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三） 

（一）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规范和国防（外交）体系

君王（君子）在以上九经操守的指导下，以相关制度、体制，构建体现儒家治道的社会秩序、经济体系和国防（外交）体系，以形成选官拔才竞其德、丰财富用均其利的治理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人之并育不害。

1）         社会秩序的构建

    儒家治道的核心是构建立五常价值观规范（核心是以仁为德）和秉持上下并育不害的中庸之道（核心是以中适为道）；以君王（君子）率先垂范为践行起点，九经则是对君王在治政中的操守规范：修身以成德、尊贤以明道、亲亲以广教、敬大臣以任事、体群臣以恤吏、子庶民以劝业、来百工以足用、柔远人以和夷、怀诸侯以归治，这是国家治理的起点。在九经操守之下，才能正确把握各领域制度、体制的建设方向，重点建设三条主线，一是以礼制为手段，使五常贯行于五伦，再推及他人的思行规范之教化线（教之以礼，导之以理的互动相成而兼顾求是，进而化之于仁德、中适以明长远，使民知所去就）；二是通过个人对礼义规范遵奉程度的贤德评价，而形成等级秩序的礼制激励之选拔线（贤德居上所以立）；三是均衡资源财富分配，以使民得制恒产、劝民进业的财富线（民有恒心而国用充足）。

儒家立德以仁、求是以中适，因其并育之兼顾，使恪求之理更近于公理，故能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与维护，遂使其无论治道理念抑或法令措施都更能经于长远、得以稳定；故曰：儒家求得在于得之长远与稳定，不似法家只求速得而不避其害。天下者大器也，群生者重势也，必立之于易正难倾而非易倾难正之道，方得久安而长兴；其中的难倾、久安，都在于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悦从，才能实现；这是儒家立足人性贤本，以仁德与中适规范构筑社会秩序基干的出发点。所以，凡事具体的政令措施必须贯彻、体现仁德、中适这一核心，以深入化导千家万户以至每个人，从而形成并巩固治道的持久稳定，以实现能群的持续强壮，方可谓治之大道。《晋书》尝云：“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重者，不可以争竞扰（此处指人伦领域而非自然科学领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御其大灾（能群的必要）。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薮泽也（能群理念内涵）。然后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爱以固之（理念解析落实）。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辟消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使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既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之道，全在弘本于人性贤端之德，并以并育不害之道行之，遂有民心归一的能群，进而汇智聚力；如此，自然“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小道者，基于利而不笃于德，术能之谓也，虽可局部兴利于一时，但广用时长不仅各中相妨相伤，更害于大道而终致大患；争竞者，趋利而避劳、逐乐而恶忧者也，如此则争利之富而避生利之苦，逐享权之贵而恶用权之忧。

