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选举1

（一）    科举

    乡会考试首重经书，康熙废诏、诰，雍正抑宋儒注集，乾隆改分经为五经并试，皆务于正经、责实，力求士子“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通达古今、明习时务”，也逐步明确了复兴古文的方向和重点；并注重文风，倡导雅正淳厚而去浮华新奇。但清代在对自然的认识上继续延承理学，且在自然观被列强打破后，至同治又现加大向宋理寻求自然之道解析的倾向，足见所受人性伦理与自然之道相混同一之害深。同时，严防弊窦、立法周详，包括慎择考官、乡会试皆复试及乡试试卷解部磨勘等，故有“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的结果。科举得人既广，却仍虑野有遗才，是以清代制科自康熙十七年以下，历朝奉行不辍，其目曰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

　　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礼部议覆，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应如各科臣请，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旧例”。

　　“乡试，先期提学考试精通三场生儒录送，禁冒滥。在监肄业贡、监生，本监官考送”。倡优、隶、皁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与试。初，各省提调以布政使，监试以按察使，各副以道员。雍正间，以籓、臬两司为一省钱穀、刑名之总汇，入闱月馀，恐致旷滞，提调监试，专责二道员。会试监试以御史。殿试临轩发策，以朝臣进士出身者为读卷官。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

科举责实：“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其责实体现在对考试内容的调整、倡导文风淳厚以及定乡会试复试例等。

对考试内容的调整：“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故曰：首重经书），清初因明制，仍沿宋理集注，至雍正始得抑止。乡、会试首场试八股文。康熙二年，废制义，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两科而罢。四年，礼部侍郎黄机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报可；“七年，复初制，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二十六年废诏、诰，既而令五经卷兼作。论题旧出孝经，康熙二十九年，兼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自康熙四十四年后，“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硃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至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盖有号召天下学子竞相阐发之意，从中反映了理本论惑人之深，已远非图说、通书之简；亦可知，即便圣祖为政，明能群而笃中适，却仍难以摆脱理学性天之谬的万理同原误区。至世宗即位，即诏复仍用孝经，所谓“未若圣言之广大”者，就在于仅以个体自修诠释圣学，而不能提升到社会性的国家治理层面，论理以中适求是而成能群之凝聚，故非纯化俗德之道；且其性理所谓万理同原、理同气异之说（“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之类）更是去实化虚、难考其稽，以至有明诸儒各异岐趋。这是继康熙治道逻辑回归孔孟之后倡导士风的回归，遂启训诂之兴。随后，谢济世重注疏《大学》、《中庸》；至乾隆，高宗对谢氏注疏，仅言“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而默许；于是，蔡新以孔之求仁为宗、孟之养心放心为要；纪昀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而以左传本事为文并参用公、穀；卢文弨指宋之注疏与秦汉相龃（“自宋后附疏於经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於注疏间，而陆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更多矣”），戴震言宋理非上下之同理，…；诸后辈相继而起，大大充实了清代儒学的训诂内涵，也大幅调正了儒学的哲理方向（汪中尝论“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若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栋也。凡此皆千馀年不传之绝学，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戴震尝总结义理之训诂，原其寓乎典章制度则必显于治功，而使我心同然，遂得义理之明的责实脉络，云：“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彼”者，宋儒也）；虽古经垂绝，而古训犹在，古训之我心同然必系于所含义理之同然，无奈时代久远，在古训的大方向下，义理已揣谬多讹；然义理又必寓于典制而显于治功，故审其立义而观其治功（赖于诸史详尽），则可见所寓之义理使我心同然之是非（人人皆有之同然），累其是非遂能明义理之实（如此在古训引导下求实义理，古经亦随之由支离渐详为系统）。核心仍是人性大同基础上德合于人性、道凝聚众心的细节解析与再汇总；以儒学论之，就是在仁德、中适的大方向下，从其细节运用之得失而反求其各层次上的内涵之度。不仅德道价值观，礼制教化、人才选拔、资源均利等治道措施，同样须把握原人性之同的根本加以实施，才会有人人皆“我心同然”认可的正面结果，也才是对儒学的社会性认知、解读和运用。其间，如果出了偏差，也必自其原性逻辑出偏（诸如去德求用、逐于个体性而暗其社会性、求仁之绝对而失兼顾之适…），而显见于能群之散和治功之失，这是同样可以“我心同然”看到的负面。可见训诂必原诸史以求义理、因人性而明是非，宋儒之失不仅在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更在脱离诸史而欲明义理，遂不及悟性人之实而歧入性天之虚。从中可看出清代人性求治的特色，故清代儒学能重回以社会性解读儒家仁德，进而明晰中适之道，遂得学以致用。乾隆“五十二年，高宗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于乡、会二场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乾隆能改分经为五经并考，也得益于训诂而明五经相通之用，于治事之不可或缺（若仅限于明经，分经未尝不可，且能更细；若学以致用，则必兼通才胜用于治事）。“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用之洞议也。行之至废科举止”。这里注意，清代科举虽抑用宋儒集注而再典秦汉、学兴训诂，确在治道上回归中适民本，然却因汉代在构建儒家伦理自然观的同时，也模糊了自然之道与人伦之道的界限，且对天地自然之道的进一步解析又是空白，使得清代在对自然认识上继续延承理学之性天，仍持续着人性伦理与自然科学相混同一的认识（虽再典秦汉，然亦有秦汉之无典者）。尽管戴震、李塨等先觉者力求清厘理学之非，但也仅能阐明其性人之缺失，却仍难道明其性天之谬误，故亦只能把多数学者拉回到汉、宋相兼的程度，使以“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者仍占主流；然则如何能会其通？当然仍是由性人通于性天。这就使清代经学虽能“以汉儒经义实之”，却仍“崇宋学之性道”，此又时势使然也。所以，才会出现“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的现象，虽言“文风稍稍兴起”，但在自然观被列强打破之下，反而加大了向宋理寻求自然之道的解析，可知朝廷上下仍深陷于混自然与人伦之道同一的误区，以至成书于民国的《清史稿》仍穿凿附会，言“西人谓地体浑圆，四面皆有人，冬夏互异，昼夜相反，与内经、戴记及宋儒之言若合符节”。不难看出，清代虽起训诂，却并未触及理学混自然、人伦之道同一的本质；这是使我们在后来重新认识自然、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变得步履蹒跚、进退无常的社会因素。

