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明代选举4

四、清代选举

清代虽是少数民族创立的朝代，但却能回归社会性思维解读儒学（很大程度上在于金代的儒治实践历史及对明代教训的深刻总结），从世祖、圣祖的垂范中适，到世宗、高宗抑宋理而兴训诂，极大地厘清了儒学的哲理本原，重新唤起了民众家国一体之心，遂使秩序之纲从人君意志转向人性大同，君臣的通儒层次大为提升、选拔层级更为适当，故贤德廉干之吏能始终占据主流，使清代的能群秩序不断强化与巩固（直到清末）。这是清代能将农耕文明下的国家实力做到极致的治道源泉。绝大多数诸帝都懂得求治在于德清道明基础上的中适精辨与落实，进以壮大能群合力，能群合力则决定国力强弱；故清代礼制能转以明恩奉义为重，虽曰“初循明旧”，然多去冗假，诸如前代极盛之神祀典礼，颇有抑除。其礼之形，唯释奠孔子规格之高、贤哲忠功入祀之广堪称历代之冠，也可视为清别于前代的礼制特色，史家遂有“恩义兼尽，度越唐、明远矣”之论；其礼之质，则重选拔层级的适当性及落实各层级德能的遵奉要求，是以取人重科考、更重行为履历，任官重业绩、更重官声民意（官声亦来自民言），监督重大吏、宽小吏并更重笃行操守。这种责实探求，促使竞德之选及教化普及都成效显著。

论清代科举，既制承明代，又多改良，“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在职官上，虽亦六科与台宪结合，却无厂卫之设、中官颐指；虽亦不设丞相，却因德道之清厘，不仅多勤政开明之君，且能拔贤而任、推诚于下（封疆权重远超宋明，却又无唐代自专之祸）。科举始终受到民间学术发展的影响，清初虽沿承理学，但却自（崇德）顺治就能去除自是，而转向中适求是，使治道回归孔孟儒学；到雍、乾训诂复兴，再到道、咸价值观异化，而有同、光的理学回归，一直都牵引学校与科试，既使汉学振起，崇汉学者得拔，也最终未能摆脱理学之误。论其从责实逐步由宋学走向汉学，造就国家长兴之后，又因自然观被打破而复重宋理之性天，反映了国人自然认知受理学误导之深固，遂面对列强工业化扩张，不知所措。清代太学从肄业入仕逐步转向为科举输送人才，而教职也始终受到尊重，地位远高于明代，加之基层官吏的中适引导，民风能趋随士风，士风趋随官风，遂使朝廷以吏治正官风而化民风的举措颇得其实，故清代教育除了学校普及以经史为载体的价值观教育外，还包括更广泛的对百姓日常操守培养与化导。清代选官也对应出身，但主在初授，转迁则更看实绩；清代督抚改为常设，封疆权重而监察稽核不疏，且形成了系统的公府辟举制度，地方大吏可自请辟任属僚（幕府重现汉代之盛），既为举人以至诸生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也促使大吏始终未怠察才搜贤之心。清代考核官员，诸司长官和地方封疆对属吏，并无明代的刻薄制下之习，而多有宽大包容之心以至近于姑息，故屡被诸帝督责；但清代治吏，对大吏尤严，其奉法只是基础，核心则在秉持德道纲常之操守，故圣祖谕云：“大吏以操守为要”，曾国藩言曰：“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这也是清代礼制区别于前代的特色（康熙间，群臣屡请上尊号，圣祖皆不许，曰：“加上尊号，乃相沿陋习，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以欺不学之君耳。本朝家法，惟以爱民为事，不以景星、庆云、芝草、甘露为瑞，亦无封禅改元之举”。由此可知，晚年潜心性理，也是在探求天地自然之道，而非追求秩序之纲的变化）。有清一代因心术不正而被贬诛之尚书、督抚等大吏，不胜枚举，使重上轻下的考察之风贯穿了整个清代。清代任官有满汉畛域，乾隆尤重，致有“内满外汉”之说，直至咸同才得以破除。异途之捐纳从顺治持续至光绪（其间虽有叫停，也只是暂息），清代一直试图把控捐纳以功授爵之铭功的正向作用，排除以财谋官蚀毒吏治的负向作用，以使朝廷在出现战乱、灾难及大建设需求之际，不致向百姓增赋加派，而能以捐资应对；从清代实践看，把控捐纳的正向作用、抑止负向作用，除了整体治道理念的贯行与引导外，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在所捐财物尽用于国计民生的层次与程度；二则是更主要的，即能有效规制所授权力的使用方向，包括任前的学习、考试，任中的引导、监督，及更严格的定期考核等（核心仍是对捐纳官的操守引导监察）。