富与贵人皆所欲，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名位、财富、机会等）相比于人的欲望总是不足的，所谓欲无所穷者也。若凡由百姓以逞智之心、惑于逐鹿之说，各纵其能而竞取，就成了以小道治天下、以争竞扰群生，则必使狂狡者诡诈尽欺、仁厚者怀忧隐没、强悍者颠蹶施夺、孱懦者生无所恃，于是应得不得、当有非有，论理日邪、积习渐乖，社会百善不兴、百恶不败，逆乱循复以致“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名曰公平，实则致乱危亡（与自然界秩序无异），所以，必须本于人性贤本之德（仁）、并育不害之道（中适），才能构建万民悦服的选拔秩序规范；之所以有人人悦服的选拔秩序，在于人性贤本的天赋人同和皆期务长远的本性。以万民悦服的选拔层级主导各项治理与建设，包括资源利用及分配，才能使百姓更明于长远而悦劝愿从、立家国一体之志而同向进勉。故选才任官在竞，竞其德也；资源财货在均，均其利也。竞以任贤，均以养民，以此主导构建和谐互助的社会秩序，进而引导民众比较破坏秩序以谋取更多财利，与追求公理正义以维护秩序，两者之间，如何抉择才对自身、自家及子孙更具长远、稳定之大利；是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其要在以顺性之理、遵理之道而能使应得者得而仁爱他人，未得者悦而影从受劝，非分者自知义亏而无怨，于是上下相安、各尽其分，才是应大器之大道；实质在于本德道之比、长远之识的间分选拔所构筑起上下利益同一的秩序基干之健康强壮（致力于上下利益同一的社会秩序基干健康，所以为大道；致力于各方利益相异的实用术策权谋，所以为小道）。可以看出，构建儒家社会秩序的核心，亦即保持秩序基干健康的灵魂唯在于竞德道（仁德中适）之人才选拔公平而已（厘德义之清、道守之正，也是为了能使拔人之所竞有广泛的民众认同，故德道不可离性、悖性），所谓“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云者，故《尚书》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忧乎有苗？何忧乎巧言令色之孔壬？”官人之哲，拔人竞德也；安民之惠，财货均利也；能哲进而才能惠；孔子亦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人才选拔基于全民的公平性（无先入的阶级性划分：见下之南北朝和唐代比较），是保证社会秩序公平的核心，而这种公平性又是实现资源财富均衡分配的前提，故有举贤任德之制、尊贤体敬之经、士人规范严于庶民之礼以明贤德居上，继而才能力行振乏恤孤之政、调均贫富之度（“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之类）、大禄者不得兼小利之规以求人有恒业。实际上，儒家治道的细节就是围绕所竞德的内涵之规范和所均利的措施之有效两个方向展开探究并不断完善的。《旧唐书》尝云：“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刘晏、李巽数君子，便时利物，富国安民，足为世法者也”，可见，选才拔黜之竞，是国家兴衰的保障（其中包括资源财货之均的适当）。任何不明于德之竞（如忽视德治的法治，无以成其法治之公平）、忽视于利之均（如各逞争竞之能的精英经济，恒生祸乱之动荡）的治道理念和措施的推行，都是在如孟子所言“安其危，利其灾，乐其所以亡也”，都是难免亡国败家的诱因。以下，在社会秩序中，重点论述对官吏的选拔竞德和对百姓的以德教化（资源财货的均利将在经济秩序中述及）。

先比较一下竞德、竞术之拔的区别，所对应的是儒家德道贵一的务本之政与以用为则的术用之政。德道贵一之下，以务德道守正为本，核心是以仁爱能群之性主导思行（仁之社会性），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能听取对方的异议和反对，真诚本于仁（爱人），明察对方之理，再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修正自己的主张（精求中适），使双方皆诚愿以此为是，这是本于德道的精求是非；越明德之深、求中适之广者，就越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跟从，越是精于此道者，就越是大德之人，越应在高位，此所谓拔人竞德。竞德的治理结果是更加广泛地促使士民（包括百姓和官吏）与朝廷凝聚成一心，上下同道同理之下，主动维护与正失的力量也会更全面、深层地普及，不仅朝廷权力运用得更通畅、有效（道深入人心，当权与道合时，权即会因道而集，道自会为权所用），而且汇聚的能群合力更大，使国力更强、基业愈固。历代贤君贵德尊贤，就在于虽时有表面之犯颜疾言，使君意不得行，但却在实质上因道正入心之广而为朝廷集权；这种集权非以命令式的强迫，而是臣民发自内心的遵从（因集人心而集权），因而具有更广泛的稳定性；诸如前述赵充国讨叛羌时，敢屡抗旨而陈远略，宣帝能数废前命而转听从，即上下皆以务本为政，遂使汉之诏令能广行域外万里，并成就西汉中兴之盛。