注重文风的引导，倡淳厚、去浮华、抑新奇，制义体裁，以词达理醇为尚。“顺治九年壬辰，会试第一程可则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并治罪。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乾隆元年，高宗诏曰：‘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之淳薄。风会所趋，有关气运。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应者甚钜。当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学士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曰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行之既久，攻制义者，或剽窃浮词，罔知根柢，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四十五年，会试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江南解元顾问四书文全用排偶，考官并获谴。嘉庆中，士子挦撦僻书字句，为文竞炫新奇，御史辛从益论其失。诏曰：‘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历代辄以釐正文体责考官，而迄无实效。议者谓文风关乎气运。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制义所谓词达，达于理也；理醇，醇于道也；必以原社会性解析经义才能做到；历朝无根之文，就在不通道本。嘉庆制义之衰，也在训诂有渐弱之势，越来越多的士子滞于学说而不足通悟人性，既而妄以性天杂引虚学，使前代浮薄之风再度泛起。道光未有稍革，又外加因与洋开战而不究失败根由，导致的价值观异化；这是“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的根源，也是同、光理学复兴的前奏。好在由于康雍乾对儒家能群治道的认识深刻，才使仁、宣两朝士民的价值观执守仍基本稳固，未至大偏，然已助酿洪捻之乱。