故论清代比于明代之变，主要不在制度之形而在充形之魂，即德道回归孔孟的中适民本，汉学训诂由是而兴，家国一体随之回归。然却并未突破人性伦理与天地自然之道相混同一的认识，以至有咸同之后的价值观异化和办造工业的进退无常，甚至面对迷茫，反而加大了向宋理性天求解的力度（遂有理学复兴），当然也促成了新制学校的兴起，却又因受制于人伦与自然的相混同一认识，始终步履维艰。以下分学校、科举、铨政之选任、推选之荐举、考绩、捐纳、新制学校七部分加以论述。

（一）    学校：

清代虽沿明制，但更尊师重教、考法严密；并以雍正重振太学为引导，在得益于训诂之下，使学校教育走向责实：其明经，不在帖诵经文的形式，而在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治事，不在修知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而在能穷究其源流利弊。生员录取既注重才德，也重视社会引导效应，因成恩、拔、副、岁、优“五贡”之入仕正途，与科举并列；但总体上，清代对太学，逐步狭窄其入仕之途，而强化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教育功能。清代增新算学隶国子监，遵康熙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即几何学。

　　有清学校，亦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此外，还有书院与义学。

　　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少詹事李若琳首为祭酒，请仿明初制，广收生徒，官生除恩廕外，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民生除贡生外，廪、增、附生员文义优长者，并许提学考选送监。又言学以国子名，所谓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前朝公、侯、伯、驸马初袭授者，皆入国学读书。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并请送监肄业。诏允增设满洲司业、助教等官，是为八旗子弟入监之始”；“肄业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凡四：曰恩监、廕监、优监、例监。廕监有二：曰恩廕、难廕。通谓之国子监生”。清代将贡与监分开，为的是便于实施不同的教育管理，凡由州县学升入者皆谓贡，奉命或符合其他条件入学而不由州县学者皆谓监。

　　太学六堂肄业，分内、外班。“初，内班百五十名，堂各二十五名；外班百二十名，堂各二十名。户部岁发帑银，给膏火，奖励有差，馀备周恤。乾隆初，改内班堂各三十名，内、外共三百名。既而裁外班百二十名，加内班膏火，拨内班二十四名为外班。嘉庆初，以八旗及大、宛两县肄业生距家近，不住舍，不许补内班。补班之始，赴监应试，曰考到；列一、二等者再试，曰考验。贡生一、二等，监生一等，乃许肄业。假满回监曰复班。内班生原依亲处馆，满、蒙、汉军恩监生习繙译或骑射，不能竟月在学者，改外班；旷大课一次，无故离学至三次以上，例罚改外。置集愆册，治诸不帅教者。出入必记于簿，监丞掌之。省亲、完姻、丁忧、告病及同居伯、叔、兄长丧而无子者，予假归里，限期回监。迟误惩罚，私归黜革，冒替除名”。清初入监，须考试补班，升入六堂之广业，才始为太学肄业。而太学内外班，指从广业逐渐升至率性的肄业之班，内班住馆，外班不住馆；贡、监生从入监到补班（即入广业），须考到及考验，贡生考到一二等、考验仍一二等；监生考到一等、考验仍一等，方可入班肄业；并置集愆册，治诸不帅教者。内班依亲不住舍、恩监不能竟月在学者，改外班。可见，对学生的作息规范要求很严。所以，六堂入班人数要少于在监学生总数（入班者是成功进入六堂肄业的学生）；且清初仍有拨历，故在监学生总数又大于坐监人数（除坐监学习者外，还有拨历诸司历事者）。

　　课士之法，“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司业以下，博士、助教、学正、学录月皆按日排有课。此外，清代新增算学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为现代几何学；其后随着与西方往来日密，使清代算学基本达到了现代高等数学的程度，包括对数、三角、函数、代数、积分、微分等）。