而以用为则的术用之政，以术求用，政在得用（用者，目的、结果以至措施形式之类也），不以全德守道为旨，其间因背离人性之德而遭反对及异议要广泛得多，所以也需要弄巧、使诈、用强，迫诱对方以自己的主张为是，就是以术能挟成是非，其软硬兼施之迫诱的配合，也有惑民众寡之分、似是似非之别，故也有术能高下之竞。以用为则之害，关键在于因缺乏本于人性且凝聚众心的德道标准以辨是非，使在上者（施治者）无法把握是非的调整之度（其调整之度，包括对反对和异议的择是去非之适，以及对此抉择本于德道的得失阐释；只要阐释清晰，由于百姓皆具备人性，故与民众形成共识并不难；即便仍有少数奸恶之徒作梗，也易清理而出），既而不断促使上下、官民利益对立，自然多有懈怠应付、明行暗阻以至借机图私等有令不行、曲变政令的现象，使政令难成其效；竞术之高者，虽可愚民于一时或得其效于局部，但皆无以广泛和持久，甚至人为主动虚构其用以图唱和，如汉武之后的以治狱深刻为忠、武周初的酷吏锻炼谋反、天宝时的为刑措而措刑…，等等，如此即见所谓“成效”，又会进一步对反对意见强硬弹压，导致悖性逆德积累日大、丧失人心渐广的不自知，终至祸乱四起。宣帝初，廷尉史路温舒尝论汉武以来之治狱，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多后患者，治狱吏者自身之患也）。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可见治吏以术能挟成是非，并非皆由奸恶，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缺乏本于人性的德道标准，以辨析求是的上下皆明能守之道，核心在朝廷寡德却重术求用，从而促使各级官吏以立用为务，逢迎表忠。施政若此，焉能不大伤人心、损毁国力？又岂会使天下万民诚愿遵朝廷之政令？显然，这是表面专权导致的实质丧权（因失人心而丧权）。武周初，徐有功屡为酷吏锻炼成罪者昭明其冤，“前后济活数十百家”，而后反遭诬陷为“党援恶逆”，罪论弃市；武则天亲诘之曰：“卿比断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则天下幸甚”；有功所谏弘大德、舍小过者，去用而任德也。《旧唐书》论曰：有功“前后为狱官，以谏奏枉诛者，三经断死，而执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时人比汉之于、张焉”。德源自人性之贤本，人皆有之，故以德求是，则我以为是者，人亦以为是，若能度其兼顾恰当，则必同悦于共笃（中适），这是团结最广大的民众、凝聚最广泛的人心之能群要途；以用求是则只强调目标和结果，致使以术求用泛起，表面上，虽人人也能认可目标之名，但由于缺乏辨析一事一物的是非准则之同，遂在实现目标过程中，人人以无德可守而只为利趋，于是逞智各异其解、逐利各展其术，以至悖德日远、人心愈丧，终南辕北辙。所以，若朝廷寡德求用，官吏又如何不泯德趋术？若官吏寡德，谁又不自顾而去顾国家？谁会愿自多留后患而不以争获公名邀进是图？如此，术能越高者，越以残民自获而得拔，欲望狱平政清，岂可得乎？由此不难看出，树立德道纲常和竞德选拔的重要。

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后汉书》曰：“诚知宰相自有体也”（“体”者，大体也；非才术智能之谓，而是指明人性之深，足备笃贤本之诚而善量彼此育害之度，故能豫众心之虑、众欲之远，而调和百姓百官之致力走向，以消众疑、定众志），都强调了以竞德为标准而形成的选拔层次秩序之重要（故孔子有“大受”、“小知”之说；《旧唐书》言“爱而知恶，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铉”，则提示了德与智的运用方向）。晋范弘之尝云：“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大致也分出了选拔的秩序层次；这三个层次的选人都突出了仁德的首重要求，其标准以明于德道并能清厘德道于凡事之求是者为上（孟子所谓“大人”者），以能躬身垂范、率先笃行者为次（明悟德道虽不似大人深，但诚以“信而后劳其民”者），以有才术办法、能规劝利民者为下（孟子所谓“法家拂士”，亦即智术能法之士）；如此由上而下，德者立纲、贤者制目，然后才是智者用谋、能者展用的层次，使邪者无以惑、奸者难行诡，突出的是以德为智之宗，以道为术之帅，以此保障德道之贵一，才能汇聚群策群力的智能术谋沿家国一体的方向施展，进而化斥为合、凝心聚力、同向进勉。《旧唐书》亦尝通论由汉至唐之职官层次：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三师，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历代有所不同），“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之后才是尚书令之会决（“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其属有六尚书…。凡庶务，皆会而决之”）、左右仆射之统理（“掌统理六官，纲纪庶务，以贰令之职”）、左右丞之管辖（“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等等。倘若混乱了选拔秩序层次，即便所拔贤德不乏其人，也必难得适任，亦难有为，根源就在于德乖道偏而离乱了上下智术的致力走向，这也是历代衰世虽仍常见贤臣却难再振的通病，如宋神宗以王安石贬韩琦、高宗以秦桧罢赵鼎、明崇祯以温体仁去刘宗周，皆以奸逐贤者也。所以，儒家选官拔黜的首要标准是竞德，而非竞才；《汉书》尝云：“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唐代，许敬宗事太宗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以其才优而行薄故也，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才远不及敬宗，六七年间皆登宰执，是以有贞观之治；至高宗冲暗，重才轻德，敬宗遂得重用（官至宰相），于是附和义府、诬构忠贤、谄媚武后，以至长孙无忌等竟流死，国朝动荡由此而起；玄宗任姚崇、宋璟而有开元之治，幸林甫、国忠遂酿禄山之乱；房琯、元载、王缙、杨炎、常衮皆富具文才而少德操，安史之后相继任相，由是固知唐乱难止也。以此足见，竞德是拔人之首重。当然，德虽至重，而无才仍不足济事，儒家所谓治才主要指开物成务（开物者，在解析事物脉络与机理而能清晰其源流、走向之利弊；成务者，在能将理念、原则措施化实施而逐步达成目标也），必以兼听而高明、集智而深刻，亦有赖于其能群之力（可见儒家的贤包含德，即能群的能力），故其才可由小见大；所以汉代选拔民间德义行著之士，先自辟于公府，至多征为议郎；辟公府者，任以曹佐属吏也；议郎者，论事谏策者也；皆从小任历事，以考察所选之人的才干和专长（能者，再迁；无能者，遣还）。竞德落实的关键，不仅在德义清晰，更重要的是贤名之出、官声之誉，皆来自于下而非自上，这是汉代、初唐拔竞得实的保障。“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清孙嘉淦尝谏于高宗曰：“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因小人无所忌惮）”；嘉淦此言道出了混乱选拔层次的原因，之所以用才而不用德，根源在于恃强以物力而不以人心的急功近利，遂重求用之术而罔顾其害。