乡会试皆复试，显示清帝对科举的重视和防弊程度。“顺治十五年，帝以顺天、江南考官俱以贿败，亲覆试两闱举人，是为乡试覆试之始。取顺天米汉雯等百八十二名，准会试。江南汪溥勋等九十八名，准作举人。罚停会试、除名者二十二名。…康熙三十八年，帝以北闱取士不公，命集内廷覆试。列三等以上者许会试，四等黜之。五十一年壬辰，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帝疑新进士有代倩中式者，亲覆试暢春园，黜五人。会试覆试自是始。乾隆间，或命各省督、抚、学政于乡试榜后覆试，或专覆试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丙午前三科俊秀贡监中式者，或止覆试中式进士，或北闱举人，临期降旨，无定例。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覆试诗失调讹舛，不符中卷，除名。诏旨严切，谓‘礼闱非严行覆试，不足拔真才、惩幸进’。至嘉庆初，遂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覆试，非经覆试，不许会试。以事延误，于下三科补行。除丁忧展限外，讬故不到，以规避论，永停会试与赴部铨选。覆试期以会试年二月。咸、同间，因军兴道路梗阻，光绪季年，以辛丑条约，京师停试，假闱河南，俱得先会试后覆试，非恆制也”。此外，还有试卷解部磨勘之例，即再行复查审定文笔、字体、卷面之类。定例各省乡试揭晓后，依程限解卷至部磨勘，迟延者罪之。盖防考官闱后修改试卷避吏议也。历科考官、举子因是谴黜者不乏人。

考官设置与防弊：乡、会考官，“初制，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他省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等；某官差往某省，皆有一定。康熙三年除其例。顺天初同各省，简正、副二人。乾隆中叶增为三，用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编、检不复与矣”。雍正三年，颁考试令，始限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仍参用保举例。乾隆九年，御史李清芳言：“保荐者大都平日往来相知，饶于财而凭于势。至守正不阿者，不肯伺候公卿之门，边隅之士，声气不通，交游不广，无人荐举。请将合例人员通行考试。”帝疑清芳未列保荐，激为是语，不允所请，仍考试、保举并行。三十六年后，考试遂著为令（去保举）。同时，考官综司衡之责，房考膺分校之任，历代极重其选；清代科考法纪森严，对持择公允，予嘉奖，如郑江、硃轼、张廷玉；对草率不公者，严惩不贷，而交通关节贿赂，厥辜尤重，如李振鄴、张我朴、方犹、钱开宗、赵晋、噶礼、柏葰、浦安。

对达官世族的防范。清代分官民卷，有效防止交通关节，并屡减官卷中额。“达官世族子弟，初制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并时有其以交通关节败者，顺治十四年，少詹事方拱乾子章钺应江南试，以与正主考方犹联族获中，事觉遣戍”。康熙三十九年，“帝以搢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畯进身之路。殿试时，谕读卷诸臣，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寻诏定官、民分卷之法，乡试满、合字号二十卷中一，直省视举额十分中一，副榜如之”。乾隆十五年，“廷臣有以官生过优为言者，部议仍旧，诏责其回护，并及吏、礼二部司官编官卷之不当，令再议。始议中额二十五中官卷一。明年再议，以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等官为限（其他入民卷）。并减中额，顺天十四，浙江六，馀省五至一名。二十三年，大学士蒋溥、学士庄存与复以为言。令官生大省二十卷中一，中省十五卷、小省十卷中一，满、蒙、汉军如小省例，南、北皿如中省例，中皿额中一名，不足一名入民卷。永以为例”；康熙时定官、民分卷，官家子弟视民家子弟十取一，仍显太优，故至乾隆屡有裁抑。“有清重科目，不容幸获，惟恩遇大臣，嘉惠儒臣耆年，边方士子，不惜逾格。历代优礼予告或在职大臣，与夫奖叙饰终之典，赐其子孙举人、进士，有成例者无论已”；然即便“嘉惠儒臣耆年，边方士子，不惜逾格”，仍荫制与选制不双用，以杜追望（康熙三年定廕、监生已得官及科目中式者，不得补廕）。