　　清初有监生历事之法，沿明制而异。明代贡生至有积分资格，才可拨历诸司，即积分资格是拨历的条件，因学生功利心强，对拨历趋之若鹜，而积分至8分及格之正途则日益乏人。清初积分与拨历则分途，优秀者许积分，积分即可肄业，至及格毕业送廷试超选；不与者坐监学满后拨历诸司，历事期满廷试考职，合格者第等入选；积分不满者，既可选择拨历，也可选择再读继续积分。其后为使诸生静心治学，皆罢（论之仅是国初拔才之权宜；惟考选通文理能楷书者，送修书各馆，仍予拨历）。“监生坐监期满，拨历部院练习政体。三月考勤，一年期满送廷试。…顺治三年，祭酒薛所蕴奏定汉监生积分法，常课外，月试经义、策论各一，合式者拔置一等。岁考一等十二次为及格，免拨历，送廷试超选。十五年，祭酒固尔嘉浑议：‘令监生考到日，拔其尤者许积分；不与者，期满咨部历事。积分法一年为限。常课外，月试一等与一分，二等半分，二等以下无分。有五经兼通，全史精熟，或善摹锺、王诸帖，虽文不及格，亦与一分。积满八分为及格，岁不逾十馀人。恩、拔、岁、副，咨部历满考职，照教习贡生例，上上卷用通判，上卷用知县。例监历满考职，与不积分贡生一体廷试。每百名取正印八名，馀用州、县佐贰。积分不满数，原分部者，咨部不得优选。原再肄业满分者听。’从之。…十七年，固尔嘉浑奏停积分法，后遂不复行。康熙初，并停拨历，期满咨部考试，用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自是部院诸司无监生，惟考选通文理能楷书者，送修书各馆，较年劳议叙，照应得职衔选用，优者或加等焉”。可见，清初就已重视太学生学业，故重肄业积分正途，也鼓励监生走积分及格之途，其后又停朝考，促使学生以参加科举为途，遂恢复了太学以学为主的教育功能。康熙初，积分、拨历并停，太学以重教学为务；其初学生为学期满，咨部考试合格后，仍入选除官；其后以贡生一途妨碍科举公平，康熙26年罢岁贡廷试，但由学政挨序考（仍有第等升级之序），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作为初除（比前廷试除授降等）。而太学只以教学为务，入监诸生亦以参加乡试为入仕正途。然由此，各地学生少有入监之意矣，虽起拔贡、优生之制以代岁贡，终无大效，直到雍正重振太学，复加除授，才渐得恢复，至乾隆56年复停。其意，既在希以国学为教育而非入仕之途（生员在监学习有成，则仍以科举入仕），也为重科举学术不专于太学的学风。

　　各类生员坐监期各有不同，“监生坐监期，恩贡六月，岁贡八月，副贡廪膳六月，增、附八月，拔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恩廕二十四月，难廕六月，例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俊秀二十四月。例监计捐监月分三十六月。雍正五年，定除监期计算。各监生肄业，率以连闰扣满三年为期。告假、丁忧、考劣、记过，则扣除月日”。自康熙26年停贡生朝考后，逐渐统一各类生员坐监学习期限；其差异也在之前基础不同。学满期限后，可由本省学政考较，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更可以科举入仕。至雍正以拔贡复重国学，故其后“各监生肄业，率以连闰扣满三年为期”（乾隆初年定）。

贡监生诸色目多沿明制，亦有创新，以其拔人之不拘一格。

岁贡，沿明制，“取府、州、县学食廪年深者，挨次升贡。顺治二年，府学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二岁一人，一正二陪。学政严加遴选，滥充发回原学。五名以上，学政罚俸。十五年，令到部时详查，年力强壮者，乃许送监。康熙元年，减贡额，府三岁二人，州二岁一人，县三岁一人。八年，复照顺治二年例。康熙二十六年，罢岁贡廷试，其后但由学政挨序考，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得缺后，巡抚一加考验，原入监者益鲜矣”。康熙时罢岁贡廷试，但并未全罢贡生入仕，只是降等，考试由本省学政主持，合格除授亦以本省训导，并由督抚详加考验；为的也是弱太学升次、强科举取人，从中反映了圣祖以太学入仕有对科举不公的认识，且对太学教育与民间学术之异已有觉察，于是岁贡愿进京入监者大为减少。贡生的入仕之路，也是参加乡试或回本省考取训导；但清代入官后的迁转则在实绩，训导只要自修自重仍可大有前途。

恩贡，因明制，国家有庆典或登极诏书，以当贡者充之。如顺治元年，诏直省府、州、县学，以本年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历代恩诏皆如之。