《汉书》尝简述当时的社会构架和全民性的人才选拔：“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少学即郡官学。汉代少学、大学为官办；小学、庠序则多为官助民办，且当时并未出现科举，故除大学外，尚无统一规制。唐以后随着科举之兴，始从乡贡走向学校的系统教育，渐使其制度划一；明清的府州县学，基本涵盖了汉代的小学、庠序和少学），其中，秀异者是指学识、品行及能力等方面，族里州乡的共识，同时，由学校甄选只是汉代乡贤荐举的一部分，但无论何种荐举，其核心都在于被荐者笃行德义的程度（及由历事展现的才智能力，尤其是以自笃德义引导民众悦从，而集智汇力对开物成务的深化）。而礼是彰道、显德之器，德道隐而礼显，礼如德道之影，与德道如影随形，故观察其守礼可见其德。所以，儒家治国以教为先，教以礼为形，国家君王率先垂范于前，推行以仁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教化在中，目的是要形成促使人人自觉向贤、奉献社会的激励机制，即所谓礼制激励体系。礼制以个人操守而立选拔依据（选拔所竞之德道），竞其操守选拔而成等级层次（贤德居上之秩序），循等级层次赋予权力待遇（以便于长民治事），从而劝民人人向贤而望修己居上，以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为荣，藉以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礼制以此而成为激励和教化机制也（以操守而定选拔，以选拔而有层级，因层级而赋权力；这是人人皆得“我心同然”的本末与因果顺序，亦即“举直错诸枉则民服”的原因，故能作为激励机制。倘若错乱本末、倒置因果，礼制就会变成枷锁）。可见礼制的根本在于选拔层级的适当，所以，既强调选拔标准体现德合于人性、道凝聚众心的内涵，更需要被选拔者的操守笃实获得民意的普遍认同，故汉代入仕选拔重乡举里选、考核迁转重民声实绩。推行礼制激励体系的关键在于按照尊贤以德序、长幼（亲亲）以齿（年龄）序、贵贵以爵（官职、爵位）序的原则，建立广泛评价、任选、更替的辩证等级制度，以及规范各等级的不同待遇（包括对社会治理不同的能动作为空间）。南朝裴子野尝论述自乡里至朝廷之选举，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唐韦嗣立亦尝云：“古者取人，必先采乡曲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后升之天朝。此则用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说的仍是汉代拔人之道，其中，誉、声者，重其德也，必出于乡曲；而辟于州郡考其才，必以实绩迁转，其中“州郡有声”及其后的官声，皆以民声为重。这基本也是历代选才的通行参照：以个人遵守礼义的表现作为评价个人德贤的标准依据而区分贤、不肖、智、愚、勤、惰…，从而确定尊卑秩序，而且这种评价是从孝悌、仁义、智能、勤俭等多个方面，以个人行为履历加亲、邻、师、友、官评议推荐的方式，既重平素一贯之表现（所谓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又以急难险重或洞察人性的事件为突出点（所谓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从家族、里、乡到县、府、省，乃至朝廷（唐代以后，户籍编制一般千户为县，万户为州府；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京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管理、督察；数家为邻，数邻为保，保有长，以相领、禁约），即如汉代一样层层进行；再根据这种评价结论，按照礼法制度对接选拔，即授予或更替各级的乡官或更高的任职资格（“至乡而为卿”及更高的等级层次），使贤德、智能者参与到相应的社会治理职能中来（赋予相应的权力待遇）。这种源自民间的评价与选拔，包括乡里按人口举三老、孝廉、力田等乡官的定期荐举，以及州郡从中辟举属官，朝廷辟五府、举茂才、贤良、方正等的随时察举（且置专官负责搜德访贤，如南朝“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还有隋以后出现的科举（至科举，除须考试以外，仍注重来自民声的孝行贤绩考察，且科举与荐举一直并行至清末），都注重评价与选拔的普遍性，也是汉以后历代基层官员的主要来源（由基层吏员以勋劳实绩的再迁转，所贯彻的选拔主旨也一样，仍以解析操守履历和业绩为考察重点）。这样，就使这种评价及选拔，为每个贤德者提供了参与社会职能的空间和治理的机会，愚不肖者只能被动接受治理的结果。