经历了雍正的太学振兴，遂起取士方式的争论：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適于用，墨卷房行，展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馀。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科举之弊，诗、赋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表、判、论、策，皆加覆覈。必淹洽词章、通晓律令，而后可为表、判。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为论、策。何一不可见之施为，切于实用？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纷扰而不可行？”遂寝其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 舒赫德意在以学校第升，取代科举之制（类似崇宁三舍），礼部回奏虽足驳之，却仍难令人满意；遂引来乾隆朝的一系列改革，一是初期推广孙嘉淦管学后的责实教习之法，二是减拔贡生员而重乡试科举（改6年一选为12年一选），三是季年改前代的分经为五经并考；中间的关联，就在以经义训诂的责实，普及运用到取人的责实。

乡试解额，“顺治初，定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馀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馀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十七年，减各直省中额之半”。康熙间，“先后广直省中额；五十年，又各增五之一”。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照旧额分中。各省略有增减”；乾隆元年，“顺天皿字分南、北、中卷，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各中额三十九。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中皿，十五取一。江南分上下江，取中下江江苏十之六，上江安徽十之四。九年，严定搜检之法。北闱以夹带败露者四十馀人，临时散去者三千八百数十人，曳白与不终篇、文不切题者又数百人。帝既治学政、祭酒滥送之罪，诏减各直省中额十之一。于是定顺天南、北皿各三十六，中皿改二十取一，…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浙江、江西皆九十四，福建八十五，广东七十二，河南七十一，山东六十九，陕西六十一，山西、四川皆六十，云南五十四，…。自是率行罔越”。咸、同间，各省输饷辄数百万，“先后广中额。四川二十，江苏十八，广东十四，福建及台湾十三，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安徽、甘肃、云南、贵州各十，陕西九，河南、广西各八，直隶、山东各二”。光绪元年，陕、甘分闱，取中陕西四十一，甘肃三十。清代乡试额与明代大体相当，但因省府郡县公府辟举的普遍，使举人同样在地方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故其地位要比明代高得多；其与进士除授之异也主在初除，后续迁转更在实绩。

　　会试无定额，顺治三年、九年俱四百名。历科大率三百数十名，少或百数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为最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为最少。

　  副榜：“至历代临雍，增北闱监生中额，恩诏广乡、会试中额，均属于常额外也。乡、会试正榜外取中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咨吏部授职；康熙三年罢之。乡试副榜原定顺天二十名，江南十二，江西十一，浙江、福建、湖广各十，山东、河南各九，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各八，广西六。取文理优者，不拘经房；康熙元年停取。十一年，取中如旧例。增云南五，贵州四。嗣是各直省率正榜五名中一名，惟恩科广额不与焉。雍正四年，准是科由副榜复中副榜者作举人，非常例也”。

“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顺治八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其时八旗子弟，每牛录下读满、汉书者有定额，应试及各衙门任用，悉于此取给，额外者不得习。往往不敷取中。故自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康熙二十六年，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初八旗乡、会试，文试简单，“自与汉人合试，非复前之简易矣”；不仅文试难度大了，且有骑射试。“乡试中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康熙八年，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二十六年，再减汉军五名，后复递增。乾隆九年，诏各减十之一，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十二。…会试初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编满、合字号，如乡试例，各中四名。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宗室不应乡、会试，圣祖、世宗降有明谕。乾隆八年，宗人府试宗学，拔其尤者玉鼎柱等为进士，一体殿试，是为宗室会试之始。未久即停。嘉庆六年，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顺治时，虽准八旗参试，却别卷简易，后以不敷用屡减，且额外人不得习满、汉文，阻碍教化；至圣祖屡扩学额，又并旗汉合试，既增加了难度，也大大强化了对八旗子弟的普教深度，只是水平仍不如汉生，故亦减其乡试中额，会试则更少。