拔贡，因明选贡遗制，“顺治元年举行。顺天六人，直省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康熙十年，令学臣于考取一、二等生员内（州府学考），遴选文行兼优者贡太学，从祭酒查禄请也。明年，始选拔八旗生员，满洲、蒙古二人，汉军一人。时各省选贡多冒滥，三十七八年间，祭酒特默德、孙岳颁面试山西选拔张汉翀等六名，陕西吕尔恆等四名，广东陈其玮等三名，均文理不堪，字画舛谬，原卷驳回，学臣参处，遂停选拔。雍正元年，礼部尚书陈元龙疏请严成均肄业之规。部议，太学监生，皆由捐纳，能文之士稀少，应令学臣照旧例选拔送监。从之。五年，世宗以岁贡较食廪浅深，多年力衰惫之人，欲得英才，必须选拔。命嗣后六年选拔一次。明年，又谕学政选拔不拘一、二等生员，酌试时务策论，果有识见才幹，再访平日品行，即未列优等，亦许选拔。故雍、乾间充贡国学，以选拔为最盛。乾隆初定朝考制（原部考廷试制度的正式恢复），三年期满，祭酒等分别等第，覈实保荐，用知县、教职”。经过康熙一朝的积累，使世宗对儒家经义有了新的认识，是以复重太学，与圣祖公平科举，相得益彰；公平科举在学术上有汇聚民智、不专学校的作用，重视太学在学术上有去粗取精、加速普及的作用，遂有雍乾时期的训诂之兴。且康熙停朝考以后，太学尚未在人才培养的责实方面有优于州县学的变化创新（以起到引领作用），使地方生员愿趋者少，而捐纳生员日益成为主流。正是雍正的务实，不仅使拔贡成为此期间太学的主要生源，而且革新了太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其“试时务策论，果有识见”的取人主旨，同样显示了不专学校教义之意；因拔贡质量的提高，至乾隆初，又恢复了朝考制，其入官初除等第也基本复原。论清代拔贡比明代选贡持久，全在选拔标准的清晰，不似明代，弘治知选贡之益，之后沦为充数，到万历则以非祖制、妨岁贡而罢。乾隆三年，随着太学的振起，曾有以学校第升来取代科举之争议，而当时日益兴盛的训诂，使乾隆认清了科举能汇聚民间学讲成果、弥补国学教义偏失的重要性，这场争论于是以减量学校升次、增大科举取人而落幕；“七年，帝以拔贡六年一举，人多阙少，妨举人铨选之路。且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进身。改十二年一举。遂为永制”。这是北宋崇宁三舍的反向操作，既重乡试的科举之公平而不专学校教义（圣祖），又保持了国学对经义之汇聚与传播功能（世宗），是对康熙与雍正所重兼蓄的融合与巩固，足见训诂对帝影响之大。但乾隆对国学教育不曾放松，始终重视教职质量，“十六年，以天下教官多昏耄，滥竽恋栈。虽定例六年甄别，长官每以閒曹，多方宽假。谕详加澄汰。廷臣议，督、抚三年澄汰教职员缺，以朝考拣选拔贡充补。未入拣选者，劄监肄业如旧。四十一年，定朝考优等兼用七品小京官。五十五年，朝考始用覆试。学政选拔分二场，试四书文、经文、策论。乾隆十七年，经文改经解。二十三年，…会同督、抚覆试。朝考试书艺一、诗一”。为加强教职选拔与考核力度，定督抚三年澄汰教职例，其员缺以朝考拣选拔贡充补，并始加复试；尤其学政考核，改考经文为考经解，也在乾隆朝训诂之得，经解深入对各地学校教义清晰，意义重大。

副榜入监，“顺治二年，令顺天乡试中式副榜增、附，准作贡监。廪生及恩、拔、岁贡，可免坐监，与廷试。十五年，他贡停，惟副榜照旧解送。康熙元年，停副贡额（康熙初元的政策调整，多在亲政后又改回）；十一年，以查禄奏，复旧制优贡之选，与拔贡并重”。