在这样的礼制激励作用下，越贤、德、能者（要在笃仁德愈广、行中适愈精）地位越尊，在社会中能动作为的范围越大、层次越高，亦即占有、使用和分配资源的主导作用就越大，包括赐爵、授官、理庶务（如种官田、仓储、修造、垦荒、减赋、赈济、出役等），从家族、保、里、乡到县、府、省各个层级，凡遇决策、量商之事，都会有各级贤、德、能等地位尊者的参与（如乡任三老、州府辟吏、朝廷征士等）；即便去世后，贤、德、能者在乡祠家庙中供奉的地位也相对为尊。越冥顽不化的愚、不肖、惰者地位越卑（此时所谓的愚不肖，由自天赋人同的价值观广泛判断而来，故非仅左右皆曰、诸大夫皆曰者，而已是国人皆曰的公论者），在社会中能动作为的范围和层次越低、越受限制，这也是在清明的时代，愚、不肖、惰者往往穷困潦倒的原因（但在昏暗的时代，这些人往往又会以其取巧奸猾、精于功利的唯利是图而富贵）。这样，不仅可以建立人人自觉向贤、自愿奉献社会的激励机制以和谐社会秩序，从而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更把既贤德且智能的人逐步、逐层选拔出来以为国所用，而且又以源头控制的方式减少愚、不肖者可能对社会的危害。必须认识到：只有越贤德者越居于上，来主导社会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才越会有涵养百姓之心，才会践行更能兼顾于下的中适治道，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均衡分配，以实现儒家人人向贤、劝民进业的目标（故曰：拔人竞德是财货均利的前提。贤德居上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由越有德者主导利用，越能造福于天下万民）。这是古代中国政治清明时，生产力能得以迅速发展的体制性原因。（需要注意：人伦领域的人才选拔体制虽不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但人有恒业的从业广泛性仍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保障）

选拔出贤德者可谓之君子，愚不肖者可谓之小人，但无论君子或小人往往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是德既未及君子又超越小人的中人。礼制教化之行，还在于引中人纳于君子之途，戒小人节于贪纵之欲。这就需要在上者笃仁垂范、凡事导以中适之理的劝率，以使百姓于日常凡事凡务中渐能明于长远，而悦劝受教。即便是愚不肖者，也是可以通过省身修德而重新提高自身在尊卑秩序中的地位的，故孟子有“如耻之，莫如为仁”之论。历史上“浪子回头”例子很多，太甲从被放逐的囚犯，到被伊尹迎回重登帝位而成为一代贤主，是通过个人反省、修德，使尊卑地位重新调整而跨度最大的一例。这些体现抑恶扬善的评判和调整的措施，仍属礼（德）的奖惩而非法（刑）的奖惩，体现以教为主、多德少刑。只要坚持这种评价的持续性和广泛性（如汉代“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选拔就能获得很高的准确率，但也非百分百，毕竟礼是行为规范，有时也会被奸佞虚媚于表邀幸利用，所谓大奸似忠自古就有。