　　“庶吉士之选无定额。顺治三年，世祖始策贡士于廷，赐一甲三人傅以渐等及第，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康熙间，新进士得奏请读书中秘。辄以家世多任馆阁，或边隅素少词臣为言。间邀俞允。故自四十五年至六十七年科中，各省皆有馆选。世宗令大臣举所知参用，廷对后，亲试文艺。雍正元、二年间，汉军、蒙古、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及诸边省每不入选。…雍正五年，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乾隆元年，御史程盛修言：‘翰林地居清要，欲得通材，务端始进。自保举例行，而呈身识面，广开请讬之门；额手弹冠，最便空疏之辈。宜亟停止。’报可。高宗谕禁向来新进士请讬奔竞、呈送四六颂联之陋习，既慎校文艺，复令大臣察其仪止、年岁，分为三等，钦加简选。三年，罢大臣拣选例，依省分甲第引见，临时甄别录用。后世踵行其制”。清代入选庶吉士，常例先馆学三年，期满考选授官，升转异于他官。“凡用庶吉士曰馆选，初制，分习清、汉书，隶内院，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自康熙九年专设翰林院，历科皆以掌院学士领其事，内阁学士间亦参用。…雍正十一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尤为优异。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凡留馆者，迁调异他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馀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穆宗初元，令以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之书课诸庶常。光绪季年，设进士馆，课鼎甲庶吉士及阁部官以法政诸科学，或赀遣游学异国。业成而试，优者授职奖擢；俱未久即罢”。清代庶吉士之选亦为深造，选法屡更，圣祖不拘一格，以自请读书而兼选各省；世宗以考试加保举；乾隆分第引见、钦加甄选（高宗自负）；皆入馆学习三年，期满考试散馆，第等授职；虽也多宰辅，却远达不到明代十九的比重，反映了清代选拔虽比出身，更重德贤实行。同治以濂、洛、关、闽诸儒之书加课庶常，体现了宋理复兴力度及重视程度之高，源于自然观混乱导致的价值观异化，而欲以理学之性天解析眼前茫然的急切，足见其仍不明何谓理学的“格物致知”。光绪末，课鼎甲庶吉士及阁部官以法政诸科，更是沐猴而冠的效法西学，难得根本（效西当以自然科学为主，而非衔于各异价值观文化的法政、经商等社会学科）。此外，清代庶常始习满文，乾隆后日少，至道光而停。

武科，比于文科，资格更宽。“凡各省武生、绿营兵丁皆得应乡试，武举及现任营千、把总，门、卫、所千总，年满千总，通晓文义者，皆得应会试”（武科之不拘一格）。武科，乡试中式者曰武举人，会试中式者曰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圣祖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然考试内容迟迟未见枪炮之项，不得不说亦属大失。“初制，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乡试中额，康熙二十六年制定，略视各省文闱之半。“光绪二十四年，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砲，未许。二十七年，卒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马步射无与兵事，废之”。清代造炮始自天聪5年，而圣祖对火器非常重视，尝以洋人为师，仿制西洋人贡蟠肠鸟枪，“以十枪赉其使臣”；又仿制西洋炸砲，曰“子母砲，母送子出坠而碎裂”，“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且清代民心可恃，不似明代以利器不可示人，以至英宗不肯边镇设造局“恐传习漏泄”；清道光六年始办海运，初以沿海水师护送，后“嗣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兑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商家可自置船炮）；可知清代并无恐火器传习漏泄之忧，然却仅仅以之为工部修造之事，遂在整个清代，武将选拔始终没有枪炮的教程与考试。论其原因，既有当时西洋火器尚仿造容易、使用简单（其使用只与机弩类似），使世宗以前诸帝并未意识到其发展变化将带来的危险（但乾隆以后，这种苗头日益显著，诸帝却依旧因循不悟），又有这些所谓夷技，因难以融入性天自然认知系统而普遍遭到忽视的因素。

　　“制科者，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唐、宋设科最多，视为优选。清代科目取士，垂为定制。其特诏举行者，曰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