优生，“顺治二年，令直省不拘廪、增、附生（为府州县学生员递等），选文行兼优者，大学二人、小学一人送监（人数多者为大，少者为小）。康熙二十四年，以监生止输纳一途，贫窭之士无由观光，令照顺治二年例选送。雍正间，始析贡监名色，廪、增准作优贡，附生准作优监。乾隆四年，限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任缺无滥。学政三年会同督、抚保题，分试两场，略同选拔。试四书文、经解、经文、策论，后增诗。二十三年，定优生到部，如拔贡朝考例。试书艺一、诗一，文理明通者升太学；荒疏者发回，学政议处。…嘉庆十九年，御史黄中杰条奏，请与拔贡一体廷试录用。…然卒以无录用之条，多不赴京报考。同治二年，议定甲子科始廷试优生，仿顺天乡试例，分南、北、中卷；…考列一、二等用知县、教职，三等用训导”。优生类拔贡，也是优选贡生之例，初无定制，随诏而选；乾隆后，学政一任，得识拔优生数名，不似拔贡12年一举，朝考亦如拔贡；但嘉庆后，因少无录用之条，使优生一路人数为鲜；至同治初，因各省急需吏员，又得重启，朝考之制复如拔贡。恩、拔、副、岁、优，时称“五贡”。科目之外，由此者谓之正途，所以别于杂流也。

   例贡与例监相仿，廕监有二，曰恩廕、难廕，均为监生；“由廪、增、附生或俊秀监生援例报捐贡生者，曰例贡；由俊秀报捐监生者，曰例监。凡捐纳入官必由之。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为监生。恩廕，凡满、汉子弟奉敕送监读书，恩诏分别内外文武品级，廕子入监。顺治二年，定文官京四品、外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送一子入监。十一年，觉罗廕生照各官廕生例，一体送监。包衣佐领下官子弟，向例不得为廕监。康熙九年，例除。宗室给廕入监，自康熙五十二年始也。难廕始顺治四年，以殉难陕西固原道副使吕鸣夏子入监读书。九年，定内、外满、汉三品以上官，三年任满，勤事以死者，廕一子入监。后广其例，凡三司首领，州、县佐贰官死难者，亦得廕子矣”。例贡、例监是凡捐纳入官必由之途，即平民以捐纳入仕必先入监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第等授官。

   雍乾之太学振兴，不仅以拔贡为生员主力，且革新了学术和教学方向。圣祖季年，潜心理学，57年科场“论题专用性理”；至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此举不仅对科举与官风，且对国学教育同样影响巨大，于是抑宋理而复汉学，遂启清代训诂之兴。雍正三年，始设管理监事大臣。乾隆二年，孙嘉淦以刑部尚书管监事。初，嘉淦在世宗朝官司业，奏言：“学校之教，宜先经术，请敕天下学臣，选拔诸生贡太学，九卿举经明行修之士为助教，一以经术造士。三年考成，举以待用。”议未及行，迁祭酒，申前请，世宗韪之，于是拔贡始多。“至是，请仿宋儒胡瑗经义、治事分斋遗法。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中、传说诸书，探其原本，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究其源流利弊。考试时，必以经术湛深、通达事理，验稽古爱民之识。三年期满，分别等第，以示劝惩。从之。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劄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季考月课，改四书题一，五经讲义题各一，治事策问一。时高宗加意太学，嘉淦严立课程，奖诱备至，六堂讲师，极一时之选，…时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太学以明经、治事分斋教授虽是宋儒旧法，但明经须通于历代治事，方知义理之实，才可深刻讲明人伦日用之理，不致肤浅；治事必明于儒经本原，方见利弊于深，才可切实务穷究其源流利弊，不致沽形。从经义，到典制，再到治功是一脉相承的，经义必寓于典制而为治，故辨析其治功，才得见经义之社会性与个体性之异，也才尽知典制之利弊及疏漏。此又宋理之所欠缺也（以不通悟性人而直奔性天，张载“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朱子亦言“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足见其轻史也甚，遂自欺而误人）。自雍正重振太学，至乾隆，明经能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治事能穷究其源流利弊，就在两者相合的相互引导、印证的探研，遂能学以致用、用以求学，使国学教育走向责实，这是乾隆能改分经为五经并试的原因，从而也掀起了训诂之高潮。其给后人带来的启示：教学不在记诵或应试，而在讲明日用之理，理不通则学不诚，学不诚则无以化；只有学诚，方能以之修身，方能以之致用，致用而如理，则日益昭明不惑，进而方能守笃不易，这是人伦哲理及价值观教育的责实方式（根源则在立足人性为教、求治）。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太学生待遇，嘉淦疏言：“各省拔贡云集京师，需住监者三百馀人。六堂祗可诵读，不能栖止。乞给监南官房，令助教等官及肄业生居住。岁给银六千两为讲课、桌饭、衣服、赈助之费。”允之。是为南学。