实际上，除了考察士子对经史或某科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外，科举（包括进士与专业诸科）考试也是通过对一些可争议事件的看法，来考察士子的价值观趋向和是非辨别力，或设计一些难题让士子对出解决之策，来考察士子的分析、判断和实干能力，再与以往的履历记录、乡党评价等结合，就可以选拔出可用的人才（也就是说，除了统一选拔标准以外，科举只不过是在原来的评价体系中增加了一些主动测试的内容）。但无论科举还是荐举，只有坚持全民性选拔，才能促进教化的普及和理念的贯彻，这一点从科举的唐代和士族选拔的两晋南北朝的对比（同样无为致乱，但唐代要好得多，既在于唐代更知名教所重，也因变士族阶级为全民选拔，进一步使教化得彰），以及屡出昏聩之君、宦竖专权的明代仍不乏忠良之士（使朝廷纲纪仍得以维系），都不难看出普及儒家教化对维护社会正义和长治和谐的巨大作用。入仕之后，对官员的再考察、再选拔也是连续的，除了主要由吏部根据官声、业绩，结合御史等宪官监督和长官评价等的常规诠选（部举）外，历代还有不少切实有效的官举，如唐代“内五品以上官到任即举自代”的自举（“并从提刑司采访之”），宋代以保举作为选格（铨选的条件），清代京察大计大吏须举、劾属吏等等。同时，对职官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不仅比于入仕前更加全面，而且随官职愈高而愈丰满、愈严格，以励风节，从风宪、科道的举弹纠劾，到考满考察的议叙升黜，以至身后的子荫祠祀（如贤良、名宦诸祠），以及国史馆修大臣列传等，从而促使地位越高者越恒笃于德。由于这种尊贤以德序、长幼（亲亲）以齿（年龄）序、贵贵以爵（官职、爵位）序的尊卑评价体系的有效运行，使每个层级的贤达大多都是从人民中不断被选拔出来的爱民者，同时，对各地民情、政绩的巡查体例(观风、督察），道政（行业管理）、府县（地方管理）的配合与制衡机制，以及百姓越级申述制度的落实，又进一步强化了贤达们在日常政务中的亲民理念和作风，从而在其确定或参与决策的时候，亦即圣贤主（而非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才不会脱离人民，因为他们具有“征诸庶民”的愿望、环境和职责，而能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这是圣贤主能够充分体现民本意志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才使中国古代盛世层出不穷。

古代人才选拔大致分三个层次，“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包括乡里选议、县乡实践、定期举选（入仕以举、服官以选）、监察举刺、官声民意、考功评价，以定实绩、察实贤；这是确定官吏升黜的基本依据。其中，乡里选议相比录叙功臣之后，更能看出人才的本质和初心，同时人才也更了解民间基层，所以汉重之而多贤，宋疏之而多奸。监察举刺要持续，且对权力越大之官，越应全面（监察体制的设计要既能有效防范奸邪，又不能过度。暗刺须依法授权且有稽核，并适时转为明察，才能避免明代之厂监作乱；明察应广听公正且允申诉，并依法公开案情，才能避免武周之酷吏为祸）。官声民意是朝廷观风巡察及后任评述的主要内容，考功评价（考课）则是相关主管部门（如吏部）会同各职能部门（六部诸司）对官员才德成效的综合鉴定。这是中国汉代以来人才选拔及官吏拔黜的基本轨迹，基本构成一个举、选、察、考四个环节相互稽核和支撑的体系。举、选、察、考四个环节都至关所选拔人才的价值观和是非观的统一性认定，故在所竞德义清晰的时代，一个环节失当、其他环节可以补救，如此环环持续相稽互助，使绝大多数奸诈之徒无以遁形、忠贤之士得以脱颖，而通过实践验证，又反过来考查竞德选拔体制的适当及主管此四个环节的职能官员的素质（如：举-礼部科举之公平、选-吏部诠选之适实、察-御史持宪之肃正）。一旦德义内涵不清，奸贤不辩的考选即接踵而至，贞元的宰相陆贽曾分析当时考课之弊：“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畬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核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制课考功，既以任官竞德为前提，又重在察访实绩，核心是考察域内百姓并育不害的程度和层次，但唐代监察本弱，天宝以下，老释之杂日重，至贞元，德义之混乱已至良莠难分，且察访益疏，考功遂奉准于朝廷所定疏简而急功的考课之格（政疏简源于老释之杂，急功利则由叛逆与征讨不息的用度），如此考功，就成了在考官吏腾挪欺诈的聚敛之功，焉能明吏之贤否？以此为升黜依据，必然进一步混乱举、选，故《旧唐书》言“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所以，举必竞以德义，选必依据实绩，察必由自清正，考必明晰功德；举、选、察、考四个环节都是选用人才的重点，不可偏废。

下接：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二）社会秩序、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二）