    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嗣膺荐人员至京，诏户部月给廪饩；明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等三十人。命阁臣取前代制科旧事，查议授职，得旨，俱授为翰林官。以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廕、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纂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硃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其年老未与试之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学素著，俱授内阁中书，许回籍。“雍正十一年，诏曰：‘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诏荐举，召试授职，得人极盛。数十年来，未尝广为搜罗。朕延揽维殷，宜有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鸿博之选者，当特修旷典，嘉予旁求。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悉心体访，保题送部。朕临轩亲试，优加录用。’诏书初下，中外大吏，以事关旷典，相顾迟回。逾年，仅河东督臣举一人，直隶督臣举二人，他省未有应者，诏责诸臣观望”；此亦世宗责下甚严故也。世宗登基后，曾“屡诏京、外大臣荐举道、府、同、通、州、县，所举非人，辄遭严谴”，诸臣遂惧连带之责，是以观望（转年乾隆即位，各地遽将所举上报，殿试者百七十六人）。明年，高宗即位，“再诏督促，期以一年内齐集阙下…。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下吏部议，定为两场，赋、诗外增试论、策。九月，召试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赐燕如例。试题首场赋、诗、论各一，二场制策二。取一等五人，…授编修。二等十人，…授检讨；…授庶吉士”。次年，又对上年未及至者补试体仁阁。应试虽多，然能列一二等者不过二十几人，不及康熙十七年之盛。来者仍众，说明民间愿为朝廷出力的处士并不少，但卓异者却寡，盖既有训诂所致理念变化主导考核的因素，也有督抚所举多耄老之士的原因；而入学校、科举者已渐成为国家人才主流。“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右文之盛，前古罕闻。时承平累叶，海内士夫多致力根柢之学，天子又振拔淹滞，以示风励，爰有保荐经学之制”。光绪“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取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迨授官命下，京职、外任，仅就原阶略予升叙，举、贡用知县、州佐，以视康、乾时词科恩遇，浸不如矣”。光绪末再行辟举，而此时价值观异化已凸显，故帝以冗滥，寝太后前诏；后2年又亲试各地所荐，而恩秩已薄。

　　孝廉方正科，始于康熙六十一年，世宗登极，诏直省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章服，备召用。雍正元年，诏曰：“国家敦励风俗，首重贤良。前诏举孝廉方正，距今数月，未有疏闻。恐有司怠于采访，虽有端方之品，无由上达。各督、抚速遵前诏，确访举奏。”寻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荐举二员，用知县；年五十五以上者，用知州。其后历朝御极，皆恩诏荐举以为常。乾隆元年，“吏部议准府、州、县、卫保举孝廉方正，应由地方绅士里党合辞公举，州、县官采访公评，详稽事实。所举或系生员，会学官考覈，申送大吏，覈实具题，给六品章服荣身。果有德行才识兼优者，督、抚逾格保荐赴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验看，候旨擢用。滥举者罪之。五年，定考试例。除朴实拘谨、无他技能、不能应试者，例予顶戴，不送部外，其膺荐赴部者，验看后，试以时务策、笺、奏各一于太和殿门内。道光间，改于保和殿，如考试御史例”。孝廉方正科为历朝御极之常，用于亲民官，乾隆后定考试例，乏才不能应试者，仍予顶戴。乡绅里党合辞公举，州、县官采访公评，详稽事实的做法，与汉代乡举之制略同；前提是有族、里、乡的长期稳定与相识相知，若如明代之流民遍地，则无从乡举。能行乡举，往往就会有能代民言之父老，此察征民意民情之所以易也。同治初元，盗匪划平，亟亟于民生，“明诏选举，又以知县黎庶昌条陈，谕令在京四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不限绅士、布衣，以躬行实践为先，毋得专取文词藻丽者，滥膺盛典；其有年登耄耋，或诚朴无华，足为里闾矜式，不原来京者，州县官岁时存问，赐以酒米”；同治致力民生恢复，广民间辟举，有以民正官、督官的作用。“光绪六年，定自恩诏日起，予限八年，人文到部；每年二月、八月，各会验奏考一次，逾限者止许章服荣身，不得与考。初制授官用知州、知县，厥后荐举人众，乃推广用途，分别以知县、直隶州州同、州判、佐杂等官及教职用。知县得缺视拔贡，教职视大挑二等举人，馀均分省试用序补”。

制举历朝以来，有司奉行，第应故事，但所选拔，功绩卓著者不多；惟嘉庆朝湖南严如煜以对策第一，召见授知县，咸丰朝湖南罗泽南以书生率湘勇越境剿贼，皆以勋绩见称于时。而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九、（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