　　“至道光末，住学者百馀人，诏整饬南学，然监规颓废已久，迄难振作。咸丰军兴，岁费折发，章程亦屡更。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明年，增发岁费三千两。九年，乃复旧额。选文行优者四十人住南学，厚给廪饩，文风稍稍兴起。光绪二年，增二十名；十一年，许各省举人入监，曰举监；其后无论举人、贡监生，凡非正印官未投供，举、贡未传到教习，均得入监，以广裁成”。乾隆末复停朝考，而拔贡12年一选；嘉庆因循故事，教官考校诸生也日益宽疏，教学质量下降，导致其后太学住馆生逐渐减少。同时嘉庆以后，虽窄太学入仕之途，却仍保留以教职安排贡生出路（“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优贡就教，附岁贡末用训导”），也使教官素质有所下滑，故有道光季年的整饬之诏。但仁、宣两朝总体上，依然贯彻弱太学入仕、强科举取人的宗旨，尤重各省乡试及会试责实，遂立复试之制。初，“乾隆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覆试诗失调讹舛，不符中卷，除名。诏旨严切，谓‘礼闱非严行覆试，不足拔真才、惩幸进’；至嘉庆初，遂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覆试，非经覆试，不许会试”。

　　五贡就职，“学政会同巡抚验看，咨部依科分名次、年分先后，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只有捐纳岁贡自康熙中就以“难为人师表”予以调整；雍正初明确捐纳贡生，教谕改县丞，训导改主簿）；“贡、监考职，定例必监期已满，乃许送考。惟特恩考职，不论监期满否”；这是康熙停朝考及乾隆末复停考职之后的五贡就职常态。而在康熙停朝考之前，及雍正以拔贡重振太学之后的考职，其入官等第明显要高：“初制，考职岁一举，贡、监一例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录用。乾隆元年，定考职以乡试年、恩科不考。恩、拔、副贡考列一等以州同、二等以州判、三等以县丞选用。岁贡一等以主簿、二等以吏目选用。原就教者听。捐纳贡监考取如岁贡例（所用职低）。五十六年停考职。嘉庆五年，仅一行之”。至乾隆末，五贡停考职，太学升次入仕之途复被削抑。虽嘉庆以后，遇乡试年，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得具呈就职、就教，但入选人数很少，大部分贡生皆须以科举为仕途。虽然太学入仕之途自此变暗，但为科举输送人才的功能却日益彰显，故《清史稿》云“同、光间，国学及官学造就科举之才，亦颇称盛”。至光绪末，为促进新学制转换，须对原学制生员加大安排，故“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停科举摺宽筹举贡生员出路一条，…诏议行。明年，政务处详议，己酉拔贡，照向额倍取，本年丙午考优。以后三年一考，视例额加四倍。廪生出贡许倍额。部院考用謄录，分举人、五贡、生员三等。二年期满奖叙。举人、优、拔，择尤改用七品小京官。又为广就职之例，五贡一体以直隶州州判，按察、盐运经历，散州州判、经历，县丞，分别註选，或分发试用。盖五贡终清之世，未尝废弃也”。光绪末，加大贡生额取及职叙，本意是为原学校大龄生员作出路安排，却不想其有无长民治世之才德。而未来新学制将与原学制大为不同。

算学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乾隆四年，额设学生满、汉各十二，蒙古、汉军各六。续设汉肄业生二十四。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部限一年通晓。七政限二年。有季考、岁考。五年期满考取者，满、蒙、汉军学生咨部，以本旗天文生序补。汉学生举人用博士，贡监生童用天文生”。其“御制数理精蕴”，为现代几何学；其后随着与西方往来日密，使清代算学基本达到了现代高等数学的程度（包括对数、三角、函数、代数、积分、微分等）；但清晚期以前，一直将算学作为术数之学，而非常识性基础学科（深入其他自然学科的工具），反映了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严重不足，原因也在理学性天自然观的普及。

