刑峻法的力度，终使唐德尽丧（以社会性角度立法、执法，则是德治之趋；以个体性角度立法、执法，则是法家以术求用之道）。

显然，社会性的为己之仁与为人之仁是相顺不悖的，只有为己、为人一致，才有最广泛的原性之同，也才有维护的力量；强调其为己之仁的理念，能够突出自觉维护的内在动力和审慎其度的辨求意愿，更助于儒家秩序的落实。而个体性的为人之仁与为己之仁却是相悖互逆的，其为人之仁则失于原性之同（不仅其度各异，且意愿也往往相反），倒是其为己之仁能有原性之同，然以其相妨相伤、滞碍于眼前，故至多只能形成耗力大、合力小的法家秩序（自两者可见立足社会性抑或个体性构建社会秩序的差别）。个体性的为人之仁虽似德高于个体性的为己之仁，但若以之为教化或秩序方向，则会使社会发展变得更加莫测，不仅因其悖性之嫌，更重要的是将丧失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凡事克精的源泉。人人皆务自身、自家更好，既由天性使然，更是社会发展的原性动力和凡事持续精益求精的源泉，并非能以“自私”二字概之；所当务者，在于引导人人认识其都是社会人，自身、自家不可能脱离社会变化而自善独好，进而助力于家国一体的秩序建设；所以，只有将个体性之仁心导入社会性，才可能具备秩序内涵。故曰：圣人务导人理性，不务去性、变性。由此可知，只有社会性的为己之仁才是可用以构建稳定能群秩序的仁德方向，原因就在既有原性换位的把握之度，又能唤起人人维护的愿望和勇气而积极奉行；而个体性的为人之仁则不足以形成任何稳定秩序（如舍己为人，社会性之舍己，为人也是为己，即为了保护或兴荣子孙后代、家邦至亲以及天下国家，如太伯之让贤；而个体性之舍己，就要看其个人好恶与追求了，往往弃而不顾的正是子孙后代、至亲家邦，如超脱尘世的舍身奉佛、舍身饲虎之类，即是惑于虚无之说的弃人也弃己）。以此，可以更深刻理解社会性认知或社会性思维的意义。所谓德大才能智大，也是说具备更广泛的社会性认知，会更深刻、全面地认清事物本质；所以才须树立原性价值观作为纲常，才要以上率下涵养笃行环境，才务拔人竞德构建贤德居上的等级秩序以保障价值观走向不变，进而促使上下皆能以社会性认知于人伦领域的凡事凡务，进而才会不断壮大能群合力。

    总体上，唐自贞观以后，诸帝未能深刻理解社会性与个体性之仁的根本区别，而因老释比于专务性人的儒学，包含了更多的天地理念（虽皆属虚化，却足以惑人），遂引之入于百官、百姓的修治之途，且日益扩展发明，以至有代儒之势，进而以个体性之仁淆乱了社会性之仁，不仅是唐代经义模糊的主要根源，也逐步毁掉了贞观仁德中适秩序的精求、维护与传承。凡事之认知不再从社会性出发，而总以各自理念或需求围绕事物本身加以解读和应对，遂有租庸调转两税之变，遂有钱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遂有官盐的不断加价与峻法削刻，遂对边镇屯垦去繁就简而代以和籴…。遥想当年太宗之开创，凡事皆求与万民的“我心同然”，哪里有一丝任简之道？可叹后代诸帝总以详研贞观治道求是，却始终未跳出老释个体性认知之误区。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二十、（一）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唐代5（钱法）、二十、（一）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唐代6（常平及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