八旗官学，亦隶属国学。顺治元年，为满员子弟就学，“八旗各建学舍。每佐领下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馀习满书。二年，从所蕴言，合两旗为一学。每学教习（教官）十人，教习酌取京省生员。其后学额屡有增减，教习于国学肄业生考选，止用恩、拔、副、岁贡生。如无其人，准例监生亦得考取。举人原就，一例考选”；“乾隆初，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率，三年内讲诵经书，监臣考验，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年长原学繙译者，归满文班。三年，钦派大臣考取汉文明通者，拔为监生，升太学。与汉贡监究心明经治事，期满，择尤保荐，考选录用”。官学虽隶属太学，教官只用恩、拔、副、岁贡生及监生；但层级比太学为低，其学优者方得拔入太学，与汉贡监生共同研习。“（乾隆）八年，定汉教习三年期满，分等引见。一等用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铨选。一等再教习三年，果实心训课者，知县即用”；可见，对官学之汉教官的重视程度之高。“嘉、道以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虽明谕屡督责，迄难振刷”；官学废弛，也因入仕之途变暗；其后咸丰战乱，直到同治才得以整饬，遂仍为科举造才称盛。光绪31年，“监臣奏于南学添设科学，未几，裁国子监，并设学部。文庙祀典，设国子丞一人掌之。八旗官学改并学堂，算学亦改称钦天监天文算学，隶钦天监。而太学遂与科举并废云”；从光绪末减文庙祀典、算学隶钦天监，可知其价值观异化，以及添设所谓科学的教改之偏（既未能匡正自然观，又进一步混乱价值观），仍未认清数学是进修其他学科的常识性基础学科。

“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世祖勘定天下，命赈助贫生，优免在学生员，官给廪饩。顺治七年，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寻颁卧碑文，刊石立直省学宫。…初，各省设督学道，以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惟顺天、江南、浙江为提督学政，用翰林官。宣大、苏松、江安、淮扬、肇高先皆分设，既乃裁并。上下江、湖南北则裁并后仍分设。雍正中，一体改称学院，省设一人。奉天以府丞、台湾以台湾道兼之。甘肃自分闱后，始设学政。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员额时有裁并。生员色目，曰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曰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生员额初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嗣改府视大学，大州、县视中学减半，小学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大府、州、县仍旧额，更定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名或八名。后屡有增广”。清代重视地方教育，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外，还广设书院及义学。自圣祖，日益淡化国学升等入仕，而倡导参加科举，使府州县学之功能日益与国学相等。

书院与义学。“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又有义学，社学。社学，乡置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令入学。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县多设立，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书院可视为州县学的进一步深造；书院之设，也反映了清代更加重视民间学术探研及教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代对太学入仕之途的日益压缩，而督导诸生参加科举的原因，以兼容民间学术成果（与明代国学始终不采民间学术形成鲜明对照）。义学则因朝廷忧各地生童，以家贫不得受教而设，是州县学前之学（入州县学无须学费，学优者还给廪禄，但学前则自费），且设立得亦较普遍。

“儒童入学考试，初用四书文、孝经论各一，孝经题少，又以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命题。嗣定正试四书文二，覆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雍正初，科试加经文。冬月晷短，书一、经一。寻定科试四书、经文外，增策论题，仍用孝经（与科举论题同向）。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凡新进生员，如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以次期新生入学为满”（科试呼应乡试分期）。

教官考校诸生之法，“有月课、季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翌日讲大清律刑名、钱穀要者若干条。月集诸生明伦堂，诵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诸生环听。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试卷申送学政查覆。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御史辛从益以为言，诏令整顿。嗣是教官多阘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对诸生以考试结果行六等黜陟法，以示劝惩，“视明为繁密；考列一等，增、附、青、社俱补廪。无廪缺，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各候廪。原廪、增停降者收复。二等，增补廪，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停廪降增者复廪。增降附者复增，不许补廪。三等，停廪者收复候廪。…。四等，廪免责停饩，不作缺，限读书六月送考。…。五等，廪停作缺。…。六等，廪膳十年以上发社，六年以上与增十年以上者，发本处充吏，馀黜为民。…。科试一、二等送乡试，帮补廪、增。如岁试大率祗列三等，八旗生员给钱粮，考列四等以下停给，次届列一、二、三等给还。优等补廪、增，劣等降青、社，如汉生员”。

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

“学政考覈教官，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康熙中，令抚臣考试。嗣教职部选后，赴抚院试。四等以上，给凭赴任；五等学习三年再试，六等褫职。雍正初，定四、五等俱解任学习。六年考成俸满，尽心训导，士无过犯者，督、抚、学政保题，擢用知县”；教职入官非自科举者虽不少（贡生），但考课始终严格；考满擢知县（再迁转亦以实绩），也大开了教职的前途空间，故地位远高于明代。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九、（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1（原文被